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体会

说明：　　　　

这篇文章是七年以前，在上邓小平理论课的时候，讲课的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学习邓小平理论体会的文章，作为这门课的考核成绩，我当时写的就是这篇文章，交了上去。虽然名之曰《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体会》。这个课的老师后来勒令我重写另外一篇，否则就没成绩了，于是我把文中提到社会稳定性的问题略微扩展了一下，勉强应付过去了。　　　　

我本来有志于对社会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的理论全面革新。可惜因为自己是懒惰的人，缺乏毅力缺乏恒心。再加上记性不好，知识不多。后来在这方面，也就没有下太大的力气了。这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也曾经在一些论坛帖过，但都是不完整的，分割开来贴的。现在任由这篇文章废弃也可惜。所以决定还是完整的在网上贴一下。如果还有人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的，或许对他们可以略有启发，或者引起一些共鸣吧。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即便七年后也是没有什么改变，但我对社会形态阶段的划分，和过去意见大不一样了，尤其是封建社会的问题。中国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才是封建社会，这和我原先受教科书灌输影响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了。所以在文章中原本牵涉到所谓封建社会，封建思想这些概念的地方略作修改了（但不排除有个别疏忽的地方还是未改掉），。　　　　

还有一篇我在十年前写的文章，意义可能更大一些。那篇文章需要做的修改要更大一些，所以等修改好了再贴出来。　　　　

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体会　　　　

作者：杜车别　　

一、       引言　　　　

   既然是谈体会，那么我想最好还是把自己的观点坦率地表达出来。我认为邓小平理论是错误的，应该批判它。但是我在这里批判邓小平理论，决不是否认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所起到的积极进步的作用。毫无疑问，邓小平时代相对与毛泽东时代而言是个很大的进步，否认这种进步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如果把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称之为奴才无政府主义（原作封建无政府主义）的话，那么邓小平搞的社会主义可以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当然应该认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比起奴才无政府主义是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前者的批判。这就如同我们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是个进步，但决不能因为承认这种进步就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样。　　　　

而且这里还应该声明一点，对于邓小平本人，如果排除由于现在把他抬得过高而产生的逆反心理的影响的话，我还是应该很尊重的。他虽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理论家思想家，但毕竟不失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实践家，对中国的进步所作的贡献也是不容抹煞的。他的确是象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我自己要是能达到他品格的高尚和精神的健全的五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的程度，也就觉得很高兴了。这里的道理同我们应该尊重孙中山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很显然对邓小平本人的尊重不应该妨碍对他的理论的怀疑甚至否定。事实上邓小平自己不就是一强调再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思想僵化么？而教条主义，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不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就盲目的迷信某个权威或书本上的意见（1）。现在我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认为邓小平理论是错误的，那么我就有必要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这观点可能不对，但它的存在却并非没有意义。所有人的思想都如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那才是最可悲哀的事情。如果一面大嚷特嚷要反对教条主义，另一面却对邓小平理论搞类似于“两个凡是”这一套，不许别人怀疑反对触动，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如果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是不应该的，那么把邓小平理论当作教条当然就更不应该了。　　　　

更何况对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来说，对邓小平思想的熟悉程度是远远超过于对共产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了解。初中高中的政治教科书所灌输给我们的就已经是被邓小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很少有人去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拿我来说，小学时也曾试图去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结果翻不了两三页，就没耐心看下去。到了初中高中，又试着去看了几次，但没有一次不是半途而废的。为什么呢？原来实在是太枯燥太吃力，有时几乎看一句要思考一下，看一句思考一下才能理解作者的意思，否则就简直不知所云。这样一句一句看下去，能不吃力么（这或者是我理解力过于低下，毅力过于低下的缘故）？而后来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就不一样，是出奇的轻松容易，从头到尾一口气就看完，毫无枯燥之感。很显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是更有可能把邓小平的某些观点当成教条，当成不容怀疑的真理的。　　　　

邓小平说：“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了起来。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感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我认为邓小平这里说的话还是很正确的。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以后也不想加入共产党，但是象变色龙一样，环境是什么颜色，自己就也是什么颜色，还是为我所不愿意的。　　　　

另外应该说明一点，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有许多问题都是最简略的谈了一下。　　　　

二、       同解放思想有关的一些问题　　　　

邓小平很强调要解放思想，在《邓小平文选》中也多次提到要解放思想，但他对什么是解放思想却并没有一个完整一致深刻清晰的理解。在我看来，解放思想的前提基础就是要培养所有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使人们能更全面更深刻地思考问题，对于这一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和强调多少次都是绝不过分的；离开了这一点来谈论解放思想，那只能是荒诞滑稽可笑，只能是自欺欺人！邓小平虽然在某些个别的地方也把解放思想同提倡独立思考联系在一起，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对解放思想的理解都是肤浅和片面的，而到了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讲话时更是说出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这样同解放思想和提倡独立思考根本违背的话来。　　　　

从二十多年来所谓的思想解放的实际情况来看，那么问题就更多了。一方面，在学校里，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僵化的教条式的灌输，在报纸上杂志上多的是千篇一律的陈腔滥调；另一方面，在二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就宣称已经有了三次思想解放，他们是把思想解放当作儿戏了！那么“思想解放”的实际效果又究竟如何呢？现在大多数人头脑中的奴才思想、宗教迷信思想、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能捞则捞等思想）可谓甚嚣尘上矣；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农村是赌博盛行（其实不单是农村），莫非这就是被大吹特吹的解放思想的成就么？但是这些思想并不是被他们解放出来的，而是一直就有的，这只能说明他们所谓解放思想的完全失败，因为人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原来那种低层次低水平上。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解放思想主要是为了更新党员干部理论家学者头脑中的某些观念而已。如果是这样，那么很明显，这种解放思想的实质不过是用新教条代替旧教条罢了，同真正的解放思想完全是两码事！　　　　

