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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导致亡国的说法是政治理念上的浅薄,彻底否定文革是政治理念上的幼稚无知。

彭东旭 · 2014-09-0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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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政民主与文革其实不矛盾,而是异曲同功,甚至功效更大。

  近期看到中国半官方网站环球网登载买官卖官新闻,终于让人看到国家的希望。一个敢于正视历史,敢于正视现实,敢于自我纠错的党,应该是建党建国时期的本色。长期以来,中国放弃了毛泽东时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执政理念,一些别有用心的御用文人故意搅浑政治信仰与政治理念等政治基本概念,严重困缚了传统的监督弹劾机制,才会导致现实的乱象频生。

  由于基本政治概念上的混乱,一直以来,中国存在左右的无为之争,那就是宪政与文革之争。抛开集团利益之争,就能发现文革与宪政并不是背道而驰的。它们的相似之处就在于监督弹劾机制的意义。

  弥合这种分歧,首先需要纯学术理念,而这种理念存在于逻辑思维方式。

  一般来说,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不外乎两种处理方式:一是简单事情复杂化;二是复杂事情简单化。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拆散成许多逻辑因子--复杂化,把这些逻辑因子,联系,顺序,量化等,从而把一个不可控的问题变成可控,不可知的问题变成可知---简单化,这种简单化实际上就是规律化,也叫寻求规律的归纳法。在宏观世界(尤其是社会科学、哲学等)研究过程中,这种方法是常用的方法。而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属于“微观事物分析法”,通常是用在微观世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程中。简单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逻辑方式可以叫做归纳法和分析法,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进程中,新科技革命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再次提供了新的逻辑思维的方法手段。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趋势日益加强。但是,现代的人们往往只对独立的社会学科做深入研究,缺乏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

  因此,彻底性否定文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核心思想。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社会学者,可能至今不明白“彻底性否定文革”已经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灾难。这种灾难就在于全面性贪腐无法根治,给监督弹劾机制带来了瘫痪效应,这也是左派怀疑宪政民主的充足理由。

  文革确实严重缺失了西方的宪政法制,但文革的成功是西方宪政民主无法比拟的。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文革是另类宪政民主。

  阐释这一点需要全面军事战略观,所以更需要对当时中国面临苏联蠢蠢欲动的边境侵略危机、美苏争霸等国际大局势做详细分析。从抗美援越、尼克松的来访、压制苏联的核武报复、中美建交等一系列相关重大国际事件看,文革保住中国整体的国家安全,牺牲的是官员阶层的权利(非权力)。

  肯定文革,真实的意义就在于肯定毛泽东在中国传统的监督弹劾机制上的突破性发展。

  了解宪政民主的意义所在,其实就在于监督弹劾机制。因此,我们就能明白宪政民主运动与文革运动不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文革与宪政民主的作用是异曲同工。当人们明白文革时期的历史遗留困境以及面临危险的国际格局困境,人们就更明白文革的意义远远超出宪政民主的功效。毛泽东在中国传统的监督弹劾机制的突破性发展,是让人民当家做主,真实监督弹劾官员阶层。其具体表现就在于文革期间的民众的“四大”权力到文革后宪法条款正式确立。“四大”包括“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兴起于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中,国家为了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实施参政议政,于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的1975年写入宪法。75年宪法第十三条规定:“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还继续享有合法地位,直至1980年被废除。

  自从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就拥有无人撼动的至高领导、学术权威。把文革归咎于党内争权夺利是不可告人的严重的误导,阐释这点,需要从“窑洞对”说起。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这次谈话促使黄炎培从延安回来撰写一本书,叫《延安归来》。在书中黄炎培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摘录一段: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反腐败需要肯定,但腐败不是亡国的真正原因,权力监督制衡丧失,监察权失效,才是亡国的真正原因。这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不是反腐败就能解决的,中国面临急迫的真正问题是如何落实监督弹劾机制问题,是监察权的落实问题。

  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而强盛一时的秦朝存在14年就灭亡了,以往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眼中,秦朝是不成功的,绝大部分是彻底否定秦朝的进步意义,而毛泽东是第一个肯定其历史进步意义的。仅凭此,一些反毛派认定毛泽东属于独裁尤其荒谬。从“窑洞对”到文革的“四大权力”:“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到四大写入宪法,可以完整梳理出毛泽东治国理念就是专制“独裁”的治国理念。我们无须去肯定秦朝的破除诸侯分权制度的历史进步意义,只要探索“弹劾监督机制”的产生和出现就知道,秦朝是世界最早实施弹劾机制的。

