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任继愈先生也能写一篇牛棚杂忆之类，想来也会名声更加辉煌
由任继愈先生六十年代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一直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为国家培养了一代代哲学工作者。人的一生仅此一项贡献就足以在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一生的辉煌了。更何况，七十年代后期，任继愈先生接下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任继愈先生认为佛教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为研究对象，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也就是这些文章，使他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相比之下，季羡林的的梵文研究怎么能与任继愈先生把毕生精力主要用于对中国青年一代的马列主义传播、教育，用马列主义唯物主义观点吸收中国文化方面作出的伟大贡献相提并论？
然而，两人同时去世，待遇却大不相同，一个是风光无限，一个是门前车马稀。
剖析其中奥妙，或许正是由于任继愈先生没有能够全面否定自己前三十年对马列主义的宣传，没有象季羡林那样写出文革遭受迫害的成名作《牛棚杂忆》伤痕文章，以至于直至死后，都没有能够受到政治大人物的青睐。
本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任继愈先生也曾经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并且，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以致失明；左眼视力也受到了损害。下放期间把眼睛都弄瞎了，这样的遭遇若是写出来，相信一定比季羡林《牛棚杂忆》更能让人愤慨，更能赚取无数人的同情的眼泪，可是人们却没有看到任继愈这方面的回忆。
相反，任继愈先生对现实的教育却提出了诸多的不同看法，据王丽在其《大音希声——悼任继愈先生》一篇博客中回忆说：
“最近的一次去看他时，保姆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人也不太认得。我进了病房，见他躺在那儿，眼睛似开似阖；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正发着烧，形容十分衰弱。我凑近试探着叫他，没想到他立刻认出我来，睁大眼睛点头说：“恩，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可我不敢跟他多说。“中学教育比小学重要。”他忽然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说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小学是一段，中学是一段，大学又是一段。中学的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他很用力地说着，一字一句，虽然口齿有点不清。我赶紧唯唯，心里却百感交集：他病成这样，可一见我便谈中国教育问题，好像我是教育部长似的！”
笔者想起朱熹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若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任继愈先生又何尝不如此？在他心目中，“家国”大事是他“惕然常以为忧”的；即便他沉疴缠身，一旦言及此，他永远不会“神志不清”的，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士”的精神传统”。看了王丽这段真实的回忆，大凡稍有爱国之心，谁能不为之动容！
而被精英们誉为“国学大师”的国宝级人物，没有为“家国”大事“惕然常以为忧”，却为人们留下“真话不全讲”这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己做人的真谛。“惕然常以为忧”死的默默无闻，没有辉煌；“真话不全讲”却倍受赞赏，从而可见如今政治人物的价值观取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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