社会主义需要解放思想，甚至可以说离开了解放思想，社会主义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的解放思想就其实质而言只能是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靠简单的教条式的灌输是绝对不行的。事实上人类认识事物道理的过程是极为艰难困苦的过程，有时哪怕接近真理一小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经过多次的坎坷曲折和多次的反复；事实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无论是具体的还是大概的，都必然要经历一个多次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原来认为是正确的，经过思考之后认为是错误的，经过更深入的思考之后又重新认为是正确的，只不过大部分情况下，这个过程发生在人心灵的内部，宣布出来的又只是最终的结果，不易察觉罢了。而同样接受一个观点，这个人是从肤浅的理由出发，而那个人则有可能从更深刻的理由出发。所以简单地把一种思想判定为旧的、落后的，把另一种思想说成是新的、正确的，然后号令天下来解放思想，而天下人都纷纷欣然从命，昨天还对某事赞不绝口，今天就变成破口大骂，鄙夷至极。这样的所谓解放思想不过是演出一幕滑稽戏罢了！　　　　

显然如果我们稍有理智就可以知道，对于那些做戏的虚无党，随波逐流的庸人来说，这种解放思想是正对他们的胃口，给他们一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反正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下，都可以象变色龙一样，同周围浑然一色，这是动物性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在起作用。如果真的以为这些人什么都不信奉，那当然是不对的，只不过他们不说出来，只按照它行事就是了。对于这类人，解放思想尤其是必要的，但不是依靠邓小平所搞的那种解放思想，而是应该采取点必要的措施来激发他们思考的热情，培养他们真诚地追求真理的态度，培养他们独立深刻的进行思考的能力。很显然要做到这一点，靠压制不同意见的争论是绝对不行的。　　　　

当然我们应该充分的理解邓小平，他之所以对解放思想作那样狭隘肤浅片面的理解，之所以提倡不争论，自然是有他的理由的。在他看来，过分地强调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就会使人们思想不统一，就会使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甚至使国家发生混乱；而不争论呢，按他的说法就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但是邓小平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关于提高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同社会稳定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应该专门写一篇很长的文章来进行论述的，这里由于时间、篇幅、精力的关系，不可能过多的谈论。但主要的意思就是我认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稳定性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消极稳定，另一种是积极稳定。在一种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之后，首先要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使自己进入消极稳定的状态，在没有进入消极稳定之前，就想一下子达到积极稳定的状态，这既是空想，也会在实践上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已经达到消极稳定的状态时，如果满足于消极稳定，不思进取，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自己进入积极稳定态，这同样会产生可悲的后果。而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要想由消极稳定态转入积极稳定态，那就非得最大限度地激发所有人独立思考的热情，提高所有人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可。当然怎样才能稳妥有效的实现这一点，这本身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本身就需要艰苦的尝试和探索，甚至还需要冒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是这样的险必须要冒，如果不想冒这样的险，或者说出什么成本过高的话，那么就用不着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至于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的理由，那就更荒谬了。他大约是忘记了斯大林所说的“谁都承认，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而且说争论会影响他们“争取时间干”，那也很滑稽，因为谁都没有要求江泽民，朱榕基这些搞实际工作的人来争论，他们要想“争取时间干”什么 ，那就尽管干好了。但对于那些专门从事理论工作，宣传工作的人呢？难道说他们也没有时间来进行争论么？在我想来，这些邓小平理论的辩护士与其成天这样白白浪费自己的精力，重复着那些别人的耳朵听了都起了老茧，都感到厌烦的论调，写着那些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如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谁都不要看的文章，他们为什么不能有意识的去和反对邓小平理论的人进行争论呢？如果他们自信真理掌握在他们手中，又何必害怕争论呢？争论只能使他们的观点变的更有针对性，更好的解答别人心中的疑问，使别人更深刻的理解他们，从而能更有效的加强他们宣传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能使他们自己对于问题的认识更加系统全面深刻，从而使他们的理论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并且争论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着。有意识地回避争论，压制争论，其实不过是在回避矛盾，而非解决矛盾。虽然从表面上看，矛盾暂时缓解了，但实际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蕴蓄积累，矛盾会以更为激烈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甚至导致失控的局面。所以与其回避争论，压制争论，还不如使争论制度化规范化，使争论的双方都遵守一定的规则。比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办这样两本杂志，杂志的名字就可以叫《争论》。其中一本杂志是专门针对反共产主义的人士，另一本则是针对共产主义者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这种杂志里的文章应该成对出现。每对的第一篇是宣扬同政府意见相违背的观点，而第二篇则是用政府方面的观点对第一篇加以分析和批驳。而所选用的文章既可以是从别的杂志选摘来的，也可以是投稿，还可以是政府组织专门的理论家学者来写成的。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建议，类似的措施其实可以采取很多。这样做既可以有利于人们提高独立思考能力，解放思想，也有利于官方观点的宣传，应该说好处是远远大于坏处的。　　　　

当然，这里还应该谈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点本身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但问题在于现在有些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停留在一个极其肤浅的层次上。在他们看来，仿佛实践能一劳永逸地给出一个绝对真理，仿佛实践是把人的思考，把不同意见的争论排除在外的，这种观点当然是极其荒谬的。事实上，实践既然是人的实践，就必然包含着人要动脑筋，要思考，要透过事情的表面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否则就不是人的实践了。而且不同的人对同一现象完全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实践本身必然要伴随着不同意见之间的激烈争论，激烈碰撞，而只有伴随着不同意见之间激烈争论碰撞的实践才是真正完整的实践，才可能起到检验真理的作用。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本身所表达意思也不过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可以而且也只能在实践中变得更加深刻更接近于真理，如此而已。　　　　

三、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我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社会。那么谁都知道，这是在说废话，说了等于没说。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就接近于这句废话。不错，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都是社会主义必然会有的现象，但也仅仅是必然现象，把现象当成本质，只会导致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模糊不清，只会导致在实践上偏离真正的社会主义。　　　　

当然，我理解邓小平。他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毛泽东的荒唐统治，他非常想要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要让人们生活富裕这一点。但我怀疑他没有看过《斯大林选集》。其实关于这方面的道理，斯大林强调的并不比他少，而且讲得也比他深刻有力漂亮得多。　　　　

