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在港偶遇人民日报一位老报人，他建议我改变自己的行文风格。是的，我们这代人，从大学时期开始，到后来在机关工作，逐渐养成了写论文的习惯，都是规规矩矩的馆阁体风格，论点论据引文出处一丝不苟，左右上下面面俱到。篇篇文章都搞得像学术论文，那些拘谨的文章确实不太好看，尤其不被普通的读者喜欢。老报人希望我另辟蹊径，写一些经济杂文和经济散文，并特意为我开设了一个专栏。於是，我开始学着杂和散，将哲学、历史、文学的元素糅合在文章里。果然，当文章杂和散了之后，有了立场，有了道理，有了故事，有了情感，就容易激发共鸣了，老百姓开始喜欢读这些文章了。因为他们喜欢，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经济学的知识，也在不经意间将这些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
十几年过去了，香港主流媒体渐渐接受了我的行文风格。前些日子，一位香港的老行尊鼓励我，说我的那些杂而散的东西，因为不拘一格而别具一格了。香港的老行尊们是深邃的，他们的想法更接近于毛泽东，他们认为文章首先要文以载道，其次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文章是给人看的，要老少咸宜且妇孺皆知。行文过百万字之后，我知道这有多困难，深入已经不易，浅出实在太难了。况且，似我这样的业余作者，常感精力和能力不济，心有余而力不足。你必须像一只勤奋的母鸽子，下大力气嚼碎那些知识，再将其中精华吐出来。我时常鼓励年轻一代的学者，脱去长袍马褂，打破条条框框，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话。我每每遇到年轻人的好文章，就喜欢推荐给各个媒体，希望他们快快地成长。
十几年过去了，大陆的主流媒体仍然无法接受我的行文风格。一位社科院的领导，曾经高度评价我的一些想法，却很不认同我的行文风格。他们总是像大学老师一样，建议我应该怎样写文章或怎样写书。我是知道的，他们也是非常关心我和爱护我的，可我写那些馆阁体的文章给谁看呢?我写文章已经极少用图表了，就是为了方便一般读者的习惯。至于，学术之类的事情，我早就过了青春期了，了无攀登高峰的雄心壮志了。不过，我倒是真心希望，有人能够打破国内学术和教育的高度垄断，驱散思想界沉郁的雾霾，给国人一丝新鲜的空气。国内的主流媒体要能够多元一点儿，要有雅量接受不同观点和不同风格。其实，馆阁体的八股文章，必然导致另一种庸俗化，那就是满街都是学术骗子。国内无法出现类似于《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样的优秀作品，就是因为学术和教育的高度垄断。可能，最高领导还未意识到，学术和教育的垄断就是思想的垄断，思想的垄断的祸害远远大于政治经济垄断，这才是窒息中华民族最可怕的一根绞索。
改革需要理论周严的严谨过程。没有伦理逻辑，哪儿来法理逻辑?没有法理逻辑，哪儿来制度逻辑?宗教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是一个严密的体系，伦理逻辑得不到进化，法理逻辑就无法进化，所有的制度进化就丧失了理论基础。没有理论基础，改革就必然趋利化。趋利化的改革，必然会走向反面。同理，文风决定了党风，党风决定了政风，改变政风要从文风抓起。这一点，毛泽东是深刻的，他的延安整风是夺取胜利的秘密武器，毛泽东首先是用笔杆子打败了国内外强敌的。毛泽东是最反对搞八股文的，他的文章鲜明、简朴、深刻、生动，他的文章从来都不拘一格。老一辈的中国人知道，毛泽东的文章非常管用。延安的教育是古今中外最成功的，速成教育培养的工农干部就有极高的水平，他们足以战胜喝洋墨水并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别小看了那些讲故事的小文章，那里面有宗教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那里面有可以转变法理的逻辑，那里有进行制度建设的依据。今天的改革，难道不需要理论周严的严谨过程吗?
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密切联系群众是生动的。当全社会都在流行馆阁体文章，当所有文件都如裹脚布般厌烦，当学术研究搞得像青词般诡秘，所做的一切就难免是瞒哄和欺骗。一份向全国人民公开发表的正式文件，竟然需要大批学者专家去解读，这是极端不正常的现象，说明你的立场存在问题，说明你故意隐瞒了些什么，哪有这样做事情的?大政治家不要耍小聪明，必须要有鲜明的立场，必须要有鲜明的观点，四面讨好是最笨的，一定会出问题的。
如果，改革真的是为人民服务，最先得到改变的一定是文风。再这样瞒哄、浮夸、欺骗下去，思想就乱了，队伍就散了。改变文风不难，一要立场，二要真诚。当然，稍微有一点儿文采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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