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此（民）非民

国进（民）退，此（民）非民

文/安庆仁

“民”从来就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而是笼统的泛称，《谷梁传·成公元年》把“民”分成四部分，士民、商民、农民、工民，这样划分其实是很不严谨的，因为“士民”、“商民”、“农民”“工民”都是泛称。

予以具体分析，“士民”是士大夫和普通读书人的泛称，前者是指官僚文人和有声望、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后者多为寒门学子，这一类学子，官做到六品，基本上就封顶了，因为历朝历代的法律都规定，庶民出身的学子没有特殊贡献，不能提拔为五品官员，只有武则天时代，才为庶民出身的学子开过一次绿灯。

“农民”包括地主、富农、贫农、雇农，土地和财富占有量的不同，决定着他们社会待遇的不同。其中最为悲惨的是“贫农”和“雇农”，尽管法律中给他们一定的权利，但事实上这些法律给予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在农村社会，他们就像食物链底层的兔子、绵羊，任人宰割。

“工民”的区别也很大，解放后中国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八级工制，如果按照赵本山的话理解，六级工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那么七级工就相当于副高，八级工无疑相当于高级工程师。五级工的待遇也不错，工段长基本上都是五级工；四级工是班组长，三级工有当师傅的资格，二级工就是普通工人了。最惨的是学徒工，挨打受气，干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木匠行当拉大锯破料和推第一遍刨子的工作，都是学徒工们的活。

“商民”有“行商”、“坐贾”之别，“坐贾”自不待言，都是巨富，个别人甚至富可敌国。“行商”则分“大款”和“小贩”。“大款”不好具体划分，在小县城里，有一两百万元的人，都有大款的感觉。在大城市，没有一两千万，恐怕是不敢称大款的。不过，他们在所处环境里的身份地位那是相同的，——贵民。

比“贵民”更贵的也有，比如煤老板、房地产商等，跟县太老爷、府台老爷、以至巡抚大人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对这样的一些（民）众，官员岂止是爱（民）如子，其实是当成孙子一样的小心呵护。反观那些贱民，即便是有着平民情怀的官员，体察民情的时候，也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心态。

以这样形同天壤的待遇分析，“国进民退”中的（民），无论怎么研究，都觉得与真正意义上的“民”相去甚远，这种所谓的（民），虽名曰民，其实不是民。这种（民）与民的区别就好比老虎与猫眯的区别，造型相似，重量可不是一个级别，前者是姚明，后者是侏儒，姚明用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他拎起来，而他就是使出吃奶的劲，也搬不动姚明的一条腿。

毫无疑问，“国进民退”中的（民），是不能代表民意的，否则无异于说，老虎的意愿就是猫眯们的意愿。学者们今后说话应该讲究一下逻辑，第一、不要犯指虎为猫的错误；第二、不要假借猫的名义替虎说事，猫归猫，虎归虎，两者八竿子打不着；第三、千万别以为虎喜欢的事情猫一定也喜欢，也没准，猫偏偏不喜欢。

话到此处，笔者要表达的意思也出来了，煤老板和地产商就是中国社会的大老虎，小民百姓不过一群猫尔。换种方式表达，“国进（民）退”非是“国进民退”，此（民）非彼民，更准确地界定，民本布衣，此（民）非民，国进（民）退，退的是（民）不是民，民不爱（民），退之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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