比如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斯大林说：“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¼¼谁需要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因为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的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毫无疑问，个别党员对贫穷和富裕的这种糊涂观点是我们‘左派’糊涂虫观点的反映。‘左派’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的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很显然，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左派糊涂虫）　　　　

而对于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这一点，斯大林的说法也要比邓小平准确深刻得多。邓小平显然不明白解放生产力是个相对性的概念，奴隶制也解放生产力，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解放生产力，而共产主义则更是解放生产力，空洞笼统地说解放生产力，那是毫无意义的。奴隶制的解放生产力是相对于原始社会而言，封建制度的解放生产力是相对于奴隶制度而言的；资本主义的解放生产力则是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的；而社会主义呢，很显然说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那就一定要明确说明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的，否则就毫无意义。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资本主义打破战胜了封建制度呢？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是社会更加富足。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呢？因为他能比资本主义制度创造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使社会富足起来。”　　　　

虽然斯大林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强调的并不比邓小平少，而且论述的也要比邓小平更为准确和科学，但是斯大林却并没有就把这些东西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斯大林比邓小平要高明的地方。事实上，只要对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本质略加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它的不正确来。邓小平的这个本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则是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大约，在邓小平看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两个方面有可能是对立矛盾的。所以，光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还不够，还要用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来加以补充；而光讲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也不行，前面还要加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来补充。而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两个方面恰恰是完全统一的，而使这两个方面完全统一起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本质使得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在相对于资本主义有大的解放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剥削的消除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在叙述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以前，我们先看一下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看法。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就是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的革命改造时期，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因此为了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就必须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大多数人为金钱而劳动，劳动是生命的外在需要，次要需要；而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创造性的劳动成为所有人生命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现在我们可以给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创造条件使创造性的劳动由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外在需要、次要需要转变为内在需要、第一需要，为这一转变的实现提供制度的保证。很显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这样的规定，不仅同马克思的说法完全相符合，而且也完全包含了邓小平用极其罗嗦和含糊不清的语言所表达的内容。　　　　

首先，使创造性的劳动逐步转变为大多数人生命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的过程，本身就必然意味着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解放出来，使生产力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发展。不可能设想，一方面，人们对劳动的态度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却停滞不前，或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的低层次上发展。事实上，创造性的劳动越是接近于人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那么人们学习知识的热情、生产的热情、发展科学技术的热情也就越是高涨，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是和谐，这种情况将会以成百成千倍于资本主义的速度推动生产力的增长，将会创造出资本主义所望尘莫及的劳动生产率，人类的历史也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反过来也不能设想，生产力停滞不前，劳动者对待劳动的态度却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其次，使创造性的劳动变为大多数人生命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本身也就必然意味着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因为在剥削不消除，两极分化不消除的情况下，劳动只能是人的痛苦和负担，只能是外在压力强加的结果，而不可能成为人的内在需要和第一需要。而从另外的角度讲，如果一种制度不能保证大多数人对待劳动的态度向更高层次的转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想发展生产力，又要想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那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公平和效率的矛盾，要想提高效率，就必然意味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平，反过来，要促进公平，就必然意味着要一定程度上降低效率。而在创造性劳动逐渐成为人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在劳动本身越来越成为人快乐的源泉的情况下，在人素质的提高飞速推动经济效率增长的同时，人们也就会象列宁所说的那样越来越“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的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从而使得公平本身不再成其为问题。　　　　

而且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之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这样的规定还包含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所没有的深刻意义。事实上社会主义必然使人过上高度富裕的生活，但富裕的生活对不同素质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于那些把创造性的劳动作为最大快乐的人来说，富裕的生活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物质的条件来进行劳动和创造，作出更丰富和有效的成果来；而对于那些靠着物质利益的刺激，靠着竞争的鞭策才来进行劳动的人来说，富裕的生活会使他们动物性的欲望本能恶性膨胀，变得更加好逸恶劳，种种病态畸形的需要会象病毒细菌一样生长蔓延开来。如果不能使创造性的劳动成为大部分人生命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的话，那么即使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样高度富裕的社会，即使能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那也不过是宣告了人类进入一个全面腐烂，全面退化走向消亡的时代而已。　　　　

从以上的论述就可以看出，邓小平所陈述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错误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那种我发财，也让你发财，大家都发财的狭隘意识的反映。这些人一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想克服这些弊端，建立一个更美好更符合他们心愿的制度；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的幸福观、快乐观本身还停留在资本主义的层次上，难以突破某些思想障碍，使得他们梦想要达到的目标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当然也就更难以找到实现目标的途径。这使得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最终还是要回到资本主义的怀抱中去。如果我们看一下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就可以更清楚这一点。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能解放生产力，同社会主义并不矛盾；另一方面，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同他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矛盾。由于实行同资本主义完全相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和激励机制，那么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解放生产力当然就无从谈起，而剥削、两极分化这些现象却日趋严重。按照邓小平自己所说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那么某种程度上可以讲，实践已经宣告了邓小平理论的失败和破产！　　　　

四、       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¼¼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本来是没有必要对这些话进行反驳的，因为这儿已经不仅是缺乏马克思主义常识的问题，而是缺乏一点起码的逻辑常识了。但是还是应该反驳一下，因为到现在为止，好象还是有许多人在把这些话当成什么了不起的理论发现理论突破理论创新至理名言真知灼见，在那里大宣扬特宣扬。　　　　

从封建社会有市场经济的萌芽、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就可以推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当然是非常奇怪的逻辑！事实上，封建社会当然会有市场经济的萌芽，如果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难道资本主义还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成；现在的资本主义当然会有计划，这正说明了资本主义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毕竟社会主义还不是共产主义，所以一定还会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至于说到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那就更可笑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最根本最基础的区别不就是他们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来发展生产力么？脱离了具体的经济手段来谈论社会主义，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还令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是，邓小平为什么不把这套逻辑也原样搬用到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上去呢？他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公有制经济多一点还是私有制经济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公有制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私有制经济。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经济手段。说私有制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私有制，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¼¼私有制在封建社会就有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私有制。　　　　

