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不高兴》请教《新京报》

　　3月24日《新京报》C10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网民喊打《中国不高兴》”，内容是从商业市场的角度评价一本名叫《中国不高兴》的书。姑且当作这本书与我没关系，看了这篇文章后，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要请《新京报》的某些记者和编辑指教一二。
　　先从该篇文章的结尾说起。写文章的记者调查了几个书店，用客观的手法描述了一个现象：《中国不高兴》在某些书店根本卖不动，在某些书店没有上畅销书排行榜，在某些书店销售平平，只有在一家书店销量过千。这段结尾有一个小标题，叫做“换马甲读者也不买账”。我没有调查过各家书店，于是，对于《新京报》记者的调查结论全盘接受。那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商业市场销售的成绩好坏，是否代表这本书社会评价的好坏？
　　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小标题和内容来看，我的理解是，《新京报》的部分记者、编辑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网民不喜欢，所以喊打，所以市场销路不好。不知反过来是否也成立：因为销路不好，说明群众不喜欢，所以该打。这样一个关系，大概可以描述成：市场说好就是好，市场说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市场就是老大。而且，《新京报》这篇文章的调查结果，也成为这个观点的有力证明。因此，在这个小节里，我对于《新京报》某些记者、编辑写文章的立意和行文表示认可。
　　但是，回到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就有点困惑，文章引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说：当年的《中国可以说不》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如今换了个马甲，读者是不会买账的。显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上市的《中国不高兴》也是商业行为。如果说这里只是引用别人的话，似乎不能代表《新京报》某些记者、编辑的意思，那么，同样这篇文章，在《新京报》的网络版上，有另一个大标题：“《中国不高兴》被指‘商业马甲’”。记者是同一人，全文小标题也一样，全文内容没有一字一句地对照，想来也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新京报》的纸媒和网络的同一篇文章，也换了一个“马甲”。所以，我认为，在“马甲”上做文章，对于《新京报》来说，应该意义不大，以避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新京报》本身也是马甲换来换去，你又何必挑剔别人是否换马甲？再说，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再怎么被指是换马甲，内容还是有不同的。而贵报换马甲，内容却完全一样。真省事。
　　马甲问题只是一个小插曲。我最不明白的是，文章结尾给我的理解是，市场是一个试金石，是好是坏，市场自己会做出判断，而且，《新京报》也确实是用市场的效果来证明自己的这个结论。因此，市场是个照妖镜，是个好东西。而在文章的开头和这篇文章的“马甲”标题中，这篇文章的记者和编辑，显然给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因为是市场行为，所以不值得赞赏。那么，请教《新京报》的某些记者和编辑们：应该接受你们的哪一个结论？这两个结论真的是矛盾的，因为，既然市场行为不值得赞赏，你们又何必去寻找市场的数据？你们又何必用市场数据来支持你们的观点？既然文章鄙视市场行为，又拿市场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究竟能证明什么？所以，还望不吝赐教。
　　其实，说市场好或不好都很正常，关键看谁在说。比如某一个人，一贯主张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因此，如果从他嘴里说出来，某个行为就是商业炒作，商业马甲，所以一钱不值。不管他的结论对不对，我觉得，至少他在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运用它不变的原则来评价事物。因而，在学术上，他有一种纯洁性；在人格上，他有值得尊敬的坚持。同样，如果一个人一贯主张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那么，他为市场经济叫好，批评一切非市场化的行为，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新京报》的这篇文章，在这个问题上让我看不懂。
　　根据我有限的了解，《新京报》的背景应该是市场经济坚定的倡导者、支持者、拥护者，因此，它用市场效果来评判一个事物的好坏，与它的一贯原则是一致的。既然如此，它又为何因为某个行为是商业行为、市场行为而表现出居高临下的不屑呢？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可以说不》面世的时候，这种现象就已经出现了。当年有相当一部分批评《中国可以说不》的人，都是市场化的坚定支持者。然而，在面对《中国可以说不》不俗的市场成绩时，他们又非常奇怪地指责它“只是一个市场行为”。难道，这些市场化的支持者认为，《中国可以说不》的市场成绩，只有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和支持下，才是有价值的？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观念，十几年后居然在对《中国不高兴》一书的评价中再次出现。犯一次错误可以谅解，同样的错误犯两次，而且还隔了这么多年，说明了什么？是否说明没什么长进？
　　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新京报》的某些记者和编辑总之是不喜欢《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因此，他们一方面正确使用了他们一贯的市场化原则，用市场效果来说明《中国不高兴》没什么价值。另一方面，他们还不过瘾，又使用了与他们市场化原则相矛盾的另一种评价标准，将《中国不高兴》认定为只是市场行为。所以，殊途同归，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不高兴》没什么价值。结论我们不管它，我只想问：《新京报》的个别记者、编辑大人们，难道没觉得在同一篇文章里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吗？难道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一定要批判，就可以不顾学术的纯洁性、原则的连续性？你们是否认为《中国不高兴》由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大力组织、推广，才不是市场行为，才是有价值的？想必你们不会同意这个结论吧。
　　我觉得，如果贵报坚持市场化，就应该坚定地接受市场原则，接受市场给出的数据和效果。如果贵报还没有想放弃市场化原则，就不应该因为别人是市场行为而指责。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应该不难懂。市场的数据和结果，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民主选择。贵报的某些记者、编辑不会因为民主对自己有利就支持它，对自己不利就反对吧？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用词，特地指出，犯这个自相矛盾错误的，只是《新京报》的“某些”、“部分”、“个别”记者和编辑。我没有忘记，不要因为个别人的错误打击一大片，把《新京报》的所有记者、编辑都认定为犯了错误。因为我相信，《新京报》的绝大多数记者、编辑还是有职业素养的，完全有能力发现这个自相矛盾的错误。循着我的这个理解，我同样建议《新京报》的某些记者、编辑，以后再下标题的时候，应该在“网民喊打”前面，加上“部分”两个字，否则，随意变成全称指代，是对于相当一部分“网民”的不尊重。有个成语叫“强奸民意”，大概就是指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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