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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卓炯导师 继续宏扬卓炯学说 一一纪念卓炯先生111周年诞辰

李炳炎 · 2019-01-2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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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卓老,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学习钻研并宏扬卓炯学说。

  卓炯先生1908年1月24日诞生于湖南省慈利县国太桥乡雄黄村的一位贫苦矿工家庭中,1987年6月24日于广州市出席省政协会议期间突然病逝,享年八十岁。今年1月24日是卓炯先生诞辰111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聚会在一起纪念卓老,回顾他对我们的教导,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和革命精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盛事。广东省经济学会举办首届“卓炯论坛”,纪念卓老111周年诞辰,我非常赞成,特地写了这篇纪念文章。

  我作为卓老亲自培养的研究生,深切地长期地怀念着他。他是我的恩师,他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治学的道理,使我终身受益。卓老顽强追求真理的精神深刻影响了我。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一想起卓老,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面前,他的谆谆教导在我耳边响起。使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和信心,无所畏惧地勇敢地战胜了自中山大学毕业后所遇到的一个一个困难,获得了胜利和成功。

  在写硕士学位论文前,卓老教导我两点:一是一定要有创新,不要炒冷饭。要敢于标新立异,提出前人未曾提出的理论观点。二是不要怕因为创新而论文通不过,因而拿不到学位。只要是创新,哪怕拿不到学位,也要搞下去。我们是追求真理,为了探索真理,不要考虑个人得失。这就为我大胆探索壮了胆。我的选题是《社会主义成本范畴新探》,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商品价值构成公式,作为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论文完成后尚未答辩前,我改写成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1年第4期和《经济研究》1982年第2期上,打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很快产生了社会影响。《经济研究》是权威刊物,编辑部为是否发表我的文章激烈争论。时任编辑部主任的张卓元老师力排众议,果断地刊发了我的文章。1982年3月我去江苏省委党校工作报到时,政经教研室主任对我说:李炳炎人还未到,文章先来了。我想,他肯定是看到了《经济研究》上我的文章。

  然而一场灾难却降临到我的头上。我的毕业论文在中山大学顺利通过了答辩,卓老在场,他对论文作了充分肯定。但由于硕士学位授予权当时中山大学没有,暨南大学有。于是要求我们去暨南大学再答辩一次,这次卓老不在场。但由于得到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碧华与资深教授肖步才等答辩委员会委员的倾力支持,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又在暨南大学通过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在暨南大学学位委员会会议上没有通过。当时会议主持者说:如果你们谁认为李炳炎的论文没有“精神污染”就举手,当时没有人举手。结果对我的硕士学位既没有说通过,又没有说不通过。被搁起来,整整拖了三年,最后为我恢复名誉,把硕士学位证书补发给我,但巧妙地把发证日期写成三年前的。这件事令卓老非常气忿,他多次说当事者"这是一种遇味无知的表现"、"明明是针对我的",多次催促解决。毕业了,但没有学位,这对我的自尊心是一次严重挫伤。

  面对这种困难,卓老劝我不要气馁,要树立信心勇敢地继续研究下去。听了卓老的话我一点不怕,加紧研究下去。当时一位老同学告诉我:四川成都不少企业试行"除本分成制",改革成效显著,这和我提出的新成本理论是一样的。我立刻去成都考察,收集到大量一手资料。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泽荣索要了我的论文的复印件,他说这个新理论非常重要,解决了具有分享经济前景的除本分成制的理论基础问题。他领导的经济研究所编辑了一本很厚的书,书名叫《企业除本分成制考察》,是内部资料,收集了成都的数十个企业的改革实施方案。这个资料十分珍贵,因为它是笫一手资料,这些企业就是按照这些方案实施而取得显著成效的。全部方案都是"工资不进成本"的,正好验证了我的新成本理论观点。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新成本理论是不能否定的,是攻不破的。我对胜利坚定了信心。当时,为了推进这项改革,在成都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除本分成制理论研讨会,其影响很快波及全国,各地不少企业纷纷效法搞除本分成制改革。南京市汽车工业公司尤为突出。该企业的负责人王步美是一位改革家,被誉为"南京步鑫生"。他带领员工赴成都调研后,推出了"企业净产值分成承包责任制",在该公司下属七个企业实施。这项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立杆见影的成效,得到了当时的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因此,在南京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全国企业改革研讨会,研究和推广南京汽车工业公司的改革经验。中国人民大学李光宇教授、四川省社科院院长林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泽荣等著名专家赴会,会议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那时,我应邀参与了南京汽车工业公司“净产值分成承包责任制”改革方案的制定。王步美对大家说:李炳炎老师的新成本理论是我们净产值分成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改革的指导理论。为了配合支持该企业的改革,南京社科联办的刊物刊载了我的文章,大力宣传我的新成本论。随后,1985年我在《江海学刊》发表了《论净产值分成制的理论基础》一文,用新成本论系统地阐述了净产值分成制的原理。

