吴敬琏由学者到政客的蜕变

吴敬琏由学者到政客的蜕变

——读《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

的若干重大问题》一文有感

毛  盾

中共敬爱的党员、《中国改革》杂志原主编现名义主编、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近日在《中国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署名文章，在网上引起热议。于是，找到吴文认真拜读了一番，不禁浮想连翩。现简单记下，与网友共享。

从文章看，内容漏洞百出、逻辑自相矛盾，尽是打棒子、扣帽子的文革语言，不仅与其崇高的学术地位不符，而且给人一种低劣词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详细参照众网友文）。但同时我也认识到此文对吴敬琏先生来说分量很重，因为这是确立吴先生政客地位的一篇政治宣言。从此以后，吴先生就彻底抛掉了其学者的面纱，露出了其政客的本来面部。

如果“人生若如初见”，那么，吴先生给人的是面容慈善、满头银发、有良心的学者风范。但中国古话说得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吴先生不断创造与人新鲜感，先是不良学者的形象，现在则是一个文法卑劣的政客。

为什么一向成稳的吴先生，这时候急于撕破学者面皮，抛出这样一篇水平低劣的战斗檄文呢？

从中国时局发展的背景看，抛出此文，我想，不外乎是想制造舆论、影响十七大以后的政治走向。对中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拐点。至于向何处拐，则看各方面力量的博弈。吴文总共点出了五个问题，前四个问题，以点盖面、无中生有地对政敌打棒子、扣帽子，关键之处，我认为是第五点，即“如何推进政治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在这点当中，重中之重，又是“党政分开”这块。吴文中特别借用小平同志的口指出“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讨论，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联想到去年“西山会议”所宣称的中共是非法组织，即中共领导人是非法组织的领导人；今年上半年有人极力呼吁要在十七大加强党内选举民主，即搞总书记差额选举。矛头所指，世人皆知。吴先生此大胆之举，完全有可能是“戈尔巴乔夫式集团”的有组织、有计划之举。

从吴先生个人立场来看，抛出此文，我想，有以下四种可能或四种都有可能：第一种可能，吴先生本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把在中国建立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为了这个理想，哪怕会彻底损害牺牲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要“顺者昌，逆者亡”。第二种可能，吴先生就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投机者，在判断今后哪个政治走向对自己有利后，抛出一份投名状，从而奠定其先驱者的地位。第三种可能，吴先生是国内某一三角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网上有太多此类言论不多说了）。第四种可能，吴先生是国外资本集团在中国的代理人。

对第四种可能，可能是我疑心臆断，不禁要多说几句。吴先生实在和国外有太多说不清、离还乱的关系。第一，其学术立场转变的突然。吴先生在1982年还撰文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而在1983年至1984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之后一转，而最终成了有名的“吴市场”。第二，和某国大使馆有不清楚的利益关系。据一经济学家披露，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天，某国使馆邀请吴敬琏等四位（其他的几位是人大和理工大的教授）和中共传统经济思想相左的经济学家到其使馆内做客，并表示可以给四位经济学家以利益帮助，如资助子女出国留学等，相应要求四位经济学家按照其要求影响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当时，另三位先生都拒绝，而吴先生则同意。第三，吴先生的经济改革思想大都是在美国形成的，受美国资本集团影响颇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汪康懋先生在不久前文章中透露，“我们每年从福特基金获得资助以后就去请中国改革的领袖，比如说周小川、吴敬琏等等，他们每年到美国来，我们把我们的研究、想法告诉他们，跟他们谈，他们吸收了以后再回来说”。第四，客观实践中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服务。如不断唱衰中国股票市场，客观上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抄底中国股市创造了机会。如支持外资低价入股中国几大国有银行，认为“贱卖论”是忽悠。吴先生曾大言不惭地说“建行的上市已经充分证明了‘贱卖论’的不成立。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到国有银行，必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贱卖不贱卖，市场早有评价。”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市场是有评价，正是建行等的上市，市值的飙升，才正充分说明“贱卖论”的成立。我也想参股国有银行，勇于承担风险，可谁给机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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