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究竟是怎么来的?
如果你去问十个人，九个人会告诉你，它诞生于七十年代末那场著名的思想解放运动。错。大错特错。
早在那之前整整十五年，在1963年那个国际共运风雷激荡、中苏论战剑拔弩张的深秋，这句话就已经如同一声惊雷，炸响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那不是一场风平浪静的学术讨论，而是一场关乎国际无产阶级命运的生死交锋。
人们往往只记住了这句话后来被改头换面的样子，却遗忘了它诞生时所面对的惊涛骇浪;只习惯了把它当作一句平淡的常识，却忘了它最初是一把直刺历史迷雾的利刃。
今天，就让我们重新走进这段历史。
一
把时针拨回半个多世纪前，那个国际共运风起云涌、修正主义逆流暗中涌动的1963年。
彼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修集团，正沉浸在“戴维营精神”的幻梦中，大肆鼓吹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妄图用阶级调和的迷药，去麻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意志。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以一系列气势磅礴的公开信，同苏修集团展开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意识形态大论战。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审阅“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时，大笔一挥，在定稿上加写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根据《年谱(1949-1976)》(第五卷)的记述，毛主席不仅加写了这一句，还专门批示康生：“在最后一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酌定。”
第二天，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二十二期)上正式发表。
修改后公之于众的这段话，如同一声惊雷：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这里，毛主席为什么要突然强调“社会实践”?
因为赫鲁晓夫之流可以坐在克里姆林宫的皮沙发上，用无数华丽的辞藻去描绘帝国主义的“仁慈”，可以编造出一万种关于“和平”的理论。
但是，理论再天花乱坠，终究要在现实的修罗场里见真章。
美帝国主义的刺刀、子弹、凝固汽油弹，反动派的屠刀与监狱，这些“反面教员”的所作所为，就是最残酷、最真实的“社会实践”。
真理不在苏修的诡辩里，而在全世界人民切身流血牺牲的斗争实践中。
二
当然，这一伟大论断绝非一九六三年的心血来潮。
如果要寻根溯源，它的思想胚胎早在延安时期那个条件极为艰苦的窑洞里，就已经被孕育成熟。
那是中国革命刚刚经历过血泊与濒死考验的时刻。教条主义者们拿着从莫斯科背回来的马列本本，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结果葬送了中央苏区，几乎把党和红军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痛定思痛。一九三七年七月，毛主席写下了光耀千古的《实践论》。
在这篇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已经极为清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他进一步把那些高高在上的哲学，拉回到了流着汗水的土地和工厂里，拉回到了枪林弹雨的战场上：
“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
失败了怎么办?革命者从来不怕失败。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保证你永远不犯错。
毛主席给出的答案是透彻唯物主义的：“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这才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第一的、基本的观点——实践。
列宁曾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特点，一是阶级性，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二是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认识从实践中来，还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
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自然科学之所以被称为真理，是因为它被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仅在于导师们创立它们的时候，更在于尔后无数次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都无法逃出它的范围。
许多错误的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被纠正;许多不完全的真理，经过实践的检验被补全。
所谓社会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理由就在这个地方。
三
时间来到一九四〇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的最艰难时期。
中国的未来究竟应该走向何方?各种主义、各种救国论调粉墨登场。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请注意这里的定语：“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
真理的检验权，从来不在几个躲在书斋里的老学究手里，不在那些垄断了资源和话语权的“学阀”手里，更不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反动统治者手里。
检验真理的尺度，掌握在千百万胼手胝足的无产阶级、贫苦农民和所有被压迫者的手中。
只有当一种思想、一种路线真正深入到最广大人民的革命洪流中，真正能够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时，它才配被称为真理。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最为彻底的人民性。
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一九六三年，正是国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起步的年份，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再次绷紧神经的时期。
怎样才能不迷失方向?怎样才能确保这支用鲜血浇灌出来的队伍不变色、不变质?
一九六三年五月，也就是在写下“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半年之前，毛主席写下了那篇同样著名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开篇即是发聋振聩的设问与自答：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在这篇文章里，毛主席将认识的过程提炼为两个阶段的飞跃。
第一个阶段是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而第二个阶段，也是更为关键的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
也就是说，“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
但这其中，毛主席留下了一段极具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论述：
“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读懂了这一段，你才能真正理解古巴导弹危机后面对核讹诈依然敢于亮剑的中国，才能理解切·格瓦拉为什么要在玻利维亚的丛林里战死，才能理解当年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上那些为了反抗沙文主义而倒下的英魂。
一时的受挫、一时的沉沦、乃至某一个历史阶段革命事业的全面退潮，绝不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错误。
那仅仅是因为，在长远的历史周期里，反动势力的力量在某一刻恰好占据了上风。
然而，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犹如大浪淘沙，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必将产生一次又一次更加伟大的飞跃。
“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跋
追溯完这激荡的几十年历史脉络，我们再来审视眼下的这个时代。
如今的网络上、舆论场里，从来不缺各种宏大叙事的辩论、各种主义的撕扯、各种流派的攻讦。
必须承认，在当前的历史节点上，一切真正严肃的思想辩论都是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路线越辩越清。
但是，这也是我今天最想对大家说的一句话：这些辩论，同样有着极其根本的局限性。
不要以为在键盘上敲打出千字雄文，就完成了对世界的改造;
不要以为二三文人躲在封闭的微信小群里，搞一些见不得光的谩骂、嘲讽、甚至人身恐吓，就掌握了时代的真理。
那叫犬儒，那叫意淫，那叫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
一切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一切固化得如同坚冰一般的阶层壁垒，一切已经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绝不是靠几篇漂亮的文章或者几场唾沫横飞的辩论就能瓦解的。
问题，只有通过一场彻底动摇既有利益格局、也震撼人们灵魂的大变动，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否则，光是吵，能吵个几百、上千年。
吵，可不是实践。
只有将双脚深深扎进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泥土里，去感受最底层劳动者的呼吸，去参与甚至去推动历史车轮的运转，那才叫实践。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句话，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一把淬火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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