  总之,中山大学毕业后,自1982年起我就干劲十足地投身到改革实践中去,寻找我向往的真理,并没有因为学位被刁难而丧失信心。我收集了很多从改革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提出的新成本理论是科学的正确的。我不止一次地把我获得的资料寄给卓老,同时寄给暨南大学学位办,用事实驳斥他们。同时,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主任王振之同志大力支持我的理论观点。此后,1991年王振之教授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我非常感谢他对处于逆境屮的我的宝贵支持。当事人虽然对我的理论创新泼了脏水,但面对改革洪流和专家意见也是胆怯的,所以只好自行纠错。

  卓老看了这些资料很后很高兴,鼓励我进一步探索下去。后来我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教学备课中找到了第196页上马克思关于在存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价值构成公式的重要论述。这个重要论述为多数研究者所疏忽,却是我的创新理论的支柱。这样,我的创新理论既有改革实践的支撑,又有马克思理论的支撑,完全能站住脚。

  我遇到挫折战胜困难,与刁难者斗争取得胜利后,愈挫愈勇,沿着毕业论文主线不断深入开拓。在发表了多篇论文的基础上,1984年形成了我的第一部专著,书名为《新成本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也就是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了这本专著,并且一次性出版了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版本,还在封底附上了我的照片,可见该社对这本书不是一般的重视。卓老对我取得的成果十分高兴,百忙之中他亲笔为该书作序。他很关心我的新书的出版,但是我寄给他的新书他尚未收到,就突然去世了。真是太遗憾了!

  在卓老的精心指导下,在他那种追求真理敢于冒险的大无畏精神感召下,我不断探索开拓,连续取得新的成果。199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分享经济探索》,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教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有:杨圣明、贾履让、王振之、项启源、李成勋、李泽中、黄范章、林文益、肖灼基、王钰等,都是著名学者。答辩全票通过,再也没有人说我的论文有"精神污染"了。我把博士论文扩大为一本专著《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于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被列入该社的"博士论文文库"作为标杆出版物。该书出版后荣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我沿着硕士论文思路深化开拓连续取得系列研究成果,先后出版了《新成本论》、《需要价值理论》、《社本论》、《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利益分享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新体系》等。 其中,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需要价值理论》获江苏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本论》获全国党校系统优秀成果一等奖;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利益分享经济学》,于2011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荣获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授予的"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这说明我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影响,而且在国外也产生了影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马丁•威茨曼在1984年也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因此他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我俩的区别在于我创立的是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他创立的是资本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两者的共同之处都属于分享经济理论。

  更加让我倍受鼓舞的是,我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不仅扩展到了国际上,而且从纵向来看其影响持续了35年之久。例如,最近在全国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的著名专家马化腾,他于2016年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分享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新经济方案》。在该书引言中马化腾写道:"分享经济的研究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1981)和《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1982)两篇文章中,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他经过研究,对35年前我发表的论文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看到这个评价,令我兴奋不已。我看作这是对我多年来冒着危险艰苦探索的一种回报。

  倘若当年卓老不对我提出那两点看来非常苛刻的要求,倘若为了保证答辩能通过、能拿到学位,从而我做了一篇四平八稳的随大流的毕业论文,倘若遇到对我的学位论文进行诬蔑刁难时我屈服了,不进行坚决斗争并同时继续顽强探索并重复不断取得研究进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结果和荣誉。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卓老对我的异乎寻常的指导和坚强的支持。所以多年来在艰苦的奋斗过程中,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只要一想起卓老和他的教导,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我的研究工作是独立进行的拓荒式的探索,要开辟一个新的领域,难度非常大。没有卓老给我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卓老常对我说:我是专搞探险的!我牢记这句话,也搞了一场探险,并终于获得了成功。

