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与韩非子
两刃相割，利钝乃见;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之类也。(《论衡·案书》)
王充此言所说的“四《难》”，是韩非子的四篇文章“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如王先慎题注所说，“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韩子立义以难之。”是韩非子针对古人的不合理见解而发表的看法，所以王充称之为“两刃相割，二论相订”。韩非子发挥的，是他的以“法、术、势”为主体的“因道全法”论，读来自有他的道理。从文体上说，《论衡》受着“四《难》”较大影响。
《吕氏春秋·孟秋纪》之《振乱》说：
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伏世，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
这一段文字所说的，当是战国末期的景象，可以为陈胜吴广何以揭竿而起作注。由此语可知，《吕氏春秋》作时，秦尚未统一天下，而天下渴望“贤主、秀士、义兵”，以扫灭那些“与民相离”的“恣行”的“世主”。
其《孟冬纪·安死》说：
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
这一段文字，尽管有“尝亡，已亡，皆亡”三词的区别，但总以一句“其皆故国矣”，是说这些国都亡了。这些国都亡了，就是说秦统一天下了，而秦统一天下、秦王政称“皇帝”的时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
由此可知，《吕氏春秋》一书，写作起于秦国统一天下之前，成书在统一天下之后，而不能在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就成书。
据《史记·吕不韦传》，“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成了这部《吕氏春秋》，记在该《传》“太子政立为王”这一节之后，“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爱好招集宾客，这是吕不韦集宾客撰书的一个文化背景，是在秦统一天下之前。
《吕氏春秋》于《孟春纪》等“十二纪”之后，有一《序意》，开头一句说，“维秦八年，……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
吕不韦回答了一些话，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指出《十二纪》的主题。良人(大体就是指撰稿者)为《十二纪》请问吕不韦，是在“维秦八年”，这时候《十二纪》或只在写作计划上，我们不能凭这个说整部《吕氏春秋》此时已成书了。
既为《序意》，则当放在全书之前，却放在成书的“十二纪”之后，且《十二纪》之后，还有从《有始览》至《士容论》等十四篇大文章，总共二十六篇，《序意》却只字未提后面十四篇，所以，《序意》是有关写作前半截书的，而既然是“意”，则只是一个意向性大纲或讨论性记录，而不是一篇完成了的《序》，事实上全书无《序》，第一篇就是《孟春记》。
因此，“维秦八年”，当指“秦王政八年”(前239年)。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立为皇帝”，一统天下。可见，《吕氏春秋》从策划、撰写到完成，至少经过了从秦王政八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这段时间，也就是说，全书从策划、撰写到完成，该是用去二十年左右的时光。
《孟冬纪》“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这句话看来，《史记》“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这句话，写得很准确，书确实是吕不韦的“客”们据“耳目所闻见”写成的。
“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这句话证明了《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当在秦国已经扫灭了东方六国之后，是秦王政称“皇帝”的初年，也证明了写下“维秦八年”的《序意》时，记下“其皆故国矣”的《孟冬纪》篇还没写，至于其它篇完成了多少，我们也无法知道，甚至可能这本书的一切都只不过在策划之中，所以才有《序意》作为全书意向性大纲或讨论性纪录的撰写，后来编定时，觉得将它放在哪儿都不算确当，又觉得这重要资料不能抛弃，于是保存在《孟冬记》之后，而其时后面十四篇还没写，以至还没想到要写，本来此书计划只是写到《孟冬记》。
由上可见，《吕氏春秋》非成于一时，是在秦军向东方进攻的步伐声中完成。
岳麓书社《吕氏春秋》杨坚“前言”说该著之“成书”在秦王政八年，其实，如果说“其始作，大约在秦王政八年”，则较准确。
因此，可以推断，《韩非子》的撰写，至少有相当阶段竟与吕不韦宾客们作《吕氏春秋》同时，处在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都在秦统一六国前夕这段时间里。《吕氏春秋》里的一些议论，恰好为韩非子的思想作了注脚，说明着他这个激烈的思想家产生的时代社会环境。比如，《孟秋纪·禁塞》说：
……以至于今之世，为之愈甚，故暴骸骨无量数，为京丘若山陵。世有兴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痛心矣。
读着这些还带着当时战乱气息的文字，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秦国统一天下，当时的正义性，后来人们评说得是很不够的，好像只是秦国强大的原因，以及东方六国不能团结的原因，使秦王得遂其志，我们读着《吕氏春秋》中如《孟秋记》里的《振乱》、《禁塞》的文字，却能体会到东方六国的那些“世主”们，是把他们的国家弄得水深火热到极点，而秦国以拯救天下为号召，秦军实际上就成了“义兵”，秦王成了历史的“兴主”，吕不韦、李斯这些人成了历史的“仁士”，这才能君臣同心，重复汤、武故事，得了天下。从《吕氏春秋》此类字里行间，能读出秦国统一天下的客观的正义性。
这就反证了韩非子的激烈思想的产生是十分合理的。我们从“难一，难二，难三，难四”这几篇《难》中看到，韩非子对当时流行的祸国殃民的谬论“立义以难之”，十分尖锐无情痛快淋漓，他正是要纠正“世主”的腐败荒乱到正确而求强的路上来，走上“法、术、势”的“争于气力”的新路，冀其成为时代的“贤主、兴主”。然而，韩王这样的“世主”，是韩非子这样的“秀士、仁士”说不回头的，正如王充在《论衡》中所说，韩王虽有韩非，“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挫军破，国并于秦”(《论衡·效力》)，成为东方六国中第一个倒下去的诸侯国。
韩非子的《难》篇的形式，是举出一些故事或言论，加以“难”之。如《难一》中有个故事，讲，齐桓公三次前往，想见到处士“小臣稷”，但这位小臣三次避开，齐桓公说，我听说万乘之主应该好仁义，于是继续前往拜访，到第五次的时候，这位“稷”先生终于肯出来见了齐桓公。
对此，韩非子发表议论说，“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今桓公以万乘之势，下匹夫之士，