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对某一类知识分子，进行不懈的斗争。然，先生在公开的文字中，却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用到的词有智识阶级、正人君子、智识分子、“学者”之流、名流、纸张上的革命家、空头文学家……等等，还有“文人学士”，比如：
“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准风月谈·夜颂》)
用词不同，却写尽了自那个时代以至于今的此类知识分子的嘴脸，具有一定的“普世”性。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
也有时，先生不屑于命名，就称作“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有些所谓文学家”。这个“有时”，见于先生的“《自由谈》时期”，先生在《伪自由书》的前记中说，他把一些笔战文章附在“本文之后”，以见“有些所谓文学家的笔战，是怎样的东西，和我的短评本身，有什么关系”。这“关系”，先生其实指出过的，最基本的一点是他们和它们都“不论文章的是非”。
我们的这个时代，某一类知识分子还是毫无长进，他们的鼓噪与攻击的文字，可曾有在问题的是非基础上所做的?不仅没有长进，与其“先辈”相比，还等而下之。
先生说过，“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南腔北调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偶尔，只是偶尔，听到被此类知识分子“讨厌的人”而为我所不了解者，我就觉得他是好人物。所以说偶尔，是因为此类知识分子的人数不少，而为他们所讨厌的人，多集中于的几位，他们长期在“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关键性突破战。
先生也并不是一概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不为公开发表的书信中倒是多次使用。“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去的见面礼。”
在另一封书简中，先生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刷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做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象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先生通过历史总结和比照现实，感慨道：什么时代没有这样的人啊!
比照的现实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之，1933年2月19日，胡适之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后被开除)在北平《独立评论》上，发表攻击同盟的文章，先生找来看了之后，说：“我但于胡适之之侃侃而谈，有些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1933年6月18日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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