  从中国历史进程的表面看,腐败是导致亡国的根本原因。而产生腐败的真正原因,就在于监督弹劾机制失效。也就是说,监督弹劾机制丧失,是导致亡国的真正原因。所以,腐败导致亡国是非常浅薄的政治思想理念。这种理念却存在于中国前任领导人的公开言谈中,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政治学术界的悲剧。

  可以说,“三权分立”是西方领先于中国进入到“分权制衡”的第二阶段,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中提到的监察权到毛泽东把监察权与治权完全分开和落实,中国再次领先于西方政治战略,到达了权力制衡的第三阶段。从这点上看,提倡黑猫白猫摸石论的邓小平彻底性否定文革,就是政治理念上的无知。

  从“窑洞对”到文革的“四大”权力,毛泽东的治国理念的意义实际上远不止于此。与西方比较,毛泽东的治国理念虽然在治权上没有做好“以权制权”的三权分立,但毛泽东把治权与监察权区分开了。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中提到的监察权,到毛泽东非常重视监察权,中国的历史一直是在进步的道路上前进。而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尤其是80年把四大权力从宪法中删除后,以权制权的权力分立没有,监察权与治权不能够形成独立,由此,中国的治国理念进入到无序阶段。加上党政没能够及时分立,“一把手制”到“一言堂”,地方党委权力监督成为真空,权力膨胀逐渐形成千万计新诸侯的党皇制,买官卖官盛行,腐败全面性蔓延。所以,中国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根本不属于经济改革的问题,而是机制改革问题,重中之重是权力的监督弹劾机制近乎丧失。

  通过对比分析,在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每次朝代更替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实施相对更公平的制度开始。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均田地”就成为主题。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属于成功的朝代。而其不成功之处在于权力的膨胀不可控,权力膨胀一旦到了不可控制,正是朝代更替的到来时。

  日吞并朝鲜,是近代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朝野反应强烈。中国人民在同情朝鲜的灭亡与谴责日本殖民侵略行径的同时,更多的是进行自身的反省以及对中国内政改革的诉求。无论是立宪派,还是清政府官员,乃至于一般民间舆论,大都注目于立宪。由于日本吞并朝鲜加重了中国民族危机,在各种宪政势力的压力之下,清廷也被迫调整了宪政改革的策略,缩短了预备立宪的期限,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宪政改革的进程,但并没有取得挽救清王朝命运的实在效用。

  接下来,孙中山的宪政民主思想在蒋介石的党国制下直接破灭。这也说明毛泽东不重视宪政民主是有缘由的。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看,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思想,到八国联军践踏中国之后的五四运动思想,两次所反映的是大乱之后思治的真实意义的思想,这是值得中国珍稀的难得民族思想财富。从“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也”到“治国先治吏”的总结,从宋朝皇朝家规不杀谏士,到毛泽东时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四大权力写入宪法,治国思想理念的历史进步意义是重大的。

  但自从进入经济改革后,宪法(没有公投)失去人民真实意见反映的多次修改,尤其是97宪法修正案的宽官严民,不得不说是一种重大倒退。

  中国许多次的朝代更替,正是权力膨胀导致不公,新政权每次建立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题的。倡导资本主义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防止私权操控国计民生产业,邓的经济改革出发点却完全违背这一历史意义,从这点看,所谓的经济改革又是一种大倒退。

  一个国家存在左右之争并不是坏事,但最坏的事情是御用文人故意混淆逻辑概念,在政治信仰和政治理念等思想领域上制造迷惑。端正思想,甄别学术概念,才能真正复兴国家和民族。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应该归功于文革的监察权的独立,中国没有遭遇前苏联集体否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在于文革以及之后还保留了五年的四大权力真正赋予人民高度的监察权。但是,包括左右在内,今天很多的政治战略界人士还是把监察权归集于治权的概念范畴,这不是无知,而是荒谬的卑鄙之作。认识不到这点,中国的改革还会进入死胡同,注定是失败的命运。因为政治战略决定其他战略,政治战略进入不了正轨,再强大的军事、经济、科技战略也会遭遇重大影响。这并不是说现在的中国必须照搬文革的四大权力,了解毛泽东的监察权运用以及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真实意义,以及中国传统治国理念,重视西方的宪政民主内在的监督弹劾机制意义,中国走出困境,超越美国政治的改革已经不是什么困难的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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