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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李海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一文的看法

董忠华 · 2011-03-1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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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李海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一文的看法  

我对李海文老师《“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一文的看法

  

(作者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一文,见 2011年第3期炎黄春秋杂志985。请上“炎黄春秋网"(www.yhcqw.com)阅读。)

  

我认为:
1。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一思想的提出,是经过他老人家长期理论思考的产物。而不是单纯出自于当时现实政治需要的权宜之计——他老人家是绝对不会这样轻率的发表自己的思想的。
2。毛主席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思想的提出是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对民主思想、对人类思想发展史的最高发展:他把对这三者的发展都发展到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高度。
3。这三十年来的一切旨在否定这一思想的各种不同看法,都根源于其对这一思想缺乏全面的研究和某种政治需要的产物。
4。 理论研究应该公正。我们应该看到并承认,毛主席这一思想所包含的爱心之大和民主的高度比许多人所热衷于追求的各种民主思想要大得多。(这些民主思想都未能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而他们之所以看不到这一点,也是因为他们对这一思想缺乏全面的研究和某种政治需要的产物。(写于 2011-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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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

李海文

2011年第3期 炎黄春秋杂志1031


一、1968年北京高校发生武斗

  共产党搞群众运动,都是自上而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这是共产党的惯例,也是共产国际运动的惯例。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后,高校的群众首先发动起来。刘少奇、邓小平按照惯例派了工作组,事先请示过毛泽东。

  因为怀疑一切的个别师生反对工作组。为了控制局面,工作组在学生中抓“鱿鱼”、反革命,为自己制造了反对派。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经过几天调查,下决心撤销工作组,要师生自己搞。

  7月24日毛泽东到中央文革驻地看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7月25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和大区书记,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4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京工作组组长),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的。”他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半途而废的人也参加一部分。”7月29日召开万人大会,高校每个班都派一名代表参加。刘少奇、邓小平检查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宣布撤销工作组。

  8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的十六条充分肯定革命小将,说“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从此,开始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并写进党的决议里去。(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革”这种形式的群众运动离开了共产国际、中共的经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运动是个什么样子呢?谁都没有见过,谁都不知道。1967年2月毛泽东总结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220页)“文革”就是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文革”初期保守派势力很大,占多数。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造反派不断发展、壮大。群众组织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在不断地分裂,各省、各地、各个单位都是如此。1967年夏,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派性、分裂上升为武斗,达到全面内战的程度。

  派性是伴随“文革”的爆发而产生,派性、武斗是伴随“文革”的发展而不断加剧。

  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党中央不懈努力下,各地大联合,到1968年3月,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已有18个成立了革委会。全国形势逐渐安定。在各地煽动武斗、组织武斗、参加武斗的学生无法在当地生存,陆续回到学校。随他们一起回到学校的还有他们在各地武斗的“战友”。许多不愿参加打派仗的逍遥派从家里回到学校,准备复课。沉寂多时的校园热闹起来,学生们围绕着学校的问题争论起来。学生们本来就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这时他们已有在各地武斗的经验,很快争论、争吵就上升为武斗。

  虽然各省革委会相继成立,但是各地两派长期对峙,武斗不止。1967年夏,毛泽东指出造反派犯了错误,要克服派性。造反派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的,以帮派形成气候,他们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支持我,我就拥护谁;谁批评我,我就打倒谁。他们一路打倒单位领导、省领导、到中央、国务院、军委的领导。随着这些领导一个一个被打倒的现实,权威观念越来越薄弱,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日益泛滥。虽然他们打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但是对毛泽东的批评置若罔闻。1967年8月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得到毛泽东批准,相继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击了中央文革,打击了中央文革支持的极“左”派。1968年3月林彪、江青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时,又提出批判右倾。这正合他们的胃口,马上乘势再起,破坏力更大。“文革”以来,两派一会儿你掌权,一会儿我上台,谁也不讲政策,谁掌权就打击对立面,对立面上台后又如法炮制。不断地翻烧饼,两派的矛盾越积越深,人们越来越情绪化,斗争越来越激烈。

  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不想结束运动,在他们的指挥、操纵下北京高校的“天派”(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命名)和“地派”(以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命名)发生武斗。3月28日,北大“天派”聂元梓控制的“公社”用武力将31楼的对立面的学生赶走。29日学校发生武斗,双方100多人受伤。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接见两派说:“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669页。)江青表态支持聂元梓,她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同上)武斗的结果使从劣势聂元梓转为优势,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这个结果极大地鼓舞了“天派”,纷纷效仿。

