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范与民国案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二十九军的基层爱国官兵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打响了中华民国官方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枪。从此，中华民族拉开了时间长达八年之久的全民族抗战的序幕。
在我国腹地卢沟桥开始的抗战，是中华民族“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绝地反击。是中华民族实在是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这才被迫着发出的最后吼声。当年为了抗战，中华民族迸发出了宁死不屈、视死如归、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等这样的抗战精神来。而这一切，由于都是为了发生在中华民国时期的那场抗战，所以也就皆是拜中华民国“所赐”。因此当今的那些公知，也就越来越向往和怀念中华民国的那个时代了。
近年来，在人们的不经意之间，由于“公知”们的推动，一个叫“民国范”的词汇，却越来越流行于网络。
“民国范”，是民国风范的简称。民国风范，就是中华民国时代的风范。“民国范”在如今的那些“公知”的眼中，就是中华民国时期象梅贻琦、胡适、傅斯年、英千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和张爱玲等人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周作人和张爱玲等那样的“大师”或是“大家”的风范。“民国范”在“公知”们的口中读出来的时候，由于要加上儿化音，于是便读成了“民国范儿”。这样的读法，可能会显得更加亲切和俏皮一些。
虽然从成立到被中国人民赶出大陆，中华民国是军阀混战不断，是帝国主义的入侵不断。但这却并没有影响当年的那些精英们，躲在外国的租界里去展示他们的民国“风范”。因此这才令当今的这些“公知”，对中华民国那个时代是如此地向往和怀念。然而尽管中华民国的时代的确是有“风范”，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不断，所以中华民国时代也更是有惨案。
中华民国在我国大陆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三十八年。然而就是在这短短三十八年的时间里，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国却是制造出了象“沙田惨案”、“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万县九•五惨案”“汉口一•三惨案”、“汉口四•三惨案”、、“南京三•二四惨案”、“济南五•三惨案”、“平顶山惨案”、“南怀化惨案”、“南京大屠杀惨案”、“潘家峪惨案”“北疃惨案”和“厂窖惨案”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惨案。
可能是嫌外国侵略者制造的一系列惨案还不够，所以中华民国时期的那些反动政府，也总是自己在制造惨案和血案。于是象“二•七惨案”、“三•一八惨案”、“九江惨案”、“重庆三•三一惨案”、“四•一二血案”、“马日血案”、“七•一五血案”、“平江惨案”、“博山惨案”、“下关惨案”、“昆明李、闻血案”等等这样的惨案和血案，总是接连不断。
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华民国，为什么却令如今的“公知”们如此地怀念和向往。原因就是在中华民国的那个时代，出卖自己不仅方便极了，而且还能要个好价钱。
伴随着中华民国在我国大陆的始终，世界上那些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都有军队在我国驻扎过，而且还更是有着各自的势力范围和在上海、九江、天津、汉口、广州和重庆等我国的一些大城市，设有公共租界及法租借、英租借、俄租借、日租借等。如此一来，帝国主义的势力，便覆盖到了我国的各地。
帝国主义的打上门来，给那些想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精英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样不仅比他们的祖师爷孔子当年不得不驾车周游列国去兜售自己方便得多了，而且由于是多个帝国主义一起打上门来，所以也就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而选择的机会一多，还一定能把自己卖出个好价钱。
当今的“公知”和当年的那些文化精英们，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都属于是孔夫子的徒子徒孙。
多灾多难，民族饱受凌辱，人民饱尝痛苦的民国之所以会受到公知们的向往和怀念，就是因为从他们的老祖宗孔夫子起，就没有国家、民族和同胞等这样的观念，而只有自己的利益与追求。为了自己的利益与追求，这些人从来都不惜抛弃国家和民族。孔夫子本人不仅就曾经抛弃祖国而周游列国十四年去兜售自己的主张，甚至还都说出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样决绝的话。祖师爷孔夫子都是如此，更遑论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了。因此那个有着多个外国主子可供当时的精英选择的中华民国时代，怎么能不令如今的那些“公知”向往与怀念呢。而至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尊严，从来就不是精英或“公知”们所关心的问题。
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一○四一年)，见立国仅仅只有四年的小小的西夏王国不仅敢于入侵堂堂的大宋王朝，而且还竟然占据了大宋王朝的洮西之地。于是当时正居住在陕西的年仅二十一岁而后来却成为了我国古代大思想家的“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便向时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并协助主帅夏竦主持陕西军事防务的范仲淹，呈递上了自己的一份建议。在这份名为《边议九条》的建议中，张载不仅具体地提出了如何防范西夏军事入侵的详细计划，而且还更是提出了要联合焦演等人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之地。接到张载的上书之后，范仲淹在自己的军府里召见了张载。然而范仲淹召见张载的目的，可并不是要听取张载的具体建议或与张载商议如何抵御西夏的军事入侵以及怎样收复失地，而是却用“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这番话，去教育开导年轻的张载不必去关心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尊严，而应该去追逐个人的功名利禄。
日本鬼子打来时，连大字不识而且还只有十三岁的放牛娃王二小都知道要把鬼子带进八路军的埋伏圈。可号称是“新儒家三圣”的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却一个个比兔子还快地一口气就蹽到了大后方四川，去给正在受苦受难的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复性”去了。就是由于中华民国有了这样的“风范”，所以中华民国才会发生那么多的惨案。
中华民国时代令如今的“公知”们向往和怀念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以孙中山为主创建的。因此“公知”们只要提到孙中山，总是要以“国父”称之。
创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孙中山，是我国文人造反成功的典范。人们常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是由于孙中山是博士，学历比秀才要高。所以孙中山造了十八年的反，终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虽然孙中山造了满清王朝十八年的反，但是孙中山却从来不亲临战阵去冒险。孙中山式的造反，纯粹就是“撺掇疯狗咬傻子”式的造反。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共发动十次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但每一次起义，孙中山都是躲在国外而是由他人去进行的。因此孙中山尽管号称是“大炮”，但孙中山从来未曾到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大炮”的得名，只是由于他会说大话而已。而会说大话，却正是当今的那些“公知”所向往和擅长的。当年就是因为会说大话，所以孙中山不仅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和大元帅，而且还顺手娶走了自己的老朋友之女，宋家的那个风情万种、豆蔻年华的二小姐宋庆龄。这真是“大话无边信口吹，顺手抱得美人归”。而“大话无边信口吹，顺手抱得美人归”这样的优雅人生，又历来就是那些只会坐而论道的传统文人、也就是如今的这些“公知”所毕生向往与追求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公知”们这才会极其无耻地吹捧孙中山，这才会如此地向往和怀念中华民国那个时代。
梅贻琦、胡适、傅斯年、英千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周作人和张爱玲等人，的确是具有一些大师的风范。然而不管这些大师具有多么优雅的风范，但却不能使中华民国避免一再发生的那些惨案和血案。于是中国人民也就抛弃了中华民国并把它赶到了台湾等几个海岛上，让它和钟情于它的那些大师们，与大海的腥风比谁更有“风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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