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般很少关注传记性质的作品，尤其是当下时代的人物传记，当然也包括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有我自己的原因。我自身科研的领域与先秦子学有关，常常会把孔孟老墨等古圣先贤的人格标准投射到当代，以之为标尺衡量所谓“伟人”“英雄”的境界高低，经常觉得“野无遗贤”乃是共和国一冷峻事实，大抵是时代病兆。近阅方志辉先生所著袁隆平传记《稻可道》，始觉时代还有偶像，中国有希望的。
儒家说人都有向上向善的驱动力，“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因此才有“为学”的工夫，才要尊德性而道问学。但在一般人眼中，圣贤的标准仍然可望不可及，“神州六亿皆尧舜”、“满街尽圣人”，只是美好的理想。到了后现代社会，网络化思维、讯息过剩，不断分割碎片化都市人有限的时间精力，为争一套房、一个学额、一个职位而汲汲忙碌，哪有时间照顾到周遭，关心到他者，提升自己的德性?
商品拜物教篡夺了圣人的话语权，被“异化”的人类需要速食快餐主义式的“偶像”。如果说民主是凡庸的政治，精英隐退大众上前，同时又要允许人民有自甘堕落的权利的话，是否意味着高尚的道德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再无立足之地?一种比革命英雄主义更加致命的病症在时代中蔓延，那即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沉浸在机械化的、同质化的资本主义“规定动作”中，像机器的标准部件，人不成为人，而成为物。“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不可以物配主”，先知默罕穆德在几千年就警醒人类，不要沦为“物”所奴役，无论是金钱、美女、权力还是庸庸碌碌的生活，同样的神谕和教训，耶稣、孔子、老子、墨子、释迦都说过。只是他们的时代离我们太远了，我们都淡忘了。不为外物役使，关键在倒空自己，根本意在肯为他人牺牲。起于发心，终于行动。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走出自己，走向别异的行动，大概是一个不断成为“好人”、“有益于社会的人”的过程。自觉而后觉他，渡己而又渡人，是从杨朱迈向墨翟的路。只管好自己，不过问他人，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面对建制性的罪恶，人靠一己修身是远远不够的，亦是“自私”的。你可以闭上眼睛不看，无法闭上耳朵不听，但凡有道德觉悟的人，都不会让自己止步于静坐、冥想、默祷，而是呼吁、串联、行动。
知易行难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实践理性”乃是通过实践来达到理性的光照，是过程不是终点，是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先秦墨家学派摩顶放踵，剑及履及，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在行动中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总结了物理学、光学、建筑学、辩学的高超知识;墨子亲身裂裳裹足、止战非攻，这是行动者的道德觉悟和精神素质。有做就有失误，不做什么都没有。从墨学与儒学截然不同的品味来看，匠人精神应该是定义墨家学派秉性最好的词汇。
行动者的实践理性，匠人精益求精的精神，解决几亿人温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是代表。这位“米菩萨”80多岁高龄还坚持下田劳作，捐出自己财产而自甘清贫，亦不像某些知识分子贪恋权位搞些“火线入党”的事情，清心寡欲、功成不居，颇有当年墨子的风范。看来如是健康的“偶像”，在当今中国还是可期待的。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墨子真精神的复活。
近闻友人发起“袁隆平和平奖”的倡议，我少有的表示支持。当初为了抗衡“诺贝尔和平奖”的所谓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国朝推出了“孔子和平奖”，办了两届，不伦不类，无疾而终。以对抗思维来运作一个和平的奖项，本来就不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理想，亦不关切当下时代生活人的实存意义和价值。若是发明炸药的西方诺贝尔成就了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和平奖项，那么同比中国有什么可以与之相较而又更彰显和平主义的精神呢?在古代自然是墨子的兼爱非攻，在当代当属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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