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出兵把美帝赶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的观点是，不需要。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性。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王稼祥，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于右任，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李明颜，香港《大公报》政评人，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刘宇，台湾省，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这次是给同志们介绍情况的，也算是汇报情况的。内参已经发了，大略的事情(指1987年底在拉萨的平叛)，同志们都清楚了。没错，杀人了，还不少的。这个，同志们应该已经想到了。咱们不是报社的编辑，说漂亮话不是咱们的工作。杀人，这话好说不好听，但还要说。不杀，不能平叛，对就是平叛。这个性，就是这么定。和自由啊、民族啊没关系，就是叛乱。不管别人认不认，我们就定这么个性质。这是政治(需要)。近期，这是一阵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风很盛，不过是虚的，掀起些小浪头，翻不了船。我们杀人，就是告诉那些想复辟的贵族头子们，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枪口，还是热的!
——1988年3月《谈一些情况，讲一讲问题》，任荣，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副书记
局势很紧啊，不过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太阳照旧要升的。他们(指学生们)占理不占理?要我说，占理!从来学生都是要反官府的，当年我们这么干，如今人家也这么干，没啥不对。那我们要不要让步?不让，坚决不让!我们不是对学生不让步，而是对他们后边的那只手不让步。这是大原则。至于我们自己，要改，要坚决改。(毛)主席反派系、反家族、反族权垄断，如今都冒出来了。难怪人家骂娘!这样是不改，天理不容!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张》，王震，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欧阳斗，北京市市长助理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卯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指中共高层的子女)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学生们(指1989年)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包括我在内，我们有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你不能回来，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这是原则……现在重点是省部级，以后要往下走，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中央有决心，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吕枫，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注：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在当时被成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有几人是真心的呢?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不错，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稳了，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等哪天又站稳了，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大家关注了两个月，如今算是尘埃落定了(指银河号被美方强制检查一事)，可以简单总结了。咱们有内参，有内讯，还有舆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体情况就是这样，至少从我的渠道了解，咱们确实被冤枉了。当然，话不能说满。政治嘛，尤其是国际政治，暗的多，鬼得很。咱们给那边(指两伊)，总有些关联。咱们是五大国嘛，五大国踢加利(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场子，正常。这次，咱们吃了亏，至少是吃了闷亏。人家没搜出赃物来，却不给我们道歉。一个多月啊，让人家搜来查去，堵在海里，说不好听的，就是嫌犯嘛。咱们抗议了几次，没用啊。人家有盟国，有航母，有国际大管家的身份，样样都比咱们强。在国际上，人家是这个(伸大拇指)，咱们是这个(伸小拇指)。亏吃了，日子还得过。今后的日子，估计还要难过一阵子。人家想一劳永逸，把咱们解决掉嘛。几年前没解决掉，今天也要解决掉。今天在这里说，日子难过，也得过，而且很快就会好转。人家要如何，由他去。主席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我们扎好篱笆，多大的风，也刮不走屋顶的。
——1993年9月27日《给同志们吹吹风》，钱其琛，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
这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李欣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东北留在我国，或者并入苏联，哪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最有利?我想，绝大多数同志都会认同，并入苏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更大。相比于我国，苏联已经建立起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拥有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保护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东北并入苏联，将极大地加强苏联的原料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将资源转化为打击帝国主义的现实力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更强有力地物质支持。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应固守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而应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上考虑问题。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应用于北朝鲜、印度支那等问题上。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个人保留以下建议：一，东北并入苏联;二，北朝鲜并入我国;三，印度支那部分地区，由我国执行主权管理。
——1953年9月《为了共同的信仰》，高岗，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大陆搞文化革命，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判?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最根本一点：它颠覆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动者之上;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等等。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李斯翰，澳大利亚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洪门澳洲分舵干员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李学先，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错的嘛。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邓)的指挥棒。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中央没给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指许世友)了嘛。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好嘛，主席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小个子为了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
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有些事情，当时不许说，有必须控制影响的道理，但不能永远不许说，这不符合唯物主义。比如当年主席(指毛)力主入朝，一是怕苏联人掺合进来，霸住东北不走;二是要消耗掉400万投诚国军。再比如珍宝岛那几枪，两国各自给自己的激进派一颗甜枣，把调门降下来，毕竟谁都怕真打。这些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党内一直没有隐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党内都不让说，我们就会垮掉。那么，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 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 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陈锡联，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刘西元，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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