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美庐今犹在，应知当年谁荒唐
宋公明
偶然看到一个介绍庐山风光的电视片，其中有这么一段：蒋介石曾把庐山上一座别墅送给了宋美龄，并且手书“美庐”二字，刻在门前的一块石头上。后来1959年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被安排住在这里，有关方面领导怕毛泽东看到蒋介石的手书不高兴，于是就让工人把这两个字凿掉。工人正在凿时，毛泽东正好来了，就问你们这是在干嘛？工人回答说是在凿蒋介石的题字，毛泽东立即制止了他们，于是这两个字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如果不是被毛泽东正好看到制止，那么蒋介石的题字肯定就被凿掉了，那就肯定会被某些人抓住，成为毛泽东的又一条罪状。不是你毛泽东指使的，也是你指使的。
由此可知，有些人表面是替毛泽东着想，是在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但是实际上却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损害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类似情况还有不少，在延安时有个农妇骂雷电为何不打死毛泽东一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当时有人要追查这个农妇，所幸的是又被毛泽东本人知道了，毛泽东制止了对农妇的追查，反而要求有关方面了解农妇为何要骂，结果了解到了边区人民负担太重的真实情况，由此导致了著名的精兵减政的政策出台。那位农妇不仅没有被处罚，反而受到了奖励。
毛泽东历来反对做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就要化大力气，就要触及灵魂，而这正是很多热衷于机会主义形式主义的人所不能做、不愿做、做不好的。
当年的破四旧，有人以为就是打砸抢，搞破坏。其实破四旧出自“十六条”。“十六条”开头就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所谓破四旧，是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显然，这是指思想领域里改变社会精神面貌的革命，而不是一场破坏运动。毛泽东当年不让凿去蒋介石的题字，就是因为这种做法不能解决破除旧思想的问题。可是当年有人却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大干破坏的勾当，典型的就是砸毁了清华大学的二号门门楼。这种形式主义的破四旧实际上是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是借机搞破坏，是对文革的对抗，因此很快就被严令制止了。
在整个文革中，这种用搞形式主义的方式与文革对抗的情形一直不断，如跳什么忠字舞，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搞什么红海洋，都被识破和制止了。当时这类荒唐事不仅能很快被发现，而且很快就被制止，而且能制止得住。毛泽东直到晚年，还在对什么天才论，大树特树什么绝对权威这类形左实右的思潮做坚决的斗争。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的人，有的是一时糊涂，而有的人则完全是别有用心。
毛泽东反对形式主义，反对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问题。从延安处理农妇事件，到解放战争中严令保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文物和建筑，到庐山不准凿掉蒋介石题字，到文革十六条中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是一以贯之的。一般群众不明真相有盲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明知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人却要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
其实早在1966年5月制定文革十六条时，就已经指出有人会打着红旗反红旗，而实践证明，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容易自身隐蔽幕后操纵，特别容易迷惑群众，利用群众，制造混乱，是与正确思想路线相对抗的最好方法。类似凿蒋介石题字的荒唐事，不可能每次都让毛泽东本人碰到并加以制止，于是某些人就借机制造形左实右的事端，明里暗里和毛泽东对着干，日后又以一贯正确的面目出现，把脏水全泼到毛泽东身上。
而这种形式主义简单粗暴做表面文章的那一套办法，现在仍然盛行。例如创建文明卫生城市，首先要有文明卫生的社会精神面貌才行吧？把街上有没有小贩当成是否文明卫生的标准，用城管和小贩进行游击战争，不断上演街头血案，这不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吗？岂不是又是一种形式的极左吗？彭宇案的判决，以帮助不相识的老人不合常理为依据，冲垮了人们与人为善的道德底线，造成老人在街上跌倒无人敢扶，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后的信任和温馨，社会精神面貌被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利害关系所笼罩，这样的城市就文明卫生了吗？社会就和谐了吗？
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GDP，政绩工程，无摊城市，送温暖，公证，认证，资质，标签，达标，评比，排序，立法，但是急待解决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如三农，腐败，环保，安全，房价，就业，医疗，教育，治安，贫困等，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反而是无所事事的机构越来越多，机构级别越来越高，不起作用的法律条文越来越多，装模作样的形式主义花样越来越离奇，形式主义之风越来越盛行，社会精神面貌却每况愈下。表面是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潜规则盛行，在表面光鲜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庐山上蒋介石手书的美庐二字和上面的凿痕，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可供参照且无法掩盖的历史事实，让我们回味无穷。2007，10，1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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