  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28日前已发生数次小规模的武斗,因为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派,对此一无所知。28日、29日正在学校。29日四五点钟被外面的喊叫吵醒,同学们惊恐不安,越快起身穿衣,从窗户里观望。当时楼的南边空旷开阔。不一会儿看见聂元梓和一小群人站在院子里,人群中突然发生骚动。有人喊:聂元梓被刺伤了。马上有人反驳:没有人刺她!一切是那么混乱,我惊呆了。快到早饭时间,传来攻打我们住的30楼。同学李宝洪好心地说:“你还不赶快走。”我才醒悟,赶快回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每星期到学校看看情况。两派安营扎寨,修筑工事,楼与楼之间架起天桥,挖了地道。大喇叭声嘶力竭地声讨对方,根本没有结束的迹象,越演越烈。我改为一个月回校一次。

  参加武斗的是少数,大多数不愿武斗,纷纷逃离。外地同学无地可去,投奔同学、同乡,搬到别的学校住。同学们用自行车驮,肩挑背扛,络绎不绝,行走在空旷马路上。谁知刚安顿好,4月23日清华大学也发生武斗,(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4页。)同学们只好再次搬家。

  偌大的首都,何处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北大、清华一直是中央文革抓的两个典型,就在中央的鼻子底下,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不制止,就看着他们这样毁坏校舍,为了打弹弓子,在墙上挖洞。为了联络,挖地道。雨季到来,雨水将地道泡塌,马路陷下一个一个大坑。

  北大公社由原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领导,北大是文科和理科,武斗用的武器是:长矛、铁棍、护甲、用自行车轮胎做的大弹弓,打死几个学生。“团派”由二十几岁学生领导,血气方刚。清华是工科学校,有实习工厂,有设备、有技术、有人才,他们自己造枪支弹药,甚至土坦克、土装甲车。武斗远比北大惨烈,双方打死18人,打伤1100人,致残30多人,经济损失1000万。(同上,第64页。)少数派被断水、断电、断粮、断炊,过着非人的生活,无法脱身,天天盼着解救他们。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同学,手持长矛巡逻,气恼地说:“他妈的,下次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再也不参加了!”(2003年采访郭庆山。)“文革”以来,人们一扫斯文,个个都学会国骂。

二、毛泽东决定结束内乱

  北京各大学的武斗鼓励了各地的造反派,各地造反派纷纷在北京的大学内建立驻京办事处,有的造反派在当地无法生存,就躲到这些大学里。在全国广西的武斗是最严重的。湖南与广西比邻,“湘江风雷”自然不甘落后。

  1967年时毛泽东预计:“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毛泽东南巡讲话。)1968年是“文革”的第三年,按计划应是扫尾,以大乱达到大治。他不能容忍这种混乱局面再持续下去,改变了1967年对武斗支持、容忍、善意地批评的态度,越来越严厉的口气发布内部讲话、电报、文件制止武斗,他要坚决制止全面内战。

  7月3日中央根据广西情况发布了《七三布告》,布告说:广西发生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求迅速实现以下几点: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无条件交回失去的援越物资;无条件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的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区;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运输畅通、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1967年“三支两军”以来,先后已派了280多万指战员到全国各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其二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412页。)军队有保卫国家等任务,不可能再抽出更多的兵力参加“三支两军”。1968年2月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十人曾进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但是没有能制止武斗,其中一个原因人数太少。现在对群众的领导不能光靠思想领导,还必须有组织保证。这个力量到哪去找?

