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7日
毛主席曾反复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的名言是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部不占首位。虽然表述形式不同，实践中都把政治放在首位，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是这样，美英法也是这样，只是各自的政治内容不同而已。现在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还是把政治问题高高地放在经济之上。
《人民日报》2012年8月16日第2版消息，“前七月全国国企利润同比继续下降”，副标题是“营业收入应交税费同比增长”(记者李丽辉)。文章叙述“今年前7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应交税费同比仍处在增长区间，实现利润同比继续下降。1-7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2000亿元，同比下降13.2%，7月比6月环比下降11.6%”。国企几十年在重重高压之下，自然举步维艰。
“营业总收入，前7个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232874.4亿元，同比增长10.4%”。“其中，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43926.3亿元”，“地方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8948.1亿元”。“已交税费22392.4亿元，同比增长14.2%，7月比6月环比增长12.9%”。尽管国企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贡献那样大，但上边并不放弃要私资进入灭光的方针。
2012年3月5日“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列举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以前财政部在“两会”年度工作报告中，对财政收入具体分类，罗列不同所有制上交的税费数额，其时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上交仍占80%左右。公私体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没有列举。
前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在《关于维护宪法尊严，立即制止国企进一步化的紧急呼吁》一文中举例，“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外资和内资)在GDP中所占比重”，“2010年为27%比73%”。“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比重”，“2009年为12.5%，比新中国初建的1949年占26.2%的比重还低得多”。
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年鉴》工业篇中记载，2009年各种国有工业企业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总计的2.5%，其利润为3146亿元，占总计的9.1%;工业总产值为68567亿元，占总计的12.5%。这是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官方权威数据。估计出入不会大。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明，“在中国已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分析该研发中心不会为了显示改革的成绩故意把中资比例压低。目前呢?
今年初，世行左利克为中国设计的6000天计划，即《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提出到2030年，国有工业从2010年占GDP的27%减少到10%。
某权威人士根据多年来公退私进的增减变化测算，目前公私经济的比例大体在17%比83%范围内，这不会有多少出入。以西安为例，三环以内，从霸桥东西横贯长乐路至咸阳，从城运村过市中南北大街到长安，几乎没有国企。相信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武汉、南京、成都、沈阳、郑州基本相同。走遍全国城区的大街小巷，能见到国企已很稀罕了。和几个融资单位谈业务，说到国企，所有员工均一脸茫然，十分惊讶的提问“国企是啥?”。
按照《2030年的中国》的规划，国务院多次出台文件，废弃市场调节这个看不见的手，强令民资进入金融、教育、市政、铁路、民航等未完全攻克的堡垒。拿掉重庆障碍，看谁还敢再抵制国退民进。铁道部受7.23事件的恐吓，率先出台民资进入方案。曾经在两会上嘴犟了几下的国资委很快败下阵来，迅速出文同民资进入大国企的国务院要求保持一致。
即使一个家庭，谁的贡献大，谁都会被高看一眼，但现在的情况是交钱再多也不能取得应有的地位。从《人民日报》文章中的数字分析，国企前7个月上交税费2.24万亿元，一般的情况是后半年还有所增加，就是“环比增长12.9%”不再提高，按前7个月贡献的平均数计算，年终上交可达3.84万亿元左右。
2012年头7月国企已上交了2.24万亿元，按同比(2011年7月)增长14.2%计算，国企2011年7月实际上交税费为1.96万亿元，加权平均计算2011年，约上交税费为3.37万亿元。2012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列举2011年全年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非公经济就是(10.37-3.37)7万亿元。
按2010年公私经济在GDP中的27%比73%的比例推算，私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的2.7倍，实际上2011年私企绝对高于2010年的73%。国企上交3.37万亿的2.7倍是9.09万亿元，但实际上交7万亿。按相同的税收政策，私企本应上交的就少了(9.09-7)2.09万亿元。这是按2010年计算的，实际上还要大于2.09万亿。这些数据国务院、财政部知道的应该更加准确、详细。占GDP的27%交了那么多，占73%交了这么多，不会心里无数吧?
