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李银河成为防艾形象代言人
笔者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多次入住过上海贵州路铁路招待所，这个曲径布局、木质房间以及红色木地板等构成的别致洋楼，依稀见证着当年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发达色情业。而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许许多多的人间奇迹。中国大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消灭了水吸虫病、消灭了性病、甚至通过艰辛努力，全面改造了旧中国的妓女。
然而开放后的江河与泥沙俱下，让当代中国的色情业死灰复燃，人类超级性病与超级癌症——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艾滋病）的大量传播，成为全球化面临的共同灾难。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纷纷高调出现在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最前沿。根据官方新近公布的权威数据，中国现有艾滋病毒感染者70万人。从事吸毒、卖血、色情业等贫困群体成为重灾区，疫情存在着加速蔓延的严重趋势，防艾形势相当严峻。
艾滋病输入我国的历史，前后不过20多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境内发现首例外藉艾滋病患者起，经历了国际学术交流中由美国专家提供的血制品输入事件、西部地区吸毒群体传播事件、中原地区非法采血传染事件等，曾经远离国人的艾滋病，最终在中国大陆形成了由性行为传染的国际主流传播渠道。数据显示，在70万名艾滋病感染者中，有36万人通过性接触得病，占艾滋病患者比例为51%。这就意味着当前我国的艾滋病流行趋势，主要已经成为性放纵的副产品。
可见，约束自由名义下的性放纵，就是防艾工作的治本之策。据说国际上针对性放纵传播方式推出的防艾“三板斧”（防艾“ABC”），一是节制，二是忠诚，三是避孕套。目前业内推的最卖力的是避孕套防艾法，这显然带有治标性和片面性，而节制与忠诚，是对性放纵的反动，恐怕与李银河等性学专家的习惯思维背道而驰。假如一方面防治艾滋病，一方面主张性放纵，防艾工作顶大天也就事倍功半。
在下愚见，人类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越性。要让李银河等性学专家，把性学研究与实践的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防艾大局上来；把聪明才智和主要精力，用于为强国健民多做实事；把自己锻炼成为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加有用之才，当好防艾形象代言人。这样的话，举国上下的防艾工作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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