当然现在其实已经有人在运用这套逻辑了，这应该说是受了邓小平这种独特的思维模式的启发。如果到最后，他们要把私有制加市场经济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突破伟大创新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那也是非常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结果。我想，到那时能够令人十分感动的大约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这块招牌还能够如此情有独忠如此依恋不舍，不过对于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大约是不会反感厌恶的，而且也是能够体谅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感情的。　　　　

其实要解答邓小平的疑问，要说明为什么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有根本的矛盾，那是容易的。从比较肤浅的角度上讲，从邓小平的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就是不相容的。　　　　

首先，只要头脑不是过分迂腐、过分教条的人就得承认，实行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实行同资本主义完全相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和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再来谈论什么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解放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那当然是在说梦话了。而没有这种优越性，那么挂社会主义这块招牌还有什么必要呢？当然，可能还会有些可怜的老实人说：不是还有公有制么？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不但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市场经济本身特点的发挥。恩格斯其实早就说过：“¼¼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个性经营和竞争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¼¼”。这儿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之所以要废除私有制，正是因为私有制是同工业个性经营和竞争也就是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剥削和两极分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共同富裕，这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一方面，现在的现实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我们也可以严格的证明这一点。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行的是竞争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人们劳动不是因为劳动光荣或劳动本身快乐，而是因为竞争的鞭策。这具体的表现为使人们出于对竞争中获得胜利的渴望和对竞争中遭受失败厄运的恐惧而学习而劳动，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人们“把成就看作不是来自对生产性和思想性工作的热爱，而是来自个人的野心和对被排挤的畏惧”。在竞争中遭受失败和被排挤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概念，而是要依靠大量的、活生生的因为在竞争中失败而在贫困中挣扎而被鄙视被践踏被唾弃陷入悲惨可怕命运的现实的例子，才能起到使人恐惧并激发人进行劳动的积极性的作用。所以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而反过来两极分化又为市场经济提供了活力。假如说没有两极分化，假如说实现了共同富裕，那么市场经济只能是死水一滩。　　　　

当然以上只是从比较肤浅的角度，从邓小平理论本身的角度论证了为什么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有根本性的矛盾。如果从更加深刻的角度，从社会主义真正的本质出发，那么这种矛盾就更加明显更加尖锐更加一目了然。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使创造性的劳动转变为大多人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从而使异化的人变为占有自己本质的人。而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劳动是大多数劳动者的外在强加的需要，是需要通过竞争的鞭策才能从事的活动；而反过来，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又加深了劳动者的异化，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病态需要畸形需要的发展，这使得创造性的劳动离大多数人生命的内在需要更加遥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市场经济的优点恰是市场经济最根本最核心的缺点。如果说市场经济本身就内在的包含了竞争的激励机制，本身就内在地把人的劳动同他获得的收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是没有错的，但这本身就意味着这种体制使得某种低层次的激励机制永恒化固定化，本身就意味着劳动者精神素质的停滞不前是这种体制产生活力的必然前提和必然结果，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只能在一个低层次上发展并且人的异化永远持续下去直至人的灭亡。　　　　

以上当然只是比较粗略地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更为详尽更为深入的分析是这篇文章的篇幅所不能容纳的。接下来就论述一下，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要实行计划经济而且还必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在现在的中国，对计划经济攻击的文章应该是以成千成万来计的，但是我们只要略略翻阅一些书报杂志，就可以看到凡是对计划经济攻击的地方几乎都是千篇一律，象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样。而这些攻击也正表明那些人对计划经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处于一个极其肤浅极其皮相的层次上。　　　　

为了说明问题，我这里引用吴敬琏的一段话：“计划经济的实质，是把整个社会组织为一个单一的大工厂，由中央计划机关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¼¼它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是：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价值判断（单一的利益主体假定）。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集中计划制度就会由于信息成本过高而难以有效率的运转。问题在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因此采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是，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一批人的头脑的混乱在于他们把前提和结果完全给颠倒了！在他们看来为了使计划经济有效率的运转，就必须满足完全信息假定和单一的利益主体假定这两个条件。而在我看来事情正好倒过来，为了使人类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为了使人类免于在不久的将来陷入灭亡的悲惨命运，为了使人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就必须使人类社会满足这两个假定，而实行计划经济正是能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而反过来，这两个假定的满足又使计划经济的运行达到了其所能达到的最高效率，使计划经济的潜能全部的彻底的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从而为计划经济本身的消亡创造了物质上的条件。　　　　

实际上吴敬琏所说的这两个假定，本身就等价于消除人的异化，使人占有自己的本质。而使这两个假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也正内在的包含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第一个假定意味着人类对自身活动达到了最完全最清晰的了解，从而使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将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第二个假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利益对立的假象的消除，主观个人利益同客观个人利益实现统一，从而使“封闭的人”（也就是把个体生命的意义局限在狭小的空间时间范围内的人）转变为“开放的人”（也就是把个体生命的意义拓展到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人）。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使创造性的劳动成为所有人的的生命内在需要第一需要，不必经过太复杂的推理就可以明白，这必然意味着使吴敬琏所说的两个假定成为现实。而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前提条件就是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的的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却成为了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人都想超过别人，都想寻找一个好的机会来谋取私利，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想一下，他自己的利益同其他一切人的利益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计划经济才能为真正解放人的个性，为消除人与人之间利益对立的假象创造条件。　　　　

而单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讲，那种认为只有掌握完全的信息才能使计划经济有效率的运行的观点也是极其迂腐和庸俗的。事实早就给了这种观点以一记无情的耳光！如果说当年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信息的收集处理传递的技术手段还极其落后的情况下，经济的运行效率就能以资本主义做梦都想不到的速度提高；那么在现在人类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传递信息的效率已经有了几千万倍甚至几亿倍的提高的时候，还要不断重复这种陈腔滥调，那就未免太可笑了。　　　　

至于说到激励机制的问题，那么他们所指责的计划经济的缺点恰是计划经济的最大的优点。说计划经济“缺乏刺激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动力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错。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要使经济始终保持活力，要使经济免于陷入停滞的境地，就必须时刻采取切实的措施使劳动者的精神素质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也正因为这样，实行计划经济才是使创造性的劳动成为逐步成为大多数劳动者生命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　　　　

