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毛泽东，左与右

    35年前，我还在读小学。西历1976年，中国龙年。9月7日，中国历8月14，白露。9月8日，中国历8月15，中秋。9月9日周四，中国历8月16日。中午放学时，学校通知，下午不上课了，有重要广播，大家各自收听。我家与另几个黑五类家庭就在学校旁边，学校没人的时候，我经常独自在操场上玩。右派等黑五类的子女，童年的朋友也不多。
    下午我又独自在操场上玩。那时候学校完全是开放的，没有围墙。几排房子是小学，不远处几排房子是中学，还有中学宿舍、图书馆、食堂等。旁边是一条大路，通向农场的总场部和家属区。我记得那天特别安静，路上几乎见不到任何人。我估计别人都在屋子里，找一个收音机，围在一起听广播。我觉得没意思，我习惯一个人在操场上玩。这时，我听到学校的广播大喇叭打开了，里面传送出哀乐，以及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带着空旷的回声。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我只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孤独：大白天的，见不到一个人，除了广播，听不到一丝人声。天地之间仿佛只剩我一个少年。我记得我一直站在那里听完了才回家。今天是毛泽东逝世35周年祭日，特写此文。
    35年后，我对毛泽东多了一些认识。但要认识毛泽东，依然是件比较复杂的事情。比方说，毛泽东到底算左还是算右？今天，一群以右派自居的人，都把毛泽东视为左，甚至是极左，还有了“毛左”这个专有名词。的确，毛泽东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右，但是，从一大到江西苏区到长征一直到建国后，毛泽东经常反左。仅仅从左右的概念来理解毛泽东，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左右其实是相对的，站在不同的位置，左右就呈现不同的样子。原来是左的，可能就变成右的。反过来一样。因此，左右不具有绝对意义，只有相对意义，它取决于每个人的立场，我们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的中间位置。
    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源自欧洲的一种左翼理论，内部也有左右之分。毛泽东在这一欧洲左翼理论中的位置，是属于右的。这一左翼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团结了一大批中国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统一战线的基础并不在欧洲的左翼理论，而在爱国主义。所谓爱国主义，用欧洲的标准说，是一种右的倾向，它与各种左翼的世界主义都不一样。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它在反对外国资产阶级的时候，因爱国主义而与共产党结成了统一阵线，但在本质上，民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所依据的欧洲左翼理论是有冲突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外国资产阶级这个共同的反对目标被赶出中国后，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阵线基础便动摇了。这是后来形成国内反右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对于国外东西有自己的判断和取舍，他并不反对美国的一切，也不全盘接受苏联的一切。毛泽东力求在思想和理论上形成中国的立足点。由于中国自身的理论发展因各种原因有相当长时间的停滞，没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因此，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继续使用欧洲的左翼理论，只是在实践中对它做了很大的修正。例如与苏联大规模的理论论战，后来甚至差点进入战争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对于美国的态度也在调整。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但是，与美国建交也是从毛泽东开始的。这些现象都说明毛泽东始终在确立一种不同于美苏所代表的西方左右倾向的中国立场。毛泽东的这种努力其实在反右时期已经体现了。
    反右期间，对于欧洲的左翼理论，毛泽东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修正主义。仅从字面上理解我们就会发现，这是相互矛盾的。既然反对教条主义，就一定要修正。既然反对修正主义，就一定要坚持教条。然而，毛泽东确确实实两个都反对。如果我们把这一现象只看成毛泽东自身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也是一种解释，但是，这一认识是不够的。也许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反对只是某一种修正主义，并不反对另一种修正主义，事实上，农村包围城市就可以看成是欧洲理论的修正主义。然而，这样的理解还不够通透。因为，这种理解的理论背景依然是欧洲的理论。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真正理解毛泽东，还是应该回到中国传统的立场。
    对于欧洲的理论，毛泽东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要确立真正稳固的中国立场。只是因为基于中国传统的理论体系没有与现代化一起成熟，因而不得不借用欧洲理论的外壳。当欧洲理论和思想，不论是左还是右，本身也在漂移不定的时候，中国对它的借用，就会出现不断纠正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是被动的。我认为，如果中国从自身5000年的传统中发展出适合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这一动态平衡就会是主动的，就是有明确立足点的调整。毛泽东说，对于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事实上就表达了这个意愿。以欧洲为根本还是以中国为根本，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确立了这个立足点，所有的“左右”都会因为一个真正坐标的建立而呈现真实的状态。
    毛泽东是伟大的，因为他在事实上的确立足于中国传统所延伸的立场，从而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有益于中国广大民众的彻底革命，建立了令中国人自豪的新中国。对于后人来说，应该坚持毛泽东的方向，不光做出“中国特色”的实践，更要完成“中国特色”的理论思想体系，才能使中国真正重新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事实上，从邓小平以后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都在有意识地为此而努力。我相信，只要抛弃彻底以欧洲为根本立场的观念，这种努力一定会得到巨大的回报。
    怀念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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