  我深切怀念卓老,还因为我对他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我是1979年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我有幸被分在卓老名下,由他亲自指导。他在中山大学当导师,仅指导我一人。从那时开始,到1981年底毕业离开中山大学到南京工作,直到1987年6月他逝世,在7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没有中断过与他的联系,一直在接受他的指导。在校时我担任研究生班班长,卓老来中山大学讲课,每次都是我一早带车去他家里接。因此,与他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毕业后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联系。从1982年初至1987年6月我俩的来往书信达200余封,有时卓老一个星期给我写二、三封信,往往是我回信不及时。这些书信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记载了我俩的交往和卓老著作以外的经济思想。这样做是我与卓老事先有约定的,我用这种方式当他的学术助手。在毕业时中山大学校方曾提出要我留在广州,当卓老的助手。但我父母和我爱人都要我回江苏,所以到南京工作了。卓老对我说:你回南京照顾家庭和父母很重要。我们之间可以通过书信往来联系,你照样可以当我的助手来帮助我。

  在此期间,卓老指导我写作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理论读本》,1987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卓老最后一部宝塔结顶式重要著作,1990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我在卓老指导下参与了该书份量较重的部分写作。卓老要我承担第三卷的任务,因为他知道我长期在教授《资本论》第三卷,写相应部分的书稿最合适。

  为了传播卓老的理论,我先后写作并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例如:《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发表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部开拓性论著》;《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发表的《卓炯经济学思想述评》(该刊英文版也发了,这有利于卓炯理论走向国际。);《学术研究》1993年第4期发表的《论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卓炯经济理论贡献的评价问题一一兼答胡培兆教授》;《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发表的《卓炯对建立"社本"理论体系的开创性探索和贡献》;《探索》2009年第6期发表的《卓炯十大理论贡献述评》;《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发表的《卓炯学说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的地位》等等。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件事。我在1985年元月1日的《经济学周报》头版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为《我国谁最早提出计划商品经济的命题?》。在1984年党中央确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背景下,人们自然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我在文章中引用了卓老1961年发表的文章中的原话,无可辩驳地指出,是卓老最早。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全国议论纷纷,卓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从此,卓炯商品经济理论走向火红。当时卓老正在外出差,读了我的文章很快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的文章是对风派的当头棒喝。"意思是有些人在中央没有确认商品经济之前拼命反对商品经济,现在又想占功劳为己有。读到卓老的来信,我内心无比激动。我想,我又做了一次探险。后来,厦门大学胡兆培教授发表文章公开否定卓老的探索与创新,我据理力争,发表文章对他进行了有力的驳斥。随后,我发现卓老早在1957年3月就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最早的。

  卓老对我非常关心,非常赞赏。我们之间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是忘年之交的知己。卓老的第一部论文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于1981年10月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并没有引起社会关注。为了扩大这本书的影响,我于1982年4月,精心地写了一篇长篇书评《彻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该文集中概括地评介了这部论著的基本思路、创新观点及其重要意义。文章写好后我寄给了卓老,请他审阅。5月4日卓老在给我的回信中高度评价了书评文章,他在信中写道;"我本来打算过一些时候再看你的文章,殊不知翻开你的文章就一气读下去了。你的概括是那样的集中,文字又是那样的流畅,真不愧是我的知己。"卓老对我写的书评文章的首肯和对我的看法,令我十分激动。因为那时我刚毕业,1982年2月刚开始工作,4月写成这篇书评,是我打算研究卓炯思想所做的第一件事,得到导师的赞赏,让我树立了信心。

