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茅于轼之流为何不一样？
读季羡林老《八十述怀》，季老说：“我活到了五十岁，那时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颇挨了一阵子饿......我当时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可惜季老没说为何有“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的理由。
三年困难时期，我当时20岁左右，感觉困难不大，吃粮定量少了几斤。另外，大家为了早日还请苏联的债务，战胜自然灾害，一起苦。为党，为国吃点苦，值。民间还有“宁饿死，不做贼”社会风气。彼此还互相帮助。当时，我父母是手工业工作社社员，我们是自己在家把米量到罐子里，由食堂统一蒸煮。我是家中主要劳力，母亲常要把她的一些饭赶到我的碗里。农村的亲戚，来看望我们时，会带点粮食参芭蕉根，枇杷子或野菜做的馍巴给我们。与我家同住一间出租房的另一家人，是河南人，姓刘，干地质工作，定量高些，如果遇上两家人同时吃饭，他们总要分几个馒头给我们，一定要我们尝尝。
总之，三年困难时期，我和季老感觉一样，“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因为我感到，为国家吃点苦，值。看到大家一起苦，心里感动，舒畅。面对吃不饱，彼此互相关心，感到温暖。有这样的领导，干部和人民，我们就有希望，能克服任何困难，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可不知什么时候起，听人们说，茅于轼之类的专家，学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许多人。我09年在北京，看到《北京青年报》1月21日的文章《改革开放是人的解放》。茅于轼说，三年灾荒，没东西吃，饿死了许多人，他是吃蚂蚱活过来的。后来，看到郭道晖这个党史专家，也从国外得到数字，撰文说，当时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有的研究党史，历史的学者，也这样说。这些学者的观点，印成铅字，在报纸上发表，在发行的书里行间。书上讲的似乎就是真的。结果，许多没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受了骗，信以为真。
开始，我也对这些事没多想，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可后来，我看到茅于轼一类专家，学者，他们打着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要修正毛主席犯的错误，把过去的错误夸大，有的还造谣，把过错统统归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而我在《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等非主流网站，却读到了许多摆事实，讲道理，反驳茅于轼，李锐之流的文章。我这才明白，茅于轼之类专家，学者，过去受到批判，对毛主席心怀怨恨，对毛泽东思想深感恐惧。改革后，他们得到很多的利益。所以，他们要给毛主席抹黑，要否定毛泽东思想，要复辟资本主义，埋葬社会主义，要推翻党的领导，实现以他们为主人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义宪政。
刚改革开放，他们利用邓小平理论中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等论述，偷运自已的市场经济理论。他们从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李锐，茅于轼，吴敬琏，厉以宁等市场论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下，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主体地位被改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被少数美国留学归来的精英取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民当家作主，依靠自已，解放自己，为人民服务，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先国家，集体，后个人的无产阶级先进文化思想，被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人自由，平等，幸福的资产阶级具有欺骗性的腐朽文化搞乱了。
由于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上的上述错误改革，尽管经济迅速发展，财富大大增加，可随之而来的是腐败，两极分化，社会冲突，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等诸多问题成了老大难问题。30多年的改革，总也解决不了这些人民最不满意的东西。党的执政地位面临丧权的危险。精英实力派大肆吹捧西方“普世价值”，公开要求普选，推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改革。吴邦国委员长公开表态“五不搞”。这是当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客观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进行土地改革，清匪反霸，三反五反，扫毒黄，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六亿神州，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无黄赌毒抢迷信的安全和谐幸福社会。
“三年困难时期”，在以毛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很快就恢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茅于轼，辛子陵之流，老楸住我们的缺点不放，还夸大乃至造谣，把问题统统推给毛主席一个人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与茅于轼，辛子陵之流，对事物的不同看法，说明了在阶级社会中，彼此的立场不同，感情不一样罢了。（2011年7月23日07:14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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