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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盘西化”大给力--评杨继绳的“我看‘中国模式’”一文

蒲石客 · 2011-03-03 · 来源:乌有之乡
《炎黄春秋》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为“全盘西化”大给力——评杨继绳的“我看‘中国模式’”一文


蒲石客 

    

    对于“中国模式”这个话题的切磋讨论、争论交锋可谓旷日持久。各种各样的人对这个话题都有自己的诠释,不同意见的对立自不可免。有人借探讨之际,用“全盘西化”的思路来“定位”“中国模式”,力图以西方宪政民主道路来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炎黄春秋》编委会副召集人杨继绳在该刊今年一月号发表了“我看‘中国模式’”一文,是其中至为给力的一个。
    那么,杨先生关于“中国模式”的主张是什么呢?他倒也干脆利落,是“宪政民主加完善市场经济”。他认为,“现代民主制度(即杨先生为之钦佩得五体投地的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至今还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杨先生咬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模式”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称之为“权力市场经济”。他悻悻然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模式“完全否定了现代民主制度而拿出的替代品却是集权政治,显然是不高明的。”
    为了推销他的“高明”主张,杨先生在文章内做出一些铺垫,还特意设置一个对立面,予以恶打狠打,以壮其“势”,以扬其“威”。这种做法是一切虚张声势的论者的惯技,杨先生自然是难免其“俗”。他先是拿他不同意的一些外国人的论著观点为他自己的主张、观点做铺垫。别人的观点如果和他的观点想吻合,他就拿来为自己的主张大吹大擂;别人的观点如果和他的相悖,他就讥诮嘲讽,从反面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于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杨氏铺垫法。
    《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的美国作者库恩认为,“现在以及不远的未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杨先生批评库恩“匆忙写就的著作”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中国大趋势》一书的美国作者奈斯比特认为,中国自上而下的指令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结合的“纵向民主”,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这一模式,“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杨先生批评奈斯比特“不能反映中国未来趋势”。另外两个西方学者也讲述了类似的观点。
    尽管上述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表述未必准确,但是杨先生还是万难容纳,统统斥之为,他们“不可能在短期内了解中国”,他们“回避了中国的现实矛盾,只看到中国光鲜的表面,离中国的现实有很大距离”。显然,杨先生认为自己是最了解中国,不回避中国现实矛盾,看到了中国“腐败”的本质,离中国的现实是零距离的了。杨先生最气愤不过的是中国领导人为库恩、奈斯比特的有关“中国模式”问题的著作提供了优越条件。他对奈斯比特在选择中国地方报纸的相关资料时居然认为《南方周末》有“倾向性”,没有获选深感不平,因此认定奈斯比特的著作不能“反映中国的未来趋势”。殊不知,《南方周末》是杨先生这一类“精英”的“宠物”和“至爱”。像《南方周末》这种报纸尽管几乎每期都在做歪曲中国国情的文章,而竟然每期都大言不惭地在各版上反复写着“在这里,读懂中国”,为自己作标榜。这样有“倾向性”的报纸居然没被奈斯比特看中,无怪乎杨先生咽不下这口气了。引人注意的是杨先生对大名鼎鼎的美藉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评论。福山发表过“历史终结论”的观点,认为20世纪将是共产主义制度终结的世纪,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全人类的方向”。这个观点自然是深得杨先生的钟爱,并为之拜倒的。但是,福山在2009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势,“重视中国3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及其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个观点,杨先生“实难苟同”。但是福山在申述观点时,“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这个观点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另一种表述或翻版,则又是深深切合杨先生的心声的。对福山这种“两面”观点,杨先生的心头恐怕是酸楚楚的吧。
    杨先生在文内把主要攻击点锁定在北大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上,对其恶打狠打、狂轰烂炸。潘维先生主编的这部著作,据闻,已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客观地说,潘维先生用自己的独特理解和认知对“中国模式”的诠释是比较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在“分工不分权”问题上,他比较科学、全面地提出了分工体系的十个方面,比较切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这显然是深深触痛了杨先生神经系统中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最使杨先生切齿痛恨、不能释怀的是他认为潘先生的著作居然“对中国现行体制全盘肯定和歌颂,还全面肯定了改革的前30年”。潘维说:“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成功在于我国以60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这还了得!翻了天了!改革以前30年是尤尤肯定不得的,建国60年的奋斗怎么能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杨先生愤愤指责说:“他(指潘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悖中国历史和现实。”他(指潘维)居然还“为前30年的多次大规模的镇压辩解”。接着,杨先生以“数以千万计的受害者的代表自居,说他们“能接受这个看法吗?”潘维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实事求是地肯定前30年的成就,阐明了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明白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60年是一个整体。这里却使杨先生的心头升起了一股邪火,它深深触犯了杨先生的大忌,在杨先生看来,这些见解真是“罪不容逭”了。