  卓老的该书中收集了他最早发表的论文,包括在1961年提出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观点的论文。随着卓炯商品经济理论为社会承认,这部著作的地位迅速提高。这集中体现在它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这是1998年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件盛事,即由刘国光等著名经济学家组成评委会,从全国范围遴选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入选的10本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编成丛书再次出版。卓老的这本书入选,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卓老的观点长期受排斥,他本人也因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被批判、受迫害。这本书1981年出版时才印了20000册,所以到处买不到。入选的其他著作有的印数达十多万册、几十万册。虽然卓老的这本书印数最少,却同样入选。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是金子总要发光,搞科研不在乎数量。后来,通过我的努力,促成江苏省委党校和广东经济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理论研讨会"。卓老生前好友北京大学张友仁教授,王亚南先生厦门大学的学生等应邀赴会。卓老与王亚南是至交,1985年卓老曾帮我联系去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卓老在1985年10月18日给我的信中说:"我们不但是师生,也是朋友,互相帮助,互相切磋"。对于我的研究工作他非常支持,经常表扬、鼓励我。他给予我不少关键性的指导意见。有一次,我备课时发现在《资本论》第3卷第95页,马克思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称商品经济是一种"社会分工制度"。我立即去信告诉卓老。卓老在1985年4月16日回信写道:"你介绍的那段话,我打开第3卷一看,已经引起注意,但我从未引用这段话,可见疏忽不少。特别提到了社会分工制度这一点,非常值得重视。这为我的社会分工论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对社会分工论是深信不疑的。看来,对马克思的理论还要进一步发掘。"因为卓老一贯认为"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所以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是一种社会分工制度的论点正好成为卓老观点的有力论据。此后他曾在文章和报告中几次阐发过这个观点。

  卓老在1985年5月12日写给我的来信中,对我正在研究中形成的新观点作出了概括和评价,为我指明了方向。他写道:"你的文章我看了很兴奋。(指我的论文《需要价值论一一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石》)在我的序言中,我加了一段话:作者是根据我的社会分工论和一般与特殊的方法论进行探索的。但在两点上有新的发展。过去一般只把雇佣劳动和联合劳动对立起来,以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区分为雇佣的联合劳动和自主的联合劳动,简称雇佣劳动和自主劳动。第二,他把作为一般的必要价值提升为社会主义的需要价值,这就把满足需要和价值增殖统一起来了。"在卓老的指导下,经过长期探索,我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理论经济学体系。简单说来,就是根据《资本论》的方法和逻辑,对《资本论》的三个基本范畴即雇佣劳动、资本、剩余价值加以改造,分别变成自主联合劳动、社本、需要价值,用这样三个全新的基本范畴及其衍生系列范畴,组成一个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和运行机制的新的理论体系。最终成果是我2011年在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70万字的专著《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新体系》一书。我认为我的这部书,也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个理论创新中,"社本"范畴是卓老在1983年首先提出的,我从1985年起使用"社本"范畴,"自主联合劳动"和"需要价值"这两个新范畴是由我在1986年独立地提出的。现在看来这个新体系是能够自圆其说的,是能够成立的,并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例如,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使用了"自主联合劳动"。等到完全承认我这个新体系之日,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变革成功之时。

  作为卓老的学术助手,我成功地促成了卓老的南京讲学。1986年11月18日至28日,卓老应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胡福明教授的盛情邀请,到中共江苏省委党校讲学。并在南京的多所高校和研究所连续作了八场学术报告,深入阐发了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分工派"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多家媒体包括《新华日报》、《唯实》、《南京粮食经济学院学报》、北京《理论信息报》、《光明日报》和《文摘报》、广州《南方经济》等纷纷都对卓老的南京讲学作了报道和评论。这次讲学的成功,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学术影响,使他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增殖。

  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陈兆德教授专心听完了卓老的学术报告后对我说:"老李,你的这位导师确实不同凡响,讲课不仅观点令人耳目一新,逻辑力量令人信服,而且已79岁高龄。本来我们校委担心他能否应邀成行,现在见到他本人,精神抖擞,声如洪钟,出口成章,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他那精炼严谨的学风,真是令人敬佩。"

  关于这次南京讲学的缘起,我查阅了当时的通信。胡福明校长二次找我到他家里讨论商品经济向题,他想写一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论》的书,要我参加。准备先开讨论会。我向他介绍了《光明日报》1986年8月27日头版对卓老观点的突出报道和高度评价。胡校长对我说,他准备邀请卓老来南京讲学,请我先给卓老打招呼。1986年8月31日我写信给卓老说:"我校胡福明校长准备邀请您前来讲学,您若愿意来,请您写一封短信给胡校长,可由我转交。然后我校正式发邀请函给您。时间是今年11月份。不知老师身体如何?能否承受讲学的劳累?若能成行,最好。我想,这是为我们提供讲坛,我们要建立学派,没有讲坛和刊物 ,很困难。"1986年10月14日,卓老收到了江苏省委党校致他本人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两封邀请公函后,写信给我说:"这次能去南京讲学,你的宣传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真正理解我的,就只有你们俩人。"

