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去了一趟浙江嘉兴，参观了解那里的“道德讲堂”活动。“道德讲堂”最早在江苏常州出现，我曾经写文介绍评议。两年多以后，到嘉兴走访，发现这里的“道德讲堂”与当年常州的有所不同。常州在各基层设立“道德讲堂”，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嘉兴在基层“道德讲堂”的基础上，设立了“总堂”，这是最大的不同，也有它合理的原因。
常州的“道德讲堂”虽然也有准备，但主要以身边的、社会的事情为由头，由民众自发地评议，显得自由随意些。仿佛朋友、熟人聚会聊天，说说家长里短，有褒有贬。说过就过了，只在大家心里留下痕迹。嘉兴“道德讲堂”组织性更强，内容准备更精心，并带有一定的仪式感。因此，“道德讲堂”活动如果只是一次性地结束了，显得有点浪费。所以，“总堂”的出现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基层搞得好的“道德讲堂”活动，可以移到“总堂”再办，也可以到其他“道德讲堂”巡回举办。仿佛文艺活动先组织基层群众汇演，好的节目可以到省里乃至首都“调演”。这种方式便于组织得比较成功的“道德讲堂”活动向更多人传播。设在嘉兴市图书馆里的“总堂”则定期把基层“道德讲堂”好的活动请过来，市民自愿参加，反响和效果都不错。
“道德讲堂”从常州到嘉兴的这一变化，说明了几个问题。首先，面对当今社会道德缺失现象，民众有较高的关注。乐于参与这种活动，说明很多民众对不道德现象频现有自发的关切，希望自己能体验有道德的生活。现在很多地方家庭教会私下里盛行，抛开其他因素，至少说明民众有自我道德净化的要求。如果我们不为这种要求提供满足的方式，其他人必定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推广“道德讲堂”的方式是当今中国建设道德社会、培养道德素养的重要实践，值得认真汲取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其次，各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提倡道德的方式上有自己的摸索和创新。如果说常州的“道德讲堂”主要针对没有身份差别的个人，那么，嘉兴的“道德讲堂”更加突出了行业和集体。例如，嘉兴第一人民医院设立的“道德讲堂”里有很多医护人员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内容，道德方面的模范、榜样，大都是国内外医疗行业的著名人物和有突出贡献者。
第三，嘉兴对于“道德讲堂”的创新也结合了很多企业的需求。现在很多企业都把对员工的宣传教育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有的也具有一定的仪式感。因此，嘉兴市推行的“道德讲堂”的方式，受到不少企业的欢迎，将其融为构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例如，著名食品企业“五芳斋”这项工作就开展得不错。“五芳斋”认为，做食品，安全第一，要做有良心的食品、有良心的企业，利用“道德讲堂”向全体员工和领导推动道德意识、提倡道德行为，有助于企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但在上海只开了一半，后半段会议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完成。因此，嘉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红船精神”是嘉兴的骄傲。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地位，嘉兴在推动“道德讲堂”时，发展出“总堂”的形式，显示了当地在全国道德建设上试图做出更大贡献的构想。
道德一般分为个人道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四个方面。嘉兴的“道德讲堂”内容上比较突出职业道德，而且增加了仪式感。强化职业道德，采取具有仪式感的形式是有益的。例如，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历史悠久的一种仪式。除了医疗行业，教育、媒体、司法等行业，都需要高尚的职业道德。从树立和宣传这些行业的职业道德入手，带动其他三个方面的道德培养，是以点带面的有效办法。我以前提出过一个观点：希望当今教师行业能够有一种定期且庄严的职业仪式。在古代中国，祭拜孔庙是一种崇高的“礼”，也等于是所有教师和读书人最高的道德礼仪。如今，不光全社会缺乏传承道德规范的基本礼仪，上述尤其需要道德的特殊职业在道德建设礼仪方面也是一片空白。对于提高道德素养来说，宣传、教育、学习、自省是一种内在的方式;设立各种仪式，是从外部强化道德规范的有效手段。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古人讲求的“礼仪”就是在各个生活细节上以外在的方式传播道德规范。如今，我们在错误批判传统文化的潮流下，传统礼仪几乎荡然无存，这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也是全社会道德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完全恢复古代的“礼仪”未必合适，因此，各地结合当今社会的具体条件，创造和探索适合现代社会的传播道德仪式，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这个新实践的过程中，也应该对道德宣传的生活化、仪式化有所区分。
我认为，对于医疗、教育、传媒、司法等特殊行业，应该设立独特的强化和传播职业道德的仪式。我还认为，对于党员、干部，尤其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也应该有特殊的道德仪式，使得对于这些人群的道德要求不仅只停留在内心的自觉，而且还有外在的强化。但是，对于普通民众，宣传道德规范则应该更加生活化，没必要有太强烈的仪式，否则就类似宗教了。西方社会从古至今宣传道德基本上是宗教的专利，这种方式的利弊，本文不展开讨论。中国比西方高明，其中之一便是，几千年来，大众的道德教育融在生活细节的礼仪中，而非借助宗教。今天，面对中国社会道德缺失的局面，有些人提出要引进国外的宗教，这是一种浅陋的观点。历史和现实经验也告诉我们，国外的宗教在这方面并不很成功。
中国几千年“礼仪之邦”的实践，对于建设全社会的道德体系是有效的，对于今天也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简单来说，它的核心就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将道德规范融在具体的生活细节、日常礼仪中，不需要借助宗教化的仪式。例如，古代中国不强制性地要求普通人上教堂、去寺庙，或在家里念经、祈祷。如果有人要这么做，只是自愿，没有强迫。宗教在古代中国处于辅助地位，不像西方那样处于主导地位。中国传统对于社会精英人群，除了日常生活礼仪，还有特殊的仪式，例如文庙、武庙、师道尊严等。这些仪式具有一定的宗教感，但本质上还是世俗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社会精英应该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和道德要求。精英人群如果能较好地实践道德，对于普通民众就是无时无处不在的榜样。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社会上层的道德像风，社会基层的道德像草，草总是随风而倒。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在于精英人群。这也是我多次强调的一个观点：社会精英应该人人学雷锋，社会大众可以自愿。换句话说，只有学雷锋学得好的人，才可能进入精英阶层。
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是无神论，因此，借助宗教来建设道德，不光效果未必有效，而且还与共产党的基本信念相违背。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道德建设应更多借鉴中国传统的世俗方式，而非西方的宗教方式。针对社会精英群体的道德仪式，细节上也应更多借鉴传统的“礼仪”，而非西方宗教的技巧。对于医疗、教育、传媒、司法等行业，设计道德仪式的自由度相对大一些。对于不同级别的党员干部，设计道德仪式可以更多使用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等无数烈士的事迹和形象，还可以采用领袖和普通党员的道德箴言。
此外，道德建设一方面需要正面的“立”，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负面现象的“破”。这一点不管对民众还是对精英都同样适用。民众家长里短的议论，“人言可畏”某种程度上是树立道德规范的有效手段。对于党员干部，研讨不道德人物、批评不道德行为，也有助于道德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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