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杆子打了四个伟人--评《炎黄春秋》12月号顾骧一文

一杆子打了四个伟人——评《炎黄春秋》12月号顾骧一文

朔风烈　

    《炎黄春秋》今年第12期刊登顾骧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编选得失”（以下简称《论文艺》）一文，用饱含严重阶级偏见的口吻，并以狂傲的心态对经典著作大师滥施歪曲和攻击。
    文章认为，最近选编的《论文艺》由于避免了断章取义和掐头去尾的弊端，值得称道。但作者认为，编选者只是主观上尽量避免上述弊端，但如何节选原著，还是有可“商榷”之处。作者认为，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雾月18日》一文，应节录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而作者在论述中，笔锋迅即转到毛泽东和鲁迅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不无訾议之处”。说毛泽东认为鲁迅在对这一问题认识上有偏颇。只看到农民消极落后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农民的积极革命方面。作者说：“毛鲁的歧见，经过70年的沧桑岁月，经过实践对历史的检验，应该说是非了然可辩了”，并认为毛并非“更接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18日》中的正确论断，也准的有依了。”作者在文中历数解放战争胜利后对农民一次、二次的“剥夺”，“到了‘大饥荒’三年……全国饿死了3000余万人”，由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专制主义文化阴魂不散”，“人们经历了一个用‘革命’、‘主义’的华衮包装起来的现代个人迷信时代，也是广大农民匍匐在神明脚下的蒙昧时代。”作者认为，“中国2000多年的民族文化传统是渗透在中国政教礼俗方方面面，弥漫在民族心理深处的专制主义。这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在上一方面是专制主义，在下一方面是奴隶主义。”在顾骧先生的笔下，借展示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容，既恶意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又恶意攻击我农民大众，其乖张暴戾之气可谓高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采用了一个手法：扬鲁抑毛，称鲁迅是“‘五四’以来对中国历史、社会、对中国农民看得最深、最透的第一人”。并称鲁迅的伟大，首先是“他思想是伟大的”，“是更大的思想家”。作者的这种挑唆，表明了其阴险用心。
    在关于避免掐头去尾的弊端方面，认为我国如同苏联一样，也曾有过，如对“晚年恩格斯”采取“大斧一挥，拦腰一砍三截，掐头去尾，只取‘火烧中段’……对晚年恩格斯若干重要论断、原理，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或是漠然置之，或是指桑骂槐。”怎样看待晚年恩格斯是理论界近年的一个争论焦点。这里最使顾骧先生气不过的，或者说顾骧先生胸中的一块硕大的块垒是，他认为，晚年恩格斯“提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存在着和平的逐步的渐进的道路。在领导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斗争中，开拓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历史性转变。”瞧瞧，恩格斯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是一个开路先锋，而被顾先生贬斥的那些所谓“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竟然对此“漠然置之、指桑骂槐”，斯可忍，孰不可忍啊！但是只要略微了解近年这场理论争论的端倪的人都知道，顾骧先生等人的观点是对恩格斯的明显歪曲。恩格斯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存在着和平道路的说法，只是恩格斯提出的多种过渡道路选择中的一种，除去和平道路以外，恩格斯还同时提出了其他非和平渡过及别的道路的选择，作者却蓄意绝口不提。作者讥刺别人用“六经注我”的手法编选经典著作大师的论述，那么作者又是用什么手法呢？他又是什么用意呢？这里面暗含着什么玄机呢？顾骧先生如此“注解”晚年恩格斯，不是对恩格斯的蓄意歪曲和强加于人又是什么呢？作者等为此受到了严正的批评，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顾骧先生气不过的缘由。民主社会主义对顾骧先生以及《炎黄春秋》编辑部诸位先生们来说，可是至为钟爱的稀世瑰宝了。作者喜滋滋地说：“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开展了一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大讨论，实际上是对‘晚年恩格斯’的思想资源重新认识结合实际生活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我国宪政民主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深远。”这是作者的心腹之言。作者硬把恩格斯和民主社会主义扯在一起，硬要把恩格斯“打”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开拓”者，开路先锋，这是作者在本文中的另一个险恶用心。
    尽管作者在文章的这一部分说到此次编选，注意到努力克服“掐头去尾”，却又把文章做到另外一面去了。例如作者很“赞赏”《论文艺》节选了“集中地、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异化思想和人本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著作手稿》一文时，却又把矛头指向前几年对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评，将“社会主义异化论”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文艺十论之首，设坛批判。”作者认为，“此事又一次表明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之浓厚”，这是作者在“恭维”《论文艺》时，又塞进了私货。还必须指出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著作手稿》是青年马克思的一篇睿智之作，后来马克思在人的问题上的表述有更为深刻、更为成熟的发展，这是客观事实。但是有人别有用心地在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问题上制造思想混乱，这是前几年理论争论中又一个焦点，至今热度未减。顾骧先生在他的这篇大作中依然不舍不弃地捡起来把它作为一个抓手，大发一己之议论，并在“恭维”之余，又不忘对前几年的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肃斗争横打一棍，顺风顺水地塞进了“私货”，作者用心之吊诡、阴冷可见。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部分，特别地“关照”到了斯大林。作者对《论文艺》中“将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捆绑在一起，同等配列，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合集，这样的编选，我不以为然，窃以为不妥。”作者很有点愤愤然了。作者气势汹汹地责问：“斯大林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难道今天我们还舍不得丢掉这把‘刀子’吗？还拘泥于50年前说的‘三七开’之类话吗？”接着，作者尽情地数落了斯大林的种种“罪状”，然后下了这样的断语：“要说这样的‘暴君’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作者在这里摆出一副向党清算的架势，简直是声色俱厉地责令党放下斯大林这把“刀子”，并且改变对斯大林功过百分比的评价。斯大林功过，我们党早就有过定论。无论非斯大林化的喧嚣如何搅得浊论滔天，对斯大林应怎么看待，公道自在人心。这个公道存在于中国人民心中，存在于俄罗斯人民心中，也存在于世界上一切正直人们的心中。但作者：“现在，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央编译局为何倒退，又将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编成了这样一个选读本？我难以理解。”指责别人倒退，那么作者自己是不断地在前进了，前进到哪里去了呢？无非是力图进一步扩大非斯大林化吧。这使我们日益弄明白，有人疯狂鼓噪非斯大林化，如同他们疯狂鼓噪非毛化一样，舍此，他们是存活不下去的，这些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收手的。顾骧先生近年来竭力维护周扬的某些错误观点（在作者的这篇文章里即有证可查），又是非斯大林化、非毛化的一员骁将。他的很多文章和观点都是坚定地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边，向马克思主义猛烈开火，而为正义、正直的人们所不齿的。作者此文是讲编选《论文艺》的得失的，要是不讲一点点“一得之处”吧，这等于在众人面前撕下了披在自己身上的一领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伪装，不利于进一步干丑化马、攻击马的勾当。但与此同时，却大量地、“挖地三尺”地挖掘出那么多“失”。于是，文章做成了边褒边贬，褒中有贬，但究竟是名则为褒，实则为贬，抑或褒是虚晃一枪，贬是心声衷曲，作者自己心里明白。反正，统观全文，作者借评议《论文艺》编选之得失，一杆子打了四个伟人，他们是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毛泽东。这着实使我们大开眼界。深深领教了。（2010年12月13日）
    （《环球视野》第33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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