  在讲学期间,十天要作八场报告,对于79岁的卓老来讲,确实是严峻的挑战。他患有严重的气管炎,经常要吐很多痰。最后两场报告,他已感到很累了。无奈只得请我出场替他讲。他先讲一个开头,然后由我根据他的文章作讲解,最后再由他讲一个结束语。他说:"我年岁大了,力气小了,下面由我的学生炳炎同志代我讲,他对我的思想理解得很透彻。"效果还不错,卓老的"真经"我总算没有讲歪掉。这是卓老对我的莫大信任。

  在这个时候,为了欢迎卓老,为他接风洗尘,我爱人姚丽娟在我老父亲协助下,花了两天时间精心准备了一桌家庭宴会。我校以胡校长为首的全体校委成员悉数出席,还有云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程志方、经济室主任张立同志。晚餐后,卓老、胡校长、云南人民出版社两位一起留在我家座谈,商定了几件事:一是卓老同意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三本论文集和《卓炯自选集》;二是在该社出版由卓炯主编的《商品经济研究丛书》,当场签了出版协议;三是成立了丛书编委会,胡校长也参加了。

  卓老回广州后于1986年12月8日写给我的信中说 :"此次南京之行,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你的宣传鼓励是起推动作用的。可见一种观点只要符合客观实际,是会有说服力的。谢谢你的努力。丽娟同志为我做了丰盛的晚餐,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你的努力取得了学校的信任,社会的欣赏。但千万不要象某些同志那样骄傲,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卓老在南京期间,感到双腿无力,我带他去看了一位名医,开了不少药,服用一段时间有好转。在讲学空隙间,我陪他去正在施行企业净产值分成制改革的南京汽车工业公司参观,会见了有名的改革家王步美。王步美恭敬地请卓老为其编写的书作序。

  经过半年的筹备,商品经济研究丛书准备召开首次编委会会议的时候,卓老遽然逝世,由此丛书夭折了。6月中旬,我去信卓老,向他汇报近日张立路过南京与我商谈卓老两本书的出版事宜。建议卓老抓紧编好《三论》,但是卓老没有来得及回信就逝世了。1987年7月5日至18日,我忍着巨大的悲痛专程去广州参加追悼会并处理卓老的遗稿。在追悼会上,看着卓老的遗容我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导师走得太突然了,这对我象睛天霹雳。他的事业正走向颠峰,正当他带领我们热火朝天地要干很多事情之时,他突然离开了人世。这对我是一个巨大打击。

  那段日子,我含泪抓紧时间处理好了遗稿等事宜。经调查,发现《卓炯自选集》他自己已编好,并于6月20日寄出给出版社。《三论》共46篇文章,他已亲自剪贴编出前20篇,好在全书目录已编好,"前言"已写好。于是在卓老儿子协助下,我根据目录找到了后26篇,并剪贴好。最后我提供地址,由卓老儿子卓志建将完整的书稿寄给了张立。最困难的事是,篇幅浩大的卓老遗稿《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已由卓老和几位作者写出,经卓老修改定稿并打了字,但尚未油印。我看了一下,时间已很久,再拖下去要失效,必须马上油印。于是我带领几个人油印了好几天才印好。

  卓老22日住院,24日逝世。当时他正在出席省政协会议。他20日还寄书稿,21日还在剪贴文章,没有搞完,22日因患感冒住进医院就没有出来。他自己也想不到会是这样。在广州期间,卓老家人请我和他们一起送卓老的骨灰盒去公墓。过了几年卓老家人将骨灰盒入土为安,举行了仪式。我应邀也参加了这个活动。敬爱的导师卓炯先生,作为您的学生和助手我深深地怀念您,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我认为,我们今天纪念卓老,就是要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卓炯经济思想,为新时代中国持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推进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发展,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得更加完善,让市场机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使中国经济发展得更快更好。

