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农民工,时下几乎成了两个骂人的词语,农民工地位低下,打工的报酬能否获取没有制度保障,只能如买彩票般寄希望于遇到总理能让总理帮忙讨回自己的报酬,如此这般,被“白猫黑猫”们将“农民工”作为骂人的词汇也不难理解,可义和团招惹谁了?作为我们的同胞,作为我们的先辈,何以在今天被“公知”恨之入骨呢?
近来读了两篇文章,对此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我自己认为找到了那些“公知”仇视义和团的原因,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篇是刘仰先生的《红色山东前传》,里面有一段摘抄如下:
义和团运动以反洋教为表现,使得它的“反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过去,中国历史上的反对外来侵略,例如山东地区明朝时期的反倭寇,焦点主要是生命财产。而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山东地区,由于洋教政教合一的倾向,使得洋教与财富、法律、军事、教育、习俗等世俗政权手段紧密结合。因此,义和团的反洋教、反帝斗争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的色彩,这也是西方列强尤其痛恨义和团的原因。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斗争是比生命财产更为严峻的斗争,中国历史上虽然遭受过多次外族入侵,但没有一次像西方入侵这样在文化领域爆发你死我活的冲突。
另一篇是宁静先生的《天主教在中国渗透的历史性考察》,摘录一段如下: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揭开了西方列强蚕食、凌辱中国的序幕。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除割让香港和五口通商外,还涉及到保护传教士: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又传教者来之中国,一体保护。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英天津条约》,同样规定中方要保护传教士传教的权利。《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员必厚待保护,毫无查禁,皆免惩治。此后,天主教传教活动扩大到中国内地省份。值得注意的是,传教条款中无视西方实行的“政教分离”原则,肆意干涉和践踏中国主权。
由是观之,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罢,其进入中国之初,就不是纯粹的宗教,而是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导,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马前卒,也是西方列强意图从精神上控制中国的工具。
而义和团的反洋教,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都戳到了西方列强的痛脚,因而遭到以西方为其精神“爹娘”的“公知”的仇视乃至被妖魔化也就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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