  干部作为走资派被打倒,有组织的拿国家工资,便于指挥、领导的只有工人。北京的工人从没有形成左右全市局面的两大派。1968年初是戚本禹被抓后,周恩来指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将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基本清除,(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66页)北京的工厂是比较稳定的。

  另外,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农民是依靠力量,是基础,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树立无产阶级的优势。从理论上说人们也容易接受。

  权宜之计,没有法子的法子,如同三支两军是权宜之计一样。随之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人的地位陡然上升。仅举一例。建国以来,人们打招呼,以同志相称。马上以“师傅”相称。工厂是师傅带徒弟。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现在。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年底工宣队撤出学校,回到工厂。时间过去近30年,虽然“先生”、“小姐”的称呼不绝于耳,仍能听到“师傅”的称呼。

三、工宣队和平进驻清华,伤亡惨重

  北京各大学武斗,从3月打到7月,打了100多天。对全国影响甚大。

  为了制止武斗,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3万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徒手进驻清华大学,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工宣队的领导由8341部队负责人担任,其中有8341部队宣传科科长迟群。3万人号称10万。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中央会采取这种办法。

  这时的红卫兵,已不是当年“毛泽东的红卫兵,毛主席指到哪儿,打到哪儿”的红卫兵。现在他们说:“我们只知道蒯司令。”(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上午9时,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只有几百人)向工人开枪。工宣队、军宣队只带着《毛泽东语录》,准备以政治攻势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团派”要血战到底。顿时,工宣队5人死亡,731人受伤,其中重伤149人(工人139人,军代表10人),被抓者143人(工人109人,军代表34人)(同上,第31页)。

  北京的各大医院住满了伤员。工人看着死伤的工友,气愤万分,急红了眼,打了个别围观的学生。其实,敢混进工人队伍中的学生都是反对“团派”的。工人们进城刷大标语,声讨武斗的学生。血染清华园消息顿时传遍北京,震动四九城。解放军不能阻拦工人,跟在后面覆盖。

  “团派”学生要血战到底,工人死伤众多的消息惊动了毛泽东。28日凌晨2时半,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所谓的学生五大领袖,制止武斗。从凌晨3时半开始,一直谈到8时半,陪同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和北京市的负责人谢富治、吴德。蒯大富迟迟不敢露面,大喇叭不断广播,不断做工作,7点多才来。他一进会场见到毛泽东恸哭,江青也掉了泪。

  毛泽东批评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提出4个解决方案:“(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聂元梓等五人整理的记录。)然后让谢富治、吴德和蒯大富、韩爱晶等一起回清华,制止武斗。(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下册第669页)

  工宣队、军宣队在清华大学,清扫据点,收缴枪支,抓获凶手,拆除工事,将学生召回学校,组织师生学习,稳定局势,工作走上正轨。8月19日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同上,第673页)因为有前车之鉴,没有人再敢反抗,进驻十分顺利。清华、北大局势稳定了,8月底北京59所大专院校都进驻工宣队。(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79页。)

四、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变化

  7月27日清华流血事件,给毛泽东很大的刺激。

  “文革”是由学校而起,学生们成立红卫兵,先在党校造反,而后冲向社会,冲垮多少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所向披靡。红卫兵是“文革”的生力军。那时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而此时,清华打伤、打死毛泽东派去的工人,证明红卫兵“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并不是“始终是正确的”。

  “七二七事件”,证明“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设想没有创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社会,反而局面失控。不得已又派军宣队、工宣队,这种做法和当年的工作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人员组成不一样。仍回到自上而下地、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运动。仅仅两年时间,实践证明中共旧有经验是对的,目前超越不了。

  毛泽东在修改姚文元的文章时,写下这段话:“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526页。)

  面对严酷的现实,毛泽东的认识转了一圈又回到它的原点。十年“文革”中,毛泽东的思想在不断变化的,以工人占领上层建筑这种方式处理大学武斗就是一个重要的关口。这段文字是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评价发生变化的最早记载。

  毛泽东每采取一个重要部署,总要有相应的理论产生,以理服人。他在派工宣队的同时,让姚文元起草一篇文章。他3次审阅、修改。最后决定以姚文元个人的名义,于25日在《红旗》第2期发表。

  毛泽东在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讲话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工人,军队,工农兵,就是生产者。”他一贯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有劣根性,要不断改造,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七二七事件”加深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

  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工人阶级领导,必须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1968年8月25日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旗》1968年第2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527~531页。)

  姚文元文章一发表,人们明白了,这不是权宜之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从此,文化大革命增加一个内容,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从此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

  运动初期十六条规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的第十二条。)以前只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政策。现在无论是反动权威,还是一般技术人员,还是有贡献的,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都是资产阶级;“文革”前只说解放前培养的老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现在连建国后17年培养的大专学生也都是资产阶级的,统统成为改造、甚至专政的对象。17年毕业的大专学生有近200万。从此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并列,成为工、农、兵、地、富、反、坏、右、之后的“臭老九”。

