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一月九日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却又是我每年都要想起的日子：四十三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九年的今天，我和一千多名被合并的“同类项”们，一起在北京站第一站台登上西去的专列，踏上赴陕西插队的路程。
站台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听着毛主席的指示，我不禁本能地看了看前来送行的父母。身着一九六五年式海军棉大衣的父亲微笑着拍了拍身着一九五五年式士兵棉大衣的我的肩膀；而按照彭德怀元帅的命令于一九五四年转业到地方的母亲则笑着擦去眼角的泪水……
即使在那个极力强调平等的年代，“城里干部和其他人”之间“服分五色”的界限也没有消除，一般来讲他们是不会混在一起的。可是，在这天的北京站一站台，在前来送行的家长队伍里，身着劳动布工作服或对襟棉袄的“其他人”与身着军服或中山装的“干部”们却出奇融洽地在一起交流着：身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向身着中山装的干部递着工农或北海牌烟卷儿；身着对襟棉袄的知识分子也毫不客气地接过了军队干部递来的牡丹或中华烟。
和家长一样，不论是身着军大衣或咔叽布大衣还是身着棉猴或平纹布棉袄的知青们，也凑在一起热烈而又悲怆的彼此倾诉。我在与同行者的父母和送行的同学们相互说了一番自己和对方都搞不清楚的话语之后，捧着刚刚接到手的“毛主席去安源”的白色石膏像站到一旁，默默地观察着人们。
看着看着，忽然注意到了一点：不论是身着军大衣或咔叽布大衣还是身着棉猴或平纹布棉袄的知青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背着样式、大小完全一样的绿色大挎包！正是这个绿色的大挎包，给这群即将奔赴“广阔天地”的知青们涂抹上一层浓烈的军旅色彩！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也许正是眼前这带有军旅色彩的送别场景的缘故吧，杜工部写于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这首《兵车行》的开头两句竟鬼使神差般地闪现出来！
发车铃响了，知青们纷纷从车窗里探出身、伸出手、露出脸，向站台上的亲人、朋友们告别。随着汽笛长鸣，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难以名状的声浪。靠得近的人们，紧紧拉住车窗里伸出的手；离得远的人们，则不停挥动着手臂。此时，不论是哪种服色的人们，都流露出人类共同的最基本的感情—车上、车下哭声、叫喊声响成一片……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和大多数人一样抹着眼泪，按照广播员的指示，面向列车行进方向手持语录本向毛主席宣誓的我，竟又想起杜工部《兵车行》里的第三句诗。当然，由于我不是“道旁过者”，是所以不可能像杜工部那样感慨下去……
写上面的文字的时候，忽然想到：四十三年前，在列车上与站台上的至少三千名出行者与送行者现在究竟怎样呢？他们中的很多人肯定已经作古。且不说送行的祖父和父辈们多有辞世；就是出行的风华正茂的知青们，也有不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逝者已矣，生者唏嘘。年近花甲的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不免想起那些“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的同学。想起他们，同为“去时里正与裹头”的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儿。
当然，总是唏嘘没有意义。还是用冯大帅的诗句来结束此文吧：“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2012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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