    杨先生认为,潘维先生以及一些外国学者“既然肯定和赞扬现行的政治体制,就没有必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然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30年的改革也就多此一举。”在杨先生的心目中,打开天窗说亮话,改革就是改制,就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成为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改革改制换一个字。这是杨先生的全部立场所在。他的这个立场同党和政府的立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党和政府提出的我国的改革只有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绝不是像杨先生心向往之、梦寐以求的那种把西方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整个儿、囫囵个地移植到中国土地上来。既然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我们只能,也必须坚持当前政治体制中值得充分肯定和发扬的东西,而舍弃掉那些不完善的东西,使之日臻完善。而对于前30年的历史,我们只能也必须充分地肯定其中应该肯定的东西,而舍弃掉那些不合当前需要的东西。一切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认为历史是一种延续。历史绝不能切断。没有前30年的辉煌成就,谈不上“继往”,也不可能有后30年的灿灿成果,也谈不上“开来”。而杨先生等一些人力图在前30年和后30年之间横插一刀,恰恰暴露了杨先生等一些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嘴脸。再者,那些,从自己偏执的立场上叫好后30年的人,也是从来不认同后30年的改革成果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杨先生还断定,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没有出现奇迹。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黄腔。要说前30年,我们从来认为,确实出现过不少失误、错误和瑕疵,但瑕不掩瑜,前30年的辉煌和种种奇迹是举世公认的。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4%;前30年,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新中国建立起来;前30年,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中远程导弹、人造卫星一一成功发射,等等。但是,在杨先生眼里,上述这些成就似乎都没有发生过,都属于子虚乌有,何谈奇迹?如果说杨继绳先生是一个重症盲人,该不是错怪了他吧。当然,对社会公众来说,杨先生此说也并非初闻,人们记忆犹新的是,近年,杨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前30年说成是“不堪回首”的岁月,他对前30年的诅咒是不断加码的。
    杨先生对“中国模式”“现状”的指责是全面的。他诅咒这种“威权政治工作加完善的市场经济”,或杨先生称为已蜕变为“权力市场经济”是“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民众对国事的参与程度很低;民意表达渠道很不通畅;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力微弱,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司法不能独立;新闻没有自由。”“今日中国公共权力的腐败已经超过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成为全民感到剧痛的社会癌症。”总之,在杨先生的笔下,中国社会一团漆黑。我们可以毫不武断地认定,杨先生的全部观点同党的基本路线是根本对立、势同冰炭的。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作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那一个基本点已经被杨先生判定为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跛了脚的了;另一个基本点是四项基本原则,在杨先生眼里,更是该千刀万剐的了。杨先生一口咬定,当前的中国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还坚持苏联模式”,“从而使中国陷入困境”。他认为,“俄国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中国模式’论者还珍惜人家已经抛弃的‘弊帚’,再一次弹起反‘西化’的高调,极力维护现存的政治体制,真是有点荒唐。”
    杨先生三番五次、赤膊上阵兜售的是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全盘西化。此西化非那西化,杨先生反的是前者,爱的是后者。其实说中国依然坚持苏联式西化,这也完全是强加于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感受到,苏联模式中有精华、圭臬,必须继承、发扬;也有糟粕、垃圾,必须抛弃。杨先生是对“全盘西化”最给力的吹鼓手。像杨先生这样的精英反对“反对‘全盘西化’”的由来已久。主张中国应该西化的,在中国早有历史渊源。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热主西化的世家。杨先生不是生在晚清,也不是生在五四时代,他赶不上那些朝代中主张西化论的他的前辈的,但是杨先生属于青出于蓝胜于蓝,是西化论者中的“后起之秀”。他的狂傲,他的极端自大戾张超过他的前辈。在当下中国,凡是讲一点理性的人,都明明白白看到,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丑化中国是无可辩驳的不争事实。境外敌对势力的既定方针是对我“施压促变”,尽管因时间、空间不同,手段策略常有更动变换,但其一贯立场从未变易。他们的西化活动从未有一刻止歇。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途径,层出不穷地施展种种花样翻新的手段,对我实施在发展上牵制、设绊,形象上歪曲、丑化,思想文化精神上渗透、灌输,竭力向我兜售其“普世价值”和西方式民主那一套,促我改制: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杨先生以及和杨先生持同一立场的精英们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施压促变的万金难求的最佳助手。杨先生在文章中说:“‘中国模式’论者所掀起的反西化,只不过是近百年来反‘西化’的一波新浪花”,“这一朵小浪花能够阻挡中国民主化的巨浪们?”我们可以正告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杨继绳先生,历史早已判定,近百年来那股反对西化的大潮已经淹没了那些“荒唐”的反对“反对西化”的一波波小浪花,俱往矣!积有丰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中国人民继续推动着历史巨轮前进。杨先生顶礼膜拜的更为“荒唐”的“全盘西化”论,连同它们的主子和助手们,在这一巨大历史车轮面前,将如同一条瘦削的细弱的螳臂一般,尽可以云试试挡一挡看!谓予不信,请看历史老人的判决书!(2011年1月25日)
    (《环球视野》第3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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