  2008年为了纪念卓老百年诞辰,我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卓炯学说的理论地位和历史使命》。首次将卓炯经济理论提升为"卓炯经济学说"简称"卓炯学说"。我于2009年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35万字的专著《论卓炯经济学说》,是我的卓炯理论研究成果的总结。我研究卓炯理论的另一部专著是20000年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卓炯:经济学的革命》。从2008年起,我一直使用"卓炯经济学说"这个名词。

  我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卓炯的经济理论是在彻底批判产品经济理论和体制的基础上创立的,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革命的重大理论成果,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学说。上个世纪,以斯大林的产品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即"苏联模式",使苏联经济陷入了困境。也使仿效"苏联模式"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寻找社会主义经济复兴之路,已成为一个当代世界难题。卓老创立了全新的经济理论,并依据新理论设计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从而解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

  大凡称为一种学说,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界定。那么,如何界定"卓炯经济学说"?我认为,"卓炯学说"是:以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和出发点,来解释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理论问题的经济学说。其理由是:第一,卓炯的经济理论已形成严密而完整的体系。作为一种经济学说,不仅要有独树一帜的观点,而且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还要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而与其他经济学说相区别。卓炯经济理论已具备这种品格。 第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沿袭苏联产品经济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的思路,而卓老则另辟了一条从社会分工出发的思路。他从而建立了彻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形成了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第三,卓老建立了"扩大商品经济"范畴。这个新范畴是他的特殊的范畴,是他从《资本论》体系中抽象出来的,其主要特征是有价值增殖,有资本一般和剩余价值一般。发达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所以,"扩大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一般。第四,卓老在商品经济问题上属于"宽派",认为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一码事,不是两码事。他在1961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1962年、1979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同一码事。他的市场经济论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属于比较经济学。第五,他创立了社会主义资本论即"社本论",又创立了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论即"公共必要价值论"。

  随着我对卓炯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卓炯定理"。我发现"卓炯定理"和"生产形式"范畴两者在卓炯经济学说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于"卓炯定理"的界定。我把卓老研究商品经济的中心论点(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作了新的引伸,进一步阐发为"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存亡和发育程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殊形式决定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及其特点"。看是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要看是否有社会分工,二要看是否是公有制,是两者的辩证统一。这是卓炯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原理。"卓炯定理"的发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生产形式"范畴的内涵与独特功用。从1983年起,卓老将他的经济范畴两重性原理(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作为分析工具引入商品经济研究。"生产形式"是卓老特有的范畴。"生产形式"即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它由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力两者结合而成。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即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特殊(所有制形式)两者结合而成的。生产形式是个独立范畴。市场经济属于生产形式范畴,它完全可以与私有制分离,也完全可以与公有制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作为生产形式的市场经济与作为生产关系特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两者内生性结合而形成的崭新的生产方式。运用这一原理观察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为何能结合这一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就变得顺理成章、迎刃而解了。根据这个新原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作为改革对象的我国原有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公有制十计划经济十产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破除原有的以产品经济对主要特征的旧体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新体制(公有制十计划经济十市场经济)。所以改革对象只是产品经济,不是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我国四十年来的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这就是坚持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计划经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出现某些失误的原因,在于否定或削弱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卓炯的生产形式理论对我国经济改革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此外,这个生产形式理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就是可能将市场经济这种生产形式发展成一门学科,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和生理机制。这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性价值。

  在这里,我简要地回顾一下卓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在1957年至1964年期间,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他在1961年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公有制内部各企业之间就要进行商品交换。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他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命题。他在1962年写道:"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有计划的市场。"将来的按需分配也要通过市场来进行。发展公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必须遵循价值规律,有计划按比例正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要把计划经济建立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卓炯在其于1957年3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大经济政策解说》(署名孟光)一书中指出:计划经济不能离开价值规律。计划经济的基础是使用价值形式(实物形式)和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离开了这两种形式,计划就失去了科学依据。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内在结合,就是计划商品经济,其实质问题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在这期间他已经建立和使用了一系列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有如:社会主义市场,国内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农贸市场,商品流通,资金流通,资金循环,社会分工,商业,银行,生产价格等等。

