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沐春风，坦然愉悦，还是如临如履，战战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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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谈到“单位共同体”【点击阅读】，很多年轻的朋友不太明白，今天略作解释。
当年的“单位共同体”，在城市以“国营企业”为主要形式，在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主要形式。
“国营企业”，大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悄悄地改成了“国有企业”，一字之差，意义却天差地别。
“国营企业”的含义是，企业为全民所有，国家仅仅是经营者，经营好了是义务，经营不好要问责。当然，更不能不经过全民允许就把企业送给私人。
“国有企业”就不一样了，既为“国家所有”，则“国家”就可以随意处置了。
九十年代，正是国企“改制”大规模展开的时候，改“国营”为“国有”的人深谙“名不正则言不顺”道理。
说的稍远了，继续聊“国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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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企业”对当年的工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领工资的地方”，还是工人的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一家国营企业的“标配”，在理想状态下，不仅要有车间、仓库，还要有食堂、俱乐部（包括图书馆和进行文艺演出的地方）、澡堂、托儿所、医务室等等，一些大型国营企业，还有附属学校、武装部和民兵营等，到了七十年代，“七二一工人大学”也兴起了。【点击阅读】
简言之，一个劳动者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基本都可以得到满足。并且，企业也基本没有权利开除工人。
这种状况，八十年代以后被经济学家诟病为“企业办社会”。
当年国企之所以发展成了劳动者的“命运共同体”，变成了“社会”，是基于如下理念：
1、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凌驾于“社会”之上，靠榨取社会养肥自己；社会主义社会则要建立起“社会”对“资本”的驾驭与统治，把社会从资本的压榨下解放出来；
2、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他们所享有这些权益与保障，是做为“主人”权利的具体体现；
3、社会主义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把人变成生产利润的工具，变成“单向度的人”。
与这种状况相对应的文化，则提倡“以厂为家”、“爱厂如家”。
今天，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这样“共同体”已经不可想象。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变成了相互博弈的关系，本届奥斯卡的获奖纪录片《美国工厂》对此有生动表现，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企业也不再关心“人的全面发展”，工人不过是一种“资源”，即“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工具资源”等并列，只有在能够为企业带来利润的情况才有存在意义。
毋庸讳言，当年的国营企业并不是完美的，发展的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其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以通过强化管理、增强劳动者主人翁意识以及民主权利的方式逐步改善。
在下面这幅出自工人画家之手的油画《沸腾的钢城》中，做为企业的鞍钢被表现得像纪念碑一般雄伟、像圣地一样充满激情，可见工人对工厂的感情。
关于这些，大家也可以参阅著名作家曹征路的小说《那儿》【点击阅读】，也可以看看电影《钢的琴》【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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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的情况，和国企有很大不同。
国企是全民所有制，公社是集体所有制。
五十年代后期，经过一系列艰辛探索之后，公社所有制形式被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约略相当于今天的自然村)为基本的所有制单位。
这种状况，主要是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 当时共和国的任务是快速工业化，国家要通过“剪刀差”从农村提取剩余发展工业，还没有到“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
第二， 农村发展也不平衡，“队为基础”可以防止相对富裕的村庄的财产被平调到比较贫困的村庄。
但按照毛主席的构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社的所有制水平也要逐步提高，最终跨入全民所有制，使农民和工人一样也享受国家保障。
当年有一种说法：“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指的就是这种构想。
关于人民公社在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创办社队企业、提高粮食产量等方面的贡献，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了。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依托人民公社的财力支持，逐渐在农村普及了中学教育。这使得中国在八、九十年代能够凭借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承接西方的制造业转移，实现经济腾飞。
此外，依托人民公社的支持，普及了赤脚医生制度，改变了农村千年以来缺医少药的情况，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对社员来说，人民公社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尽管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失去劳动能力的社员，可以被纳入“五保”， 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
由于城乡居民背后都有自己的“单位共同体”做依托，其安全感远高于原子化、沙化的市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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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昨天谈到，从获得安全感的角度来说，制度是基础性原因，但还不是全部原因。
还需要什么呢？价值观与文化。
当一个社会把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核心价值观，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助人为乐”的社会氛围，每个人的安全感就会大大增强。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也会柔化、润滑制度所必然带来的冷漠与无情。
比如一个医生，下班时间到了，这时有人求医。依照制度，他可以走了，但是，如果他一心为病人着想，他就不会对病人置之不理。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今天我休息》。
应该说，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社会氛围已经基本形成，人民群众在学雷锋，干部在学焦裕禄，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很高。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意味着他帮助了很多陌生人，而这些陌生人也坦然地接受了他的帮助。
这和我们今天乘车时，广播反复提醒“不要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物，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信息”完全是两种感觉——前者令人如沐春风，坦然愉悦；后者则如临如履，战战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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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写过一本在中国颇有知名度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句话的意思是，生命中有太多事，看似轻如鸿毛，却让人难以承受。
这次疫情，很多人可能会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这一点。
未来，要防止“尘埃”变成“大山”，不要让“轻如鸿毛的事也变得难以承受”，我们要认真考虑重建各种小共同体，变已经沙化的社会为共同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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