那些认为在劳动者的素质还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层次以前，计划经济就会处于没有活力没有效率状态中的人只能说头脑太僵化了。事实上，决定计划经济效率活力的并非是某种静态的标准，而是一种动态的标准。也就是说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的状况同劳动者的精神素质的状况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达到了如此高度的统一，当劳动者精神素质停滞不前时，在经济上就会表现出同样的情形；而当劳动者的素质处于不断进步的状态时，经济上就会表现出充满活力飞速发展的状况，所以这里有决定意义的并不是劳动者的技术素质处在哪个水平线上，而是劳动者的素质是否处于一种动态的不断向前发展的状况中。　　　　

当然对于那些头脑极度僵化思想被限定在被束缚在一个狭小的铁笼中的人如吴敬琏高放于光远樊纲之流来说，要理解社会主义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一点可能还是是极其困难的。根据我的观察，在这些僵化教条的人头脑里存在着三个思想障碍心理障碍，如果不能突破这三个思想障碍心理障碍，那么他们就永远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必须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一点。　　　　

这三个思想障碍中的第一个是“恐高症”，说得完全一点就是恐“高度集中”症。有些人听到“高度集中”这四个字，就要吓得魂不附体骨软筋麻屁滚尿流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在这些可怜人的僵化头脑中，高度集中同民主是截然对立的，高度集中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效率底下，高度集中必然会压抑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而实际上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实际上，高度的集中同真正的民主必然是高度统一的，实际上只有高度的集中才是实现真正完全的民主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只有高度的集中才能为彻底上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提供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实际上只有高度集中才能为劳动者的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热情象太阳放射能量一样喷涌打开广阔的通道。　　　　

我们先来看看民主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把民主定义为最优决策机制。有时间约束的最优决策机制是广义民主，无时间约束的最优决策机制是狭义民主。民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和纪律，谁不遵守这种纪律，谁就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纪律就是参与决策的每个人都必须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前进行认真深刻的思考，每个人都必须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每个人都必须对别人的不同观点认真听取和认真思考，决策一旦形成后必须得到最坚决的执行，在规定的一段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必须根据决策的预期效果和实际效果来检验评价决策的优化程度。毫无疑问，在给定的时间约束条件下，参与决策的人素质越是高，参与决策的人数越是多，那么这种民主也就越是完全和彻底，从而也就越是接近民主本身的消亡和自由的实现。毫无疑问只有在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才能为这种铁的纪律的严格执行提供前提条件，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毫无疑问只有在高度集中的情况的下，才能最切实有效的提高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人的精神素质，从而增加参与决策的人的数目。举个具体的例子，当一个企业生产产品的种类和数目都有这个企业自己来决定的时候，这时就使得这个企业的劳动者把思想局限在一个狭隘的范围里，阻碍了他们精神素质的提高，从而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民主程度。　　　　

关于另外的几个问题其实可以放在一起说。在市场经济或经济还不是高度集中的情况下，那些由企业和个人来操心的问题，那些把个人压抑得透不过起来，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和灵魂的问题如怎样使自己的企业在竞争中压倒对手，怎样使自己能不陷入贫困的厄运，使得大多数人只能畸形片面的发展，只能考虑那些跟自己和自己的小团体利害得失紧密相关的问题，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或者根本就没有兴趣来考虑同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问题，也没有可能来从事那些能使自己获得全面发展的活动。这时的人是异化的人，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他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这时的人也是封闭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由异化的人和封闭的人组成的社会当然也就是异化的社会和封闭的社会）。这时候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当然是不可能消除的，而劳动者的积极性当然也就只能在一个低层次徘徊。而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情况下，就为这一切的根本改观提供了前提条件，就能使得劳动者有更多的兴趣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使自己全面发展上来，而人的全面发展又反过来使得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更有活力和更有效率，并最终为计划经济本身的消亡创造了条件。　　　　

当然由于习惯思想习惯势力的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要人们一下子来理解接受高度集中，还是很困难。但我想人们从自然界中是能够对此获得一些启示的。事实上，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的过程正是神经系统从分散到高度集中的过程，而最高等的动物——人的神经系统正是最高度集中的。按照有些人的思维模式，他们恐怕很难理解为什么人这种动物会存在。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高度集中的系统是无法掌握完全的信息的，是无法面对信息的“爆炸”，是要“求解有几千万个未知数的均衡方程”，而且信息的传递还要“经常发生延误和拥塞”，“由于传输经过的环节太多，信息不免扭曲”，“为及时取得保证系统畅通运作所必须的全部信息，其成本几乎是无限大的，因而是决不可取的”。因而按照他们的观点，人这种动物是绝对不应该存在的，或就算是存在，也应该把它列入最低等的动物。而高等动物是应该象蚯蚓这样神经系统比较分散的，你看，把蚯蚓截成两段，它还能活，这是多么高等啊！　　　　

当然，只要不是神经错乱的人就不会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应该问一下吴敬琏哈耶克之流，你们头脑何以僵硬陈腐教条庸俗到这样一种不可救药的地步（偏偏这些可怜的人还自以为是思想解放，其脸皮之厚也是不可救药）。的确人的大脑所要处理的信息量之大是惊人的，光是人在走路奔跑是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所要处理的信息就会令任何先进的计算机望而生畏，但是大脑难道是靠解几千万个未知数的方程来做到使身体的平衡的吗？你们也太僵化太教条了一点吧！请几个力学家根据脚的结构，每块肌肉的位置、作用，以及地面的状况，风力的大小方向来列出相应的力学方程式并解出这个方程式以求得大脑在每一瞬间应该发布的指令，那当然是有可能的，不过这样人走路的速度恐怕是会慢到可怕的地步的！更何况人的大脑还未必会有这些力学的知识吧？　　　　

当然把人类社会同人这种生物作类比，可能有些人会不同意，但从本质上讲这道理还是相通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将越来越起到脑细胞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计划经济中的高度集中同生物神经系统的高度集中相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高度集中。　　　　

