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有的民族问题，都是从胡耀邦当政时开始的。
毛泽东时代，经过建国后一段时期的治理，民族问题很快即已不成其为问题。那时的中国，严密管理包括民族宗教在内的民族问题，手段虽严厉，少数民族却畏威怀德，几十年波澜不惊，执政党和政府在这些地方威望很高，毛泽东更被包括新疆、内蒙、西藏在内的很多民族尊为“大神”，藏人即视毛为比达赖地位更高的神。所以那时的达赖，在西藏也没有多少市场。
胡耀邦当政后，欲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有所作为。他跑了几个地方，认为政府对当地贵族、宗教的压制太厉害，主张改弦易辙，将拆掉的庙再建起来，将宗教领袖请回来、供起来。于是，少数民族宗教重新开始兴旺，宗教领袖重新成为各民族的精神权威，不少少数民族开始与中央、与中华大家庭离心离德，分裂之势死灰复燃。
有人认为，现在新疆、西藏等地分裂势力抬头、扩张，起因是中共原来压抑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宗教，导致精神空白，被境外分裂势力钻了空子，填了空白。这种说法不符合逻辑与常识。站在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的立场上，到底是与中央、与中华文化更亲近，还是与和自己血脉同源、文化同根的境外势力更亲近?答案不言而喻。所以，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宗教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境外同民族同文化势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当地民众对中央、对中华大家庭的认同越来越少，除非你这个大家庭有一种强大的核心价值观，能够征服各民族的精神。但是，又有哪一种价值观能够比宗教具有更强大的精神影响力呢?
有狗屁学者说，一些西方国家的宗教都是放开的，放开了也没有出什么事，所以中国也可以而且应该放开——问题在于，那些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制，而中国是一党执政，不同的基本制度，必然对社会治理有不同要求。照搬多党制国家的此一做法，怎么能避免致国家于混乱甚至动乱呢?
还有些砖家说，宗教组织也就一社团而已，与其他社会团体没什么区别，可以取消宗教管理局，交给民政部统一管理——宗教专涉心灵信仰和精神权威，它对人心的影响力、对民众的动员力，岂是其他社会团体可以相比的?放松对宗教的管理，新疆、西藏就是前车之鉴，分裂、动荡乃必然之势。
胡耀邦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大错误，是搞了个《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一味怀柔，规定对少数民族犯罪要从宽从松处理，所谓“顾全大局”，既破坏了法治的统一权威，又使一些少数民族人士越来越肆无忌惮。国内很多城市中，以新疆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强买强卖现象，正是从那时开始的，不但令普通市民不无畏惧，官府也束手束脚，不敢轻易碰触“民族问题”。而给胡耀邦起草这个文件的阮铭，所谓“胡耀邦文胆”，早就跑去海外，甚至一度成为陈水扁的“总统府国策顾问”。
应该说，胡耀邦是个好人，品格不错。但他政治上幼稚，且有崇洋情结，所以连香港一个小小的无良记者陆铿，也可以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胡的后人则与胡相反，不但政治上不幼稚，知道借力“普世大潮”;经济上也不幼稚，四处捞钱，卷入多个腐败丑闻，而胡之品格则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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