目前公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是多少，局外人当然不得而知。就按已知的27：73测算，2012年前7个月国企已上交2.24万亿，私企所占比例是国企的2.7倍，就应上交(2.24×2.7)6.05万亿元。到底是交了多少，当然知情人清楚。按常规判断绝对达不到此数字，而且私有制又不断持续扩大，公有制经济不断缩小。国退民进的态势坐标图在谁那里谁知道。
虽然中央没有明令要把国企搞完，同解散农业社时一样，大家心知肚明中央精神是什么。“冰棍理论”，“倩女先嫁”，一卖了之应运而生。所以各省市出台政策，一再要限期将国企改制完毕。有关领导急不可耐，孤注一掷，不惜一再违宪行政，反复强调民营资本要进入尚未进入的大国企领域，又专门请左利克搞摧毁国企的反公反社计划。
《宪法》第六条明明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27%能算是主体吗?“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而有些领导却背道而驰。
尽管《宪法》是根本大法，但在最高上层那里是可有可无的。遇到可用时，大讲“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要搞垮国企时，就不讲“法制社会”、“没有特殊公民”了，甩开膀子整，从不追究也从未受到过任何追究。曾咨询数十家律师事务所，没有一家敢愿意代理控告此类违犯宪法的问题。
税制改革对国企而言是“竭泽而渔”，自然对私企是“天高任鸟飞”;以票制税对国企是“紧箍咒”，对私企外企是“天赐良机”，光靠避、偷、逃、漏税费，既取得了竞争的优势，又使大大小小的私企外企业主迅即暴富，暴富后又渗透到各方面的权力机关。酝酿梁稳根进中央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社会基础变化到特定程度，就要改变上层建筑的结构。
国企偷漏税收无利益动机，按税法责任是个人的得利是企业的。再则从开票到处理结束，须经过开票、入库验收、报销、财务计帐、出库，报税六道关口，那个企业负责人能保证在这些关口中人人守口如瓶?而私企外企只要个别人就完成了。少交多少自己就能得到多少，有巨大的利益动因。企业传真机只要在自动状态，每天承揽开票业务的传真件有1米多长。
国企在“改开”中被扼制在起跑线后，终年处在民资要进来收购的压力之下，和随时要判决的囚犯一样。常态化的被改制、私有化等外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环境所包围，迟早要成为私人老板的刀下肉、盘中餐，时刻袭来的“四面楚歌”时时涣散着国企人员，既失去了毛主席时代的理想信仰调节，又要承担规范的统筹养老等政策和“改开”中凸现的社会矛盾问题的责任，反因沉重的负担而被责难。议论到此，就能理解毛主席当年痛斥初露萌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推行者是“何其毒也”!
仅有的一点国企贡献如此超常之大，他们明明知道的很清楚，但还是要不遗余力的排挤、压制、打击，处心积虑的要转化成私资，全然不顾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减，可见内心是多么的险恶。
一些人反感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就按和“孔孟之道”差不多的“宿命论”认识。按照中国古代宿命论的劫数说，这是一伙上天专门派下来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妖魔鬼怪的化身。
明末冯梦龙编著《喻世明言》中的《闹阴司司马貌断狱》，述说汉灵帝时蜀人司马貌骂社会太黑暗，吟《怨词》又怒“焚于灯下，被夜游神体察，奏知玉帝”，帝怒道：“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有才显荣，无才者黜落;天下世世太平江山也永不更变了，岂有此理!”“气运”、“气数”到了，上天就会派些坏人下来专门捣乱，完成由乱到治。以此对照共产党、公有制社会主义，都是由党的几个最高领导从内部捣毁。西方虽然一贯反共反社，美国并未打进苏东以武力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苏东中社会主义的败亡都是“共产党”自行“和平演变”的。这不会有争议吧?
国企目前的处境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不要紧，搞散了革命成功后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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