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明尼苏达小镇纽约米尔斯，居民仅千余人，却都非常关心公共事务。小镇每年都举办一次“全美大讨论”，在确定某个选题后——比如1998年的选题是“诚实是否总是最好的策略”，要求参与者所提交的“论文”不超过750字，而且特别规定，论文不能带有学术语言和注释。组织者声称，组织这一活动以及出台这样的规定，是对学者垄断公共讨论以及在讨论中常常不遵守常识的不满。
的确。普通人与学者之间的分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普通人在理解世界时，更多地依赖于常识，而这些常识也足以让普通人应付日常生活，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而学者的表现却越来越不尊重常识，把“身体与思维分离”，更极端的情况是，凡被视为常识就要反对。
但在思想与学术史上，却并非从来如此。相反，自亚里斯多德至18世纪，常识一直被学者所尊重。亚里斯多德认为，“常识”是“关乎身体的现实，是第六种主要感觉”，而所谓“意义”或“思维”，首先都必须经过这种“感觉”。卢梭认为，“常识”作为思维中的超级感觉，并没有特定的对应器官，但它在大脑中有着自己的位置。拥有常识的数量就是拥有知识的多少。在康德那里，学术思考虽然比常识深入了一步，但“可以回拆为常识，而不是颠覆常识”。
18世纪是自然科学发展最快的时代，但在主流学界看来，自然科学仍然也要尊重常识。托马斯·赫胥黎有句名言：“科学本质上就是受过训练的常识。”科学研究的过程则是，“把普通人相信的东西系统化并加以整理。”从“常识”开始，小心地按照逻辑与事实，连贯性地往前走。比如，尽管几何学发展十分迅速，后期成果十分复杂，甚至除了专业数学家之外一般人难以理解，但还是建立在一开始几个公理之上。而这几个“公理”就是常识。
当然，自然科学的发展后来颠覆了不少被视为“常识”的观念，甚至因此有人主张，“科学研究就是从怀疑常识开始的”。但正如有科学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进行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那些被颠覆的“常识”，往往对普通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没有直接作用。
哥白尼“日心说”就是一个例子。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一次问一个同行：“为什么人们总是很自然地以为太阳绕着地球转。”同行回答：“因为它看起来似乎是那样的。”维特根斯坦接着问：“那么，地球绕着太阳转看起来似乎是哪样?”他的意思是，尽管哥白尼证明了地球绕着太阳转，颠覆了此前“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共识，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谁绕着谁转，根本无所谓，人们仍然根据“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在生活。
但公共生活领域如果颠覆常识，后果往往会很严重。认知科学家阿特朗(Atran)认为，在公共领域，“常识”是维系人类社会正常交往的基础。因为“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大脑构造，拥有身体，拥有几乎同样的感觉事物的方式”，所以，我们对我们生活其中的环境理解，应该是“共通”的。这种“共通”的理解，就是我们常说的“常识”。所以，“常识的权威并非来自于课本，而是来自于人类对于人类身体之内和周围成长的共同体验。”也正因为有了“常识”，人们之间才能进行对话和交流，才能发展起正常社会交往。
也正因此，在公共生活领域颠覆某些“常识”，实质是否定人们对于世界的某些基本认识，否定人们赖以生存的某些基础经验。其后果是扩大人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扩大人们之间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鸿沟，同时让很多人无所适从，由此对正常的公共秩序造成破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尊重“常识”的原因。
回到经济学话题。经济学被称为“世俗哲学”，即它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性极强，就在于干预现实生活。按理说，对于现实性如此之强的研究，是要对常识予以足够的尊重的。近些年来，国内某些经济学者常常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这些言论常常严重背离“常识”。其结果，只能是使经济学家越来越脱离普通大众，成为一个小圈子中的纯逻辑游戏，经济学干预生活的能力也因此急剧下降。如果中国经济学家们仍然想维持经济学在中国百姓中的地位，仍然怀有“经邦济世”的美好理想，首先需要做的是尊重常识，学会在常识的基础上说话。
卢周来(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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