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稳定，就必须消除茅于轼之类的不稳定因素
社会稳定，不只是共产党要努力达到的目标，也是全民的希望。只有稳定的社会，才能为老百姓提供安乐详和的生存坏境，才能使老百姓有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才能使老百姓去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
社会稳定，首先是政治的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好，说“发展是硬道理”也罢，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作为支撑，一切都将无从谈起。这恐怕就是邓小平同志强调“四个坚持”的最根本原因。他老人家基于对“贫穷社会主义”的强烈不满，故提出了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并全力付诸于实施，终于被幸福生活的向往者们赞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如前所说，建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必须依仗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机器，否则便是改旗易帜，另搞一套了；说白了，对1989年的所谓“民主运动”的处理，正是为了保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避免了中国从那时候起就成为美国的附庸国。
那么，社会稳定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换言之，要实现社会稳定，须取决于哪些因素呢？草民以为，最主要的是：
其一，取决于国人思想的稳定。有网友认为，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邓小平是现实主义者，可见，同为伟人，而人们的评价却是见仁见智的。当年，伟大的“猫论”一经提出，国人的思想基本上统一，这才有了几乎一窝蜂经商、办厂的空前盛况。歌中不是这样唱的么：“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然而，改革开放的过程毕竟不像唱歌那样的轻松惬意，随着三次革命的继续深入，大多数国人忽然似梦中惊醒般地发现，他们并没有致富发财，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却顺理成章地达到了。贫穷时代大家一起贫穷，但谁知一旦到了和谐盛世，反而出现了少数人或小富或中富或大富甚至豪富，而多数人却并没有富起来，其中有的甚至还很贫穷的局面；不仅如此，面对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的现象，主流经济学家们发出了种种奇谈怪论，一方面无情地嘲弄了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农大众，另方面竭力为资本主义私有化大唱赞歌，开口美国，闭口发达国家，似乎在警告国民，离开了美国们，中国人民就不能存活，从而显现出了他们一副的洋奴学者相，一只只软壳动物般的怪模样。在此情此景之下，国人的思想不迷茫不混乱那才叫怪呢。如今，维护社会稳定也成了硬道理，那么毫无疑问，思想稳定是应摆在第一位的，只有统一了思想，继续前进才能有信心有干劲。
其二，即便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有吃饭穿衣的权利，体力智力健全的人应有各自相应的工作，即工作的权利，此乃常规常情常理。改革开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下行进到了今天的地步，形势之大好自当不必说了，gdp的世界老二地位便是实证。于是就有了市场繁荣的局面，这在国内如是，在国外亦如是，标有“MADE IN CHINA”字样的商品骄傲地挺进到了五洲各国的市场；据说，美国人已经离不开中国商品了。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咱国内的物价也如同商品的猛增而大涨特涨了，或者干脆说，通货已经膨胀了。那个什么“洗屁啊爱”指数六月份上升到了六点几，这就令草民十分的大惑不解，“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么？经典名言“不找市长找市场”，为什么突然之间魔力遁失了呢？老百姓为什么找谁都无用了呢？又为什么涨价总是有理的呢？一句话，物价不稳，且持续上涨，人心能不浮动么？因物价上涨而致人心浮动，鉴此我们还能继续大言不惭地道“和谐社会”吗？人都成了高价商品的奴，却还得充当维护“社会稳定”的硬好汉，真乃史上绝无仅有也。
但是，愚钝无比之草民还是想起了市场经济学大家茅于轼，这个该人诛天杀的耄耋老怪，不是主张发行500元面额的大钞，津津乐道于高利贷吗？而且，他还是一个年轻时就关切政治的反动右派，反毛倒共灭社而甘做美国走狗的中华民族的败类。鉴于他抛出了数篇反动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要做“挑头”的人。他的《还原》和《再认识》二文，活脱脱地呈现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也完成了他把自己从“准确右派、经济学家”到最终的政治流氓、卖国汉奸的彻底转变。由此，引起了广大国人的无比愤怒，五万余人联名签署的要求惩办茅于轼的公诉书送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然而，下文如何，还得听下回分解了。试想想，茅于轼之流掘了中国人民倾心祭奠的红色祖坟，置中国十数亿人的利益于不顾，一心要颠覆社会主义江山，一心要当走狗买办，假如对这样的人不加以惩处，还能平服天下芸芸众生的心么？
要稳定，就必须消除茅于轼之流的不稳定因素，以还毛泽东一个清白，给人民一个交代，也给历史一个交代，中国的老百姓拭目以待。
201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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