以上仅仅是从理论上对“高度集中”的问题作了一下最简略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高度集中问题作一下分析的话，那么对问题就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回顾一下社会主义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除了斯大林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恐高症”。由于那种极端僵硬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实行高度集中的必要性，于是进行所谓放权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越“改”越糟，越糟越“改”，形成恶性循环。真正应该进行的改革，真正应该进行的制度创新一点都没有，离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近，直到最后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彻底投向资本主义的怀抱。比如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经济还在高速增长的时候，赫鲁晓夫就进行了以放权为特征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终止了斯大林开始的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的大改革，进行了倒退），结果使苏联的经济出现了混乱，经济发展每况愈下。从苏联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科技发展速度最快，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正是经济最高度集中的时候。而中国的情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也是一个患有“恐高症”的人物，还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956年就不顾实际情况，在那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作用下，胡说什么“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1958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进行了所谓的改革，实际上的倒退。其结果如何呢？当然我是用不着多说的。　　　　

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关于“高度集中”的思想障碍只能说到这里了。　　　　

接下来谈一下第二个思想障碍，就是关于所谓的物质利益的问题。事实上，任何共产主义者都不会否认社会主义必然使人过上高度富裕的生活，也决不会否认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略微迎合一下一部分劳动者的那种落后的生产积极性。但有些人的理解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把某种低层次的激励机制神圣化、永久化、固定化。在他们那种僵化的头脑里连想都不会想一下，任何激励机制都有其适用的时期范围，超过了这个时期和范围就应该被淘汰而且也必然会被淘汰；当然他们就更不会理解，连激励机制本身最后也会消亡，也没有任何必要再继续存在下去。那些庸人用“物质利益原则”这个名词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既在他们看来：劳动，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永远只能是生命的外在需要，永远是需要通过某种外在的东西如金钱或别的什么东西加以刺激加以激励 才能从事的活动。而且据他们自己说，这样才符合唯物主义，否则就是唯心主义。我想还是让这种可怜的唯物主义见鬼去好了，它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些人头脑僵化得好象是处于某种纯静态的空间一样，他们脑子里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创造条件使创造性的劳动成为大多数人生命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就象杜勃罗留勃夫所说的：“有许多人简直想象不出，人可以平着爱好而工作，可以凭着热情而工作。请读一下经济导报里的这种说法吧，假如平均分配财富夺取了私人对于蓄积资本的刺激，那么大家都要因懒惰而饿死了¼¼”，“我们以为，幸福是在劳动中，因此我们认为劳动对人是自然的：可是经济导报却坚信，人们懒惰是自然的，因为幸福在于资本的利用”。　　　　

 象樊纲之流自称是立足于现实，他们承认：在现实中的确有一部分人把创造性的劳动作为生命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对这些人来说劳动本身就是最大的快乐。可是他们认为在现实中，这种人仅仅是少数，而制定政策是不能以少数人作为立足点出发点的。但我不明白何以他们的头脑就僵硬到这样的程度，究竟谁告诉他们说：少数与多数是截然对立的，不能转化的；又是谁告诉他们说：立足于现实就是把现实中的某些现象，某些情形当作宝贝一直保留下去而不去设法改变它。　　　　

当然，那些可怜的经济学家还会告诉我们说，他们进行的是实证分析，而非规范分析。但他们所谓的实证，所谓的规范只能反映他们太蠢且太低能了一点，而且也太喜欢跟在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屁股后面把他们的话当成教条罢了！实际上把实证和规范区别开来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从来就是紧密交融在一起，密不可分的，把它们机械割裂开来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僵尸态度。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当然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但反过来说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同样正确，因为万事万物都在不停的变化发展，每一瞬间，存在都在变为不存在，只有认为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事物才会发展。　　　　

那些可怜的经济学家还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把人人是‘雷锋’当作制定生产计划和设计劳动管理制度的前提”。但是按他们的意思应该把什么当作前提呢？大约是把迎合人们的庸俗心态市侩心理当作制定生产计划和劳动管理制度的前提吧！但是迎合只能导致堕落，如果一种制度是迎合大多数人的庸俗心态，那么这种制度只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是社会主义，那就是应该引导人们而不是迎合。事实上，如果他们把大多数劳动者对待劳动的态度看成是根本不能改变的话，那就千万不要来谈论社会主义，也不要挂社会主义的招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才能最有效的发展生产力。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最后一个思想障碍。这个思想障碍简单的说来就是，在邓小平以及樊纲于光远吴敬琏这些人看来，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少部分人，也就是象他们这样的一些精英，才能尽心竭力的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角度考虑问题，当整个社会的状况比较糟糕的时候，他们就痛心就难受，并且要不顾个人得失安危的去设法改变这种状况，当这个社会的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就会感到快乐舒服；而对大部分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是只能首先考虑个人及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利害得失的。如果我们看一下一些经济学家的书，就会发现这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一方面，他是在竭力向人们表明他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人们如果相信他的理论就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整个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他又告诉人们因为大部分人是只能首先考虑个人及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利害得失（注意：我这里不用个人利益或团体利益这些词，因为可以严格证明它们同社会利益是完全同一的），所以计划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的，必然是不合理的。这样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些特殊的人了，而他们却显然又没有兴趣去分析去说明造成这种“特殊”的原因道理。而我的看法却恰好相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人，实际上任何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正常人，他都必然会这样一种社会本能（注意我这里用的是本能这个词，也就是说它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是只要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就必然会具有的发自内心的需要和愿望），使得他自觉不自觉的从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只不过在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大部分人的这种本能被强烈的压制了下去，只有少部分人的这种社会本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异化），这也就造成了一种错觉，形成了一种思想障碍，使得人以为这种本能是只可能被少部分人所拥有的。而实际上，只要我们能创造恰当的社会条件，那么所有人的这种社会本能都可以被释放出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　　　　

上面所说的三个思想障碍中只要有一个不能被突破，那么他就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但归根结底这三个思想障碍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只要能深刻的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突破这三个思想障碍又并非难事。　　　　