  对知识分子打击面之宽,是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毛泽东历来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1939年专门著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领导是以工人宣传队的形式来体现,而不管这些工人平时的表现如何,是否有文化知识(王洪文的小弟兄陈阿大就是半文盲),掌握政策的水平。有的工厂将不好管教的工人派到工宣队中去。

  其实,过于强调工人成分,中共上个世纪30年代就吃过亏的。中共的领导层基本一直是知识分子。大革命失败后,走向另一个极端,选工人为领导,工人向忠发担任总书记。这个人能力差,品质恶劣,被捕就叛变。延安整风后,政治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专门指出:“他们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种提法符合不符合中共几十年的传统、经验?答:不符合。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也不符合党章。党章规定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队伍。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体现。清华的一个学生党员诘问工人师傅:“我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你连党员都不是,怎么领导?”工人讲不出理,毕业给他发配到最穷、最苦的地方。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符合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不符合。

  中共成立于1921年7月。1919年,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后,成立了第三国际。中共就是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建立的,从一开始就遵循着列宁的建党原则。

  列宁的建党原则是什么?列宁说:“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1920年4月,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1965年版第4卷第209页。)列宁又说:“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夏,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5页。)

  中共长期在农村,党员的绝大多数数量是出身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很少。这是不是就改变了中共的性质呢?这在党内曾有过争论。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报告《论党》专门阐述过此问题。他明确地说:“这种情况还不能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刘少奇选集》(上)第324~32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刘少奇的阐述曾一度成为全党的共识。建国后,不断的政治运动,越来越强调出身,人们对刘少奇的论述渐渐淡忘了。久经考验的干部作为走资派基本上都被打倒了,在1968年大部分人还没有解放,还不能出来工作,还没有发言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与林彪提出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它是天然合理的。”是一致的,都是崇拜工人自发性。只是林彪将范围从工人扩大到群众。一方面反复强调阶级斗争,而群众是分阶级的;另一方面提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这实际是相矛盾的。林彪为了解决广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才提出这个命题,带有很大功利色彩。林彪讲话简洁明了,易记上口,“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顿时传遍九州大地。

  这个命题对不对?工人阶级能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列宁早有阐述。

  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列宁选集》第1卷第331页。)“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公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列宁选集》第1卷第334页。)

  其实林彪对这段话是很熟悉的。“文革”前他在讲话中就引用过。他为政治需要就能编造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是天然合理的。”这与他急用先学,学以致用的观点是一致。

  

五、结果及影响

  从此,毛泽东再也不鼓励“踢开党委闹革命”式的群众运动。而江青“四人帮”仍迷恋“自己解放自己”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与毛泽东的主张相背,背道而驰。由此引发毛泽东与江青“四人帮”之间的分歧,引起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从1974年起不断批评江青。

  毛泽东派工宣队还有一个原因,全国28个省市,除上海(张春桥)、黑龙江(潘复生)、山西(刘格平)、山东(王效禹)北京(谢富治)、河北(李雪峰)、陕西(李瑞山)等7个省市外,各省市的第一把手都是军人。军人占百分之七十五或四分之三。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谁是这个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王洪文所代表的工人造反派,特别是王洪文上海小帮派。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最多、最集中。而上海是第一个夺权,建立革委会。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控制的。王洪文到中央,自然巩固、提高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的地位。王洪文到中央不久就形成“四人帮”。

  姚文元文章指出:“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为王洪文及小兄弟的上升铺平了道路。

  九大,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加上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马天水共六个人,远远超过其他省市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张春桥、姚文元因为领导工人运动,推动“文革”有功,进入政治局。其他省,如河南唐岐山,也以工人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

  1971年11月张春桥说:“外事队伍不能都是知识分子”,“要培养工人外事干部,培养工人大使”。1972年上海审定113人,33名放在上海外事单位,80人送复旦大学培训。

  十大,上海产生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除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马天水6人外,增加了于会泳、周宏宝等共9人。更重要的是王洪文当上副主席,张春桥进入政治局常委,姚文元政治局委员,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

  十大前后,随着王洪文地位提升,张春桥说:“上海要多培养些新干部,北京需要,全国需要,要选些路线斗争觉悟高的造反派的新干部,要他们闹个天翻地覆。”上海革委会核心组经过精心审查、选拔,先后排出近30人的名单。