  卓炯在1978年至1984年期间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以"扩大商品经济"为特征。由于卓炯的理论触犯了当时的正统舆论而遭受批判 、折磨,逼使他从1964年之后至1978年之前长达13年时间停止了理论探索,不能发表论文。他的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的一本包括六篇论文的论文集就是概述的前六篇,在这些论文中记载了卓炯在1961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基本论述,然而这本论文集被剥夺了出版的权利。这本论文集的前言是1961年11月卓老撰写的,卓老把它作为1981年出版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本书的前言,所以前后相隔了20年,这是历史的误会。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形成了思想解放的环境,卓炯才继续研究和发表论文。卓炯指出:我国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是否定了扩大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计划经济脱离了价值规律,形成了产品经济体制。1979年卓炯首次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他是将"市场经济"作为"扩大商品经济"的同义词来使用的。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与发达商品经济并无根本区别。他在1979年发表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战斗檄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中写道:"一直到现在,对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当前一个最突出的提法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问题 ,实质上还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好像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而市场经济是没有计划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斯大林所讲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产品经济。"这篇著名论文首次表达了卓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他指出,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这个中心思想,他在当年发表的多篇论文中作了分析和展开。例如:他认为必须区分市场经济的共性与特性,两种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是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市场经济是横向联系的经济。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改革就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从而发展生产力。

  1981年,卓炯尖锐地批评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他指出:计划市场经济就以市场为基础,计划为主导,有计划地调节市场。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就是计划调节离开了市场,计划就会成为主观臆测;市场离开了计划调节,市场就会呈现无政府状态。他提出了以市场体系为中介的"国家计划调节市场,企业计划调节产品",即国家——市场——企业的双层决策模式。从而从实践上科学地解决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当代经济学的难题。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卓炯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时说:"理论上还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在1985年至1987年期间,卓炯继续将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和深化为公有制基础上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体系。同时,他发表了多篇论文严肃地批评了当时出现的趁实行市场经济而否定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言论和倾向。他是一位真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位彻底的市场经济论与坚定的公有制论的统一论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这句话是卓炯在1961年11月18日写下的。它在1978年成了思想解放的武器。这句话正是卓炯追求真理一生的遵循。由此,他一生无私无畏、勇往直前,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他向人间撒下了市场经济火种,成为永远微笑着的普罗米修斯。

  卓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经济改革先锋。为了表彰卓炯的重大理论贡献,广东省委、省政府在1985年授予卓炯"广东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和"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卓炯生前被推荐为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为卓老百年诞辰写下了贺词:"卓炯同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写道:"卓炯同志是人们尊敬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卓炯被誉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我完全赞同这样的评价。"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老师写道:"卓炯同志在1961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孙冶方一起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卓炯先生是公认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首创者。"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说:“卓炯的商品经济万岁论影响了我一生。” 改革先行者,改革的理论先驱,与改革先锋是意义相同的。先行者、先驱就是先锋。我国建国70周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最最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卓老正是这个理论的首创者。他提出的时间最早,论证得最科学、最充分。卓炯经济学说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决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么大的贡献,难道称卓老为改革先锋还有疑问?我认为卓老是名副其实的改革先锋。这样一位先行者、改革先锋值得我们经常纪念,终生学习。

  纪念卓老,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学习钻研并宏扬卓炯学说。为了进一步宏扬卓炯学说,我在这里慎重地提出如下建议:

  一、卓炯论坛要连续举办,每年一次。时间安排在1月份,同时纪念卓炯诞辰。

  二、重新出版卓炯著作,编辑出版《卓炯全集》。

  三、重建卓炯基金会,基金利息用于奖励有创新的经济著作、论文和研究卓炯思想的著作、论文。每二年颁奖一次。可借鉴孙冶方基金会的运作模式。

  四、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设立卓炯纪念室。用于陈列卓炯的著作、手稿、书信,以及每次纪念卓炯的会议资料、照片、录像、纪录片等。并在卓炯纪念室内建立一尊卓炯塑像。

  李炳炎写于2019年1月14日 ,南京

  作者简介

  李炳炎(1945、2—)男,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博士,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特岗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现为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1992年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曾是卓炯先生的研究生和学术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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