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无情，在汶川大地震中一览无余。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中在校学生的伤亡程度尤其惨重，生理与心理影响不可估量，很难想象学生们在经历自然界的刚性伤害之后，还能进入一种正常的竞争性高考之中。
由于地震发生在上课期间，重灾区的多数学校，普遍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有的县级中学伤亡过半，惨不忍睹。即使学生们能够化悲痛为力量，从噩梦中迅速惊醒过来，重整旗鼓发愤读书，也大多是在相对漫长的生理恢复和心理调整期。假如不得不需要参与到竞争性的高考中，恐怕是从自然无情过渡到了制度无情。
竞争性高考的录取率是个参考指标，而灾区学生即使不考虑身心影响和学业耽搁，起码也讲伤亡率和存活率。假如部分灾区参考学生占灾前报考数的比例约为50%，全部招收也就大致相当于高考平均录取率；部分灾区参考学生占灾前报考数的比例不足50%时，全部招收也令人伤感地比例偏低；部分灾区参考学生占灾前报考数的比例高于50%时，是否应当引入竞争、适度淘汰，就要考问制度文化。
从大难中挺了过来的高三学生，也许寄托着已逝师生们在冥冥中的热切期望，而从多种角度看，又都沦为特殊性的弱势群体。就个人感情而言，就算他们全都免考去读北大清华等名校，怕也难有异议。但北大清华毕竟容量有限，高考制度下的其他考生，仍然抱着竞争中的梦想。因此需要把大学招生的公平竞争和劫后余生的人文关怀合理兼顾起来，充分展示特定条件下的制度柔性。
显而易见，应当界定灾害地区和边缘家庭的受灾程度，划分诸如重灾区、轻灾区等地域范围，据此明确取消特定区域的本期高考，并在一定的过渡时期，给予灾区包括教育在内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实行灾害特殊群体的国家培养制度等，进而研究特殊政策和柔性制度的操作方式。
比如本年纳入免考范围的，应当调取学生档案成绩为主要依据，对于因地震丢失数据库档案资料的，可以组织宽松型的基础摸底。在此基础上，组织实行委培型的单独招生或补贴型的自主招生等模式；或以学生个人志愿为依据，指定学校以底线式或预科式的方式进行录取。
总之，在创新发展中，制度关怀的柔性，完全可以削弱自然破坏的刚性，使人文与自然阴阳调和起来，让社会主义优势看得见、摸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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