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现象是不是当今中国政治的缩影？
谁凭什么说茅于轼不仅是经济学家，并且还是当今中国经济界的鲁迅呢？依据下列事实，在我这个普通百姓看来，茅于轼分明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请看事实：
因为茅于轼在《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中说：【……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大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于是，在当今中国的官场上，便很少再有人去强调工农大众的阶级立场了，甚至以致中国共产党党旗上的那颗标志也黯然失色了。
因为茅于轼在《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中说：【……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人们常说，工人农民创造财富。这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造财富。改革之前也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那么少？现在就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蓬蓬勃勃地创造出来了。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于是，不仅某位现职高官在第六届重庆 “民营企业家” 年会上这样说：【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是在与传统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管理模式的撞击过程中成长的，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失败。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努力营造一种容忍失败、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并且，还使得数以亿计的工人和农民工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劳动工具，甚至常常讨要不到应得的工资。
因为茅于轼在《和谐社会的对立面是什么？》一文中说：【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于是，不仅在当今中国的官场上很少有人提及毛泽东思想，并且，甚至还有了什么179号决议、或曰“不列入”的传说。
直至最近，随着茅于轼为了配合某大领导关于文革讲话的报道，在财新网、新浪、搜狐、和讯等网站博客及《国际财经时报》网站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已经将中国人民的愤怒情绪推向了空前的高潮，然而，在当今中国的官场上，却对此事鸦雀无声，静的出奇。
至此，我不得不提请大家特别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上列的这四件事情当中，究竟是不是都饱含着严重的官民对立因素？
至此，我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茅于轼究竟是一个经济学家呢？还是一个政治家呢？他又是什么样的政治家呢？他为什么会得到重用呢？究竟是茅于轼在影响着（或曰左右着）中国的政治呢？还是中国的政治在影响着茅于轼呢？众所周知，这茅于轼可是拿着美国人的钱在干事情啊！这些问题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上述的这些现象，能不能把它称为茅于轼现象呢？这茅于轼现象是不是当今中国政治的缩影呢？
我多么希望我的上述话语都是捕风捉影、杞人忧天、老糊涂的瞎说啊！
秦川牛
201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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