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是文革初期白色恐怖50天的产物

                “对联”是文革初期白色恐怖50天的产物　　

                 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大罪证　　

  在《中共新党史》第二卷对文革初期出现的反动血统论进行了如下叙述：　　

“八月中下旬，北京的红卫兵冲出学校，走向社会，开始破“四旧”…….一部分红卫兵以血统论相号召，狂热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被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青年，……。　　　　

这些由破“四旧”引发的行动得到了林彪和中央文革的肯定和赞扬。”　　

这样的说辞与历史事实是大径相庭的。“对联”是文革初期白色恐怖50天的产物，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大罪证才是真实的历史！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初期是LD直接领导的。从1966年6月8日派工作组到8月1日党的八届十一届全会的召开共51天，人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肆虐的白色恐怖50天。　　

在这50天里，中国大地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仅以北京为例：　　

“　66年6月8日　，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宣布罢免上至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下到学生班级主任、政治辅导员几乎所有清华干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机构。LSQ直接关心并过问清华的‘文革’，其夫人WGM参加了清华工作组而发挥了显赫的作用。工作组以及‘文革’对所谓走资派、‘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人物的冲击不久被工作组与更加激进的学生群众之间的矛盾所超越。以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为代表的激进群众同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和对抗。工作组依据过去政治运动的模式，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并加以监禁多日，50多人被打成‘蒯氏人物’，近5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发生数起自杀事件，致使两人死亡。”　（摘自《文革探幽》作者XULIE）　　　

全国各地也大同小异。原因何在?黎阳《真实的文革》一文说的十分清楚：　　

(按照)LD(的逻辑)：“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头指向党外。 　　

　　为此，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LD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次反右”。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1966年6月9日，刘xx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xx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所有这些其实就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反、又一次反右——“为权力而‘真理’” 　　

　　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就必须在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 　　

　 1966年7月29日，刘xx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生代表时宣布：“保护少数”包括保护主张“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当天北航附中的红卫兵贴出了一幅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8月1日　，北航附中的红卫兵们将这些对联分别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的高等院校内。　

这样的巧合，也是事出有因的。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宣布撤消LD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以写信支持与工作组对立的“红卫兵”的方式公开表态支持成立群众组织与LD派出的工作组对抗。 　　

　　各学校工作组依靠的学生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和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用群众组织对付群众组织——你不靠工作组靠群众组织，我给你来个“真假孙悟空”。 　　

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导致群众的严重对立。成立了群众组织后，群众由个人的对立变成有组织的对立对抗。双方都拼命证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证明对方“反革命”，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的思路千方百计挑对方人员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问题……“血统论”、“文字狱”、“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从此变成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证明你“组织不纯”，就证明“阶级队伍不纯”，就是“招降纳叛”，就是“反动组织”；你文章演讲能“鸡蛋里挑出骨头”，就说明有“反动内容”，就证明是“反动组织”；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重，就证明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推论出“反动组织”……所谓“文革‘极左’”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荒谬：对立、谩骂、武斗、破坏……这反过来又成为“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证据——谁让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谁让你“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这副反动血统论对联，对于干部子女多、党团员多、工农子女多的“保皇派”(其实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害者)则如获至宝，继盲目地帮助工作组抓“右派”、“鱿鱼”、“反动学生”，整他们的“黑材料”之后，向造反派发起了新一轮攻击。但是，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震慑下，走资派的这支毒箭已成了强努之末，造反派以势如破竹、排山倒海之势占领了文革舞台，同时反动血统论也随之销声匿迹。(尔后，不甘灭亡的走资派又大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伎俩和挑动武斗来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　　

明明“对联”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大罪证，《新党史》却置历史事实于不顾而“另搞一套”，岂不发人深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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