  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四人帮”要组阁,为了扩大自己的班底,从上海调到中央、国务院工作的有:全国总工会金祖敏、文化部于会泳、教育部周宏宝、公安部祝家耀,此外还有六机部、邮电部、建材部、卫生部、团中央筹备组等部门共9人。

  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掌握了学校的领导大权,后来解放、结合了一些原有的领导干部,也是副手。农村没有产业工人、解放军,就请贫下中农进驻学校,请转业军人到学校担任领导。当时在大城市的工人一般文化程度是初中或小学甚至个别是文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凤毛麟角,在工厂都是干部,当然已作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被打倒、被批判。中等技术学校建国17年来培养了500万学生,他们作为走资派的红人、黑苗子被批判,成为另类,基本不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派到学校占领上层建筑。而管理农村中小学的贫下中农中小学、文盲的比例更大。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改革,从来没有让小学、初中文化的外行人来管理高校,只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才这样做。

  他们掌权后,很快实行高校新的招生方法,1969年3月清华大学试点,1970年7月22日,清华军宣队负责人迟群编造出《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大学而奋斗》经验,经过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多次修改后定稿,登在《人民日报》上。他们的经验是:“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到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的科学研究班、业余大学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将招工农兵学员作为教育革命的重要政策肯定下来,废除了从高中直接招生的老办法,实行从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生,并且不考查学员的文化程度,让小学、初中文化的人上大学、管大学。工宣队、军宣队受自身文化程度的限制,自然拥护这个决定。

  所谓“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就是全面地降低高等教育水平,将大学办成职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文革”将高等学院办成职业技术学的同时,取消全国各种职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共61626所。(《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0年第182页。)到1971年恢复1591所,1976年为2443所,1979年为3033所。(同上,第981页。)

  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这些名词听都没有听过,更不要说培养了,统统取消。教师的职称评定全部取消。所以有人说:这不是教育革命,而是“革命”教育!

  

  1968年12月,按照毛泽东提出的第三个方案“斗批走”,凡是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不是反革命、不是凶手的一律分配工作。包括66级、67级、68级毕业的学生。四年制的大专院校只留下69级(即1965年入校的学生)。五、六年学制的学校还剩下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当时六年制的系比较少,都是理工科、尖端专业。协和医学院是8年制。学校基本走了一大半或一半学生。1969年、1970年、学校到期,正常分配。在校生从66届到70届有近百万人。到1970年大专院校已没有学生了。

  1968年分配方向:边疆、基层、农村、工厂,即“四个面向”。一般情况越是重点院校,分配方案越差。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分在甘肃的公社医院工作。分配到各地后,先在当地的部队农场或乡村劳动锻炼一年半,1970年春正式分配工作。毕业的大专学生进入干部、技术人员行列,发给未转正前的工资,四十几元,按地区分类。

  中学生,从1966年到1968年的高初中毕业生,除少数分配工厂、参军外,其余都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劳动。他们年龄最大21、22岁,最小14、15岁,不到法定劳动年龄。10年内,上山下乡的插队知识青年达2000万。

  从此红卫兵退出政治舞台。虽然中学的学生组织仍沿用红卫兵名称,但类似“文革”前的共青团。“文革”中叱咤风云的红卫兵运动宣告结束。1969年春天召开的九大,代表中没有红卫兵,任何一派都没有。

  只有聂元梓当了中央候补委员。她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是红卫兵组织,但是她本人是老干部,与红卫兵还是有区别的。聂元梓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这张大字报被毛主席封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她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

  随着学生离开学校、离开城市,红卫兵运动结束,城市恢复了部分的平静。

  学生们从经济计划保证供应的城市,到了经济计划管不到的农村;从理想的天国,落在贫穷而坚实的土地上;从打倒别人的革命者,变为被改造的对象;以前他们关心国家大事,誓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为改善生存条件而奋斗。他们满怀革命激情,带着派性,星散各地,融入社会。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撞击他们的心灵,他们开始反思,广大群众并不关心谁是修正主义,他们迫切要求的是:安居乐业,过上富足、舒心的日子。夺取政权后如何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经过苦难的磨炼,他们由“文革”初期的拥护者、积极参与者,渐渐成为“文革”的反对者,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群众基础。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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