五、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　　　　

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邓小平有这么一段话：“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这儿邓小平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他的错误是从毛泽东那儿沿袭来的，同毛泽东的错误一脉相传。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参考一下张闻天的意见。张闻天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其本质应是一个东西：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与不断提高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统一。基本上是统一的（生产为了满足需要），但有矛盾（生产不能满足需要），这种矛盾统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统一的表现形式”　　　　

我认为张闻天的意见基本上正确（除了最后一句话，因为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两回事）。这里张闻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应是指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是社会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我们把斯大林所说的这条规律同邓小平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是何其相似。而事实上，邓小平也正是犯了把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当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错误。他不知道，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在创造性的劳动还没有成为大部分人的第一需要的时候，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永远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需要总是高出于生产所能达到的水平，并且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的发展发生量的变化乃至质的变化。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正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决定和影响着社会主义时期其他一切的矛盾。如果生产和需要的矛盾解决了，那也就意味着创造性的劳动已经成为人生命的内在需要第一需要，当然也就宣告了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结束，人类也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要理解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考虑。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但这种满足又不是消极地去满足去迎合，而是伴随着对人的需要本身的改造和引导，使人的需要向更健康更合理更高的层次发展；而且生产的发展本身又为创造性的劳动成为所有人的第一需要创造了更为完备，更为充分的物质条件。而另一方面，随着人的需要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随着创造性的劳动越来越成为所有人的第一需要，生产力本身也将得到空前的解放，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也将得到最为深刻最为巨大的变化。　　　　

事实上深刻的理解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使创造性的劳动成为所有人生命的内在需要和第一需要，也就不难理解社会主义的根本矛盾。解决社会主义根本矛盾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社会主义根本矛盾被解决的时候，也就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　　　　

接下来说明一下，为什么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和需要的矛盾获得了解决（当然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就一定会产生）。实际上，我们只要考虑到在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性的劳动成为所有人的第一需要，那么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　　　　

首先物质资料的生产将实现完全的自动化，人类的劳动也将基本上退出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全面转向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在共产主义社会，产品将不再是生产出来再等待人去领取，也不会有任何类似于商店这样的机构，而是你只要在某个地点将所需要的产品的信息传送到某个类似与网络的系统中，那么这个产品在瞬间就可以被生产出来，并通过某种输送系统立刻送到你所在的地点。更为重要的是即使这个产品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是完全由你自己设计出来的，只要你输入足够的信息，那么它也能够被立即生产出来；或者你仅仅只有对具有某种用途的产品的构想，而不知道具体的产品应该是什么样，那么物质资料生产系统也会根据你的构想，自动收集信息，把产品设计生产出来；而且这个物资资料生产系统也能自动根据科技的进步进行不断的自我更新。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将会是爆炸性的增长，而且由于科学技术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力将会以几百万几千万倍于现在的速度发展，人类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纪元，不但能够由第零类文明转入到第一类文明，而且变成第二类文明也并非太遥远的事。一般来说，只要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最多只要五十年的时间，这样的社会就会变为现实。　　　　

其次，由于在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性的劳动成为所有人的第一需要，这时一方面劳动本身就在满足人的第一需要；另一方面，也不会出现由于没有外在的强制性的约束，人的各种需要欲望病态发展，恶性膨胀的局面。事实上，人实现了真正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为这时的人是开放的人，他已经把整个人类的生命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他想要做的当然就不可能是损害人类的事。　　　　

六、       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及其依据　　　　

社会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1、社会主义探索阶段；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在社会主义探索阶段，一部分国家已经自称在建设社会主义，但人们对社会主义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清晰深刻的认识，所建立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也不能完全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时甚至是把国家资本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本身。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对社会主义已经有公认的清晰深刻的认识，并已经建立起了能同资本主义明确区分开来并显示出优越性的制度，但共产主义道德（这个概念只在社会主义时期有意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道德本身就消亡了）还没有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共产主义道德已经深入人心，但创造性的劳动还没有完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　　　　

我在这里划分社会主义各阶段所根据的并不是生产力状况，而是人的意识状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的原理，用人的意识状况来判断社会存在更为科学合理，因为意识所反映的存在往往是已经站住脚跟的，更为稳定和牢固的存在。　　　　

七、       生产积极性、生产关系、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有许多人往往把生产关系与生产积极性之间的矛盾当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他们看来由于生产关系压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也就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需要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一解决这个矛盾。他们的想法当然是错误的，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同生产关系与生产积极性的矛盾完全是两回事。　　　　

举一个最简单，最明显的例子。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毫无疑问早就出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了经济危机。但是在他们那儿生产关系与生产积极性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显然没有。因为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始终是配合的相当好的。由于有残酷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所以大多数人都比较卖力的工作、劳动，以免在竞争中遭到失败被排挤的厄运。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可以提出一个论断：生产关系永远只能落后或适应于生产力，谈论生产关系领先或超前于生产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生产力永远是最革命最进步的因素，它永远走在最前面。现实存在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领先超前于生产力。要么这样的生产关系根本就不能构建起来，如果能构建起来，那就只能落后或适应于生产力。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生产积极性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积极性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归根结底是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根据存在决定意识，意识落后于存在的原理。我们同样可以提出一个论断：生产积极性只可能落后或适应与生产关系而不可能领先于生产关系。　　　　

我们如果用一个式子来表达生产积极性、生产关系、生产力三者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生产积极性£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矛盾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必须改变生产关系来同生产力相适应；同样道理，生产积极性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同样会阻碍生产力，这时就必须改变生产积极性以同生产关系来适应。　　　　

这里应该指出一点，前面说过任何现实构建起来的生产关系无论有多么先进也不可能领先超前于生产力，最多只能适应于生产力，但这决不是说可以不顾条件任意实行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个社会中之所以不能实行过于先进的生产关系，并不是害怕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是因为过分先进的生产力必然会同落后的生产积极性之间产生极其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但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会使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加。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之所以完全正确正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积极性之间的矛盾。　　　　

