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甲本与通行本相同)
【译文】名誉与身体哪个更亲?身体与财货哪个更多?得与失哪个有毛病?过份的爱惜名誉或身体或财货或得或失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过多的藏货必然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知道这些道理才不至于受辱，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才可以长久。
【释文】这段经文译得与现行本大相径庭，得好好地解说解说。前三句都是概念的“比较”，有了所“比较”的概念，“阴阳雌雄”就出现了，就得用老子的“知其雄守其雌”之道来解释它。
“名与身孰亲”?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然而修养的境界不同，回答也不尽相同;人的经历不同，回答更是不同;所处的场所不同，回答也不会相同。所以才有英雄和狗熊、有涵养和无涵养、为国尽忠者和叛国者的区别。名与身两者可以兼得的情况下，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名与身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才会有这样的问题。下面分析“名”与“身”不可兼得的两种情况：一、大义面前“名”与“身”哪个更亲更重要，当然是“名誉”重于泰山。在战场上被敌人俘虏了，且不说能不能苟且偷生，为了生“身”就出卖情报当叛国者吗?后果是牺牲的人更多，代价更大。如果为了苟且偷生就当叛国者，这不是对《道德经》的侮辱吗?且看陈鼓应先生的译文：“声名和生命比起来哪一样亲切?…过分的爱名就必定要付出重大的耗费…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带来危险，这样才可以保持长久。(现行本多是这样译)”前后文联系起来看，这不是说“身体”更亲吗?不能太爱惜“名”吗?这不是给当汉奸提供了个理由。二、非大义面前，为了争强好胜，就能轻易拼命吗?韩信跨下之辱是对这种情况的最好解释。正是因为有这两种情况，所以老子才有此问，以此问题总结出：“知识足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才不会受辱”。
“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重视“货”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重视“身”则知货利养身的重要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对“得失”的最好解释(参见我译的第四十二章也许能想到的更多)。名与身、身与货、得与亡(失)就是前面的章节所论述的“无与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相生、相成、相形、相盈、相和、相随”的关系。仍然存在着“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道理。执于名则失名，执于身则失身，执于货则失货，执于得则不得。老子曰：“无执故无失。”所以“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这两句是对前三句的分析，讲的是“不能偏执其一端”，不管你偏执于哪一端，或名誉或身体或财货或得或失，都必然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必须“知其雄守其雌”。关于“得与失”的关系问题，可参见我译的第四十二章中对“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的解释。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里“知足”“知止”是“知识充足”和“知识境界达到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止境”的意思，由于篇幅大，证据写在下面的【附说】中了。结合上文文意就是：明白“知其雄守其雌”的道理才能不受屈辱(参见我译的第三十三章对“知足者富”的解释，篇幅大说得详，这里不再重复)。否则做“叛国者”受屈辱，“与人争强好胜”照样受屈辱，就形成了“动辙必究无所适从”的境地，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少吗。“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参见我译的第三十二章对“知止可以不殆”的解释。
【附说】这一章讲的是内与外、得与失的关系，仍然是第二章中：“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的基本原理，“名与身、身与货、得与亡”关系仍然是“相生、相成、相形、相盈、相和、相随”的关系，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了，所以才有“韩信甘愿受跨下之辱”而功成，才有“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因而名就(文天祥《正气歌》)。从韩信跨下之辱到董狐等之名节，不是刚柔相济的处事方法吗?道理尽在甚爱之极、多藏之厚中，蕴涵了物极必反的道理，体现了“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的原理。明白了这些道理才能不受辱，知彼知已才能百战不殆，故能长久。在这里，把“知足”解为“知道满足”是错误的，证据就在朱熹子解释的《大学》章句中，下面请读者仔细品味《大学》章句。
《大学中庸论语·大学》(朱熹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2186.12 第一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注：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虗靈)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稟)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亲)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葢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知止而后有定。朱熹注：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所定向也。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注：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根据朱熹子解释，“知止”：志在使自己的知识达到“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的“至善”之境地。犹如“致知”，即“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盡也”。“止”就是“止境”，“足”就是“充足”，都是对学识进步的里程中的境界描述。且看排比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实际上就是“知足而后不辱，知止而后不殆”，与“知止而后有定”在句型上也是一致的，谁能说“知足”不是“知识充足”呢?如果把“知足不辱”解为“知道满足才不会蒙受耻辱”(现行本如此解)，那么“知止不殆”如何解?解为“知道适可而止的人就不会遇到危险”(现行本有如此解的)吗?(老子的“知止不殆”就是孙子的“知彼知已者百战不殆”)。那么“知止而后有定”又当何解?解释为“知道适可而止的人才能确定志向?”与朱熹子之解就矛盾了，这是很明显的错误。
王弼在解释“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时说：“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贪货无厌，其身必少。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为病也。”这是对后人理解《道德经》的误导。很遗憾王弼没有解释：“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写于2009年7月15日定稿于2013年9月2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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