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性是知识理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知识理性是技术理性的扬弃与升华，不能归结于技术理性。由于郎咸平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仍然是配置经济学范式，所以他一方面否认金融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过分夸大了资本运作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忽视了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运营、创新—创造—创业带来的资源再生在资源配置中更根本的地位与作用。他不但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投机，而且把资产、产品的定价权大小、产品附加值的高低都全部归结为资本投机。郎咸平：“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战时代-------产品定价权不再由供需决定，而是由国际金融炒家所决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超限战争的年代。……国际金融炒家很少失败，而且今天的战争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金融超限战’。而要在这一场战斗中取胜，只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你必须有最充沛的国际资本;第二必须有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我把这两个前提丢给各位读者，你觉得我们具备吗?是的，我们只具备第一项充沛的国际资本，第二项具备吗?很遗憾的，中国13亿人口，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不具备。因为我只知道理论，我没有亲自操刀过。更可悲的是我们连试试的机会几乎都没有，因为一试就失败!90年代日本经济崩溃谁造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谁造成的?2008年越南经济危机谁造成的?------都是国际炒家。很无奈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就是，国际炒家可以动用几千亿资金轻轻松松打败了各国政府。我想举个让我们痛心的例子，2007年底，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宣布次债危机该行遭到巨大损失，但是他们透过我国建行的上市赚取了1300亿元，也就是每一位读者都付了100元给美国银行。他们为什么能赚这么多钱呢?因为国际金融炒家取得了建行上市的‘定价权’，从而压低定价图利自己。对比而言，我国主权基金购买了黑石基金遭到了巨大损失。以美国银行和我国主权基金的水平相比，证实了我国确实缺乏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 ⒀不可否认，国际金融炒家的金融投机在操纵价格、取得垄断利润、损人利己方面的重要作用，但这个作用是否等同于“定价权”这样的决定作用，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以资本运营为主导时，金融投机可以通过操纵价格取得主要资产与产品的定价权。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以知识运营为主导时，决定主要产品定价权的是知识产权而非金融投机;在知识经济时代要取得主要产品定价权靠产业升级而非“最充沛的国际资本”、“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在知识经济时代能通过金融投机取得资产、产品定价权的只能是低端资产与产品，高端资产、产品的定价权永远掌握在知识与技术创新者的手上。由于知识经济时代高端资产与产品占主导，因此一旦掌握了高端资产与产品的定价权，低端资产与产品的定价权可以说是无足轻重。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通过“最充沛的国际资本”、“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来和国际金融炒家打一场“金融超限战”，而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实现发展模式转轨，提高资产、产品的附加值。高端资产与产品的定价权与高端资产、产品的附加值的提高二者互为因果。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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