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积极性之间的矛盾。制度的变革不仅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也必然意味着生产积极性的变革。在剥削社会内部的制度更替中，生产关系同生产积极性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十分尖锐化，而且矛盾的解决也比较快。因为这时的制度变来变去还是剥削制度，引起的思想意识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量变而非质变，所以这个过程相对来说可以比较轻松容易的完成。而如果是以社会主义这种非剥削制度来代替剥削制度时，生产关系同生产积极性的矛盾就相当容易尖锐化。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突然变动（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代替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一共产主义的道德意识来代替充满在市侩、小市民、农民头脑中的封建意识、资产阶级意识本身就是极其艰难，极其艰难的过程。　　　　

列宁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开始就极其明确的提出了要用完全新型的生产积极性来代替资本主义中劳动者那种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在竞争的恐惧中挤压出来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他们也明确的指出改造生产积极性的过程是不可能自然而然，自发的完成的。列宁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世间最可怕的力量，而社会主义就是要同这种最可怕的力量作最坚决同时也是最艰苦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　　　　

但邓小平显然没有能领会列宁和斯大林的看法。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说：“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固定不变的形式，要看那种形式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那种形式。”生产关系他知道是不能固定不变的（事实上，社会主义本来就是要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代替某些人认为可以固定不变万事长存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生产积极性在他看来就是可以而且应该固定不变的了！而且邓小平还认为社会主义应该解放生产力应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难道他认为不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革命性的进步，不改变劳动者对待劳动那种斤斤计较的态度，不激发起劳动者对待劳动高度自觉的热情，就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莫非在他看来这种劳动生产率是可以从天上掉下来的。　　　　

正因为有些人根本没有理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同资本主义相比有本质性的进步，所以就产生了一系列极其糊涂的思想。他们对计划经济大肆攻击，对按劳分配的作用糊涂不清，对竞争和竞赛的区别也是漠不关心。他们一提起斯大林所创立的经济体制，就指责这种体制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他们仿佛根本无视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经济飞速发展。科技进步一日千里这一事实；他们也仿佛根本不去考虑斯大林所说的，没有千百万群众的劳动高涨和劳动热情，就不可能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高涨，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旧的生产积极性，而没有新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的思想极度僵化，在他们看来，生产积极性是不可动摇，不能改变，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他们看不到在斯大林的政策里，包含着一种全新的东西，在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中找不到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使得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产生了千百万群众的劳动高涨和劳动热情。　　　　

这些人看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生产关系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矛盾，就吓的要命。他们不明白，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生产关系同生产积极性之间的矛盾，那么这种生产关系也就不可能是改造生产积极性的必要条件。所以那些可怜的人大嚷特嚷的计划经济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不过是由于他们无知才产生的荒谬看法。事实上，对社会主义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否压抑旧的生产积极性，而在于如何才能激发出劳动者新的积极性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正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积极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接下来，本来还应该讲一下如何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问题，但由于这要牵涉到对利益的本质、快乐机制结构层次的划分等问题进行详尽细致的分析，而现在时间精力都不够所以只好从略了。　　　　

九、邓小平理论错误形成的历史基础　　　　

这儿的意思是从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的角度分析一下邓小平理论错误形成的历史根源。　　　　

我们先引用列宁的一段话：“落后的或发展速度落后的经济关系，往往使一些拥护工人运动的人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要求而不能坚决抛弃一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特别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切传统思想。”　　　　

列宁的话从表面上看好象同事实有些不太符合，因为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生产关系相对落后的国家反而更容易受先进思想的影响。要分析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应该从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区别以及制度的稳定性角度来进行研究，这里由于时间精力的关系，没有办法就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但无论如何从列宁的话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到一些邓小平理论错误形成的历史根源的启示了。　　　　

如果我们在用马克思的话来对列宁的话进行补充，那我们对问题就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而所谓“这个国家的需要”本身就是在原来的生产关系，原来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只不过这是一种“否定”的需要。由于社会矛盾的深刻、国家的落后迫使进步知识分子不得不对原由的一切进行怀疑乃至否定。如果原有的生产关系高，所做的否定也就相应高一个层次，如果原由的生产关系低，则所作的否定也就低一层次。　　　　

在生产关系高，但社会稳定性也高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思想界就容易趋于保守，不容易接受新的思想。而在生产关系发展水平比较低，但社会稳定性也低的国家，容易接受新的比较激进的思想，但又容易歪曲片面的理解接受新思想。而在稳定性同样低的国家，那么在生产关系比较高的那个国家就更容易出现完整深刻地理解接受新思想的人物。我们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同解放前的中国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了。俄国的生产关系比中国要先进，而社会矛盾却和中国同样深刻，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国的知识分子中就更容易出现象列宁、斯大林这样的比起中国同类型的人物更完整更深刻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物。　　　　

中国本来是一个次殖民地到半殖民的社会，在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本来所能真正理解接受的就只能是激进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已。而现在之所以有许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立场上，在歪曲理解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接受而来的。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其本质上也就是一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罢了。　　　　

但即便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已经算得上是了不起了，中国的大多数人是连部族专制社会的奴才思想都没有摆脱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头脑中在无意识的思想习惯里仍旧不可避免的受专制奴才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表现也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　　　　

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经过满清三百年蹂躏的国家，能克服部族专制社会的后遗症，能有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那也是非常了不起，也是社会的大进步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国的基本国情吧。而邓小平的理论错误所赖以产生的历史基础也正在于此。　　　　

如果更具体一点说，中国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次殖民地社会和半殖民社会，大多数人的本能欲望处于被极端压抑的情况下，连生存都成问题，更无暇顾及其他。在这样的情形下把人生的幸福看成是尽可能更多的满足欲望本能，尽可能多得追求物质享受，也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从而把理想社会幸福社会看成尽可能多地满足每个人的兽性、动物性的欲望本能，把兽性动物性看成是人性正是最合理最应该不过的事情了。这样，不能理解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无代价无报酬的劳动，不理解劳动本身就能成为快乐的源泉，不能理解本能欲望的快乐机制只不过是动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行为动力机制，并非是什么神圣不可变动的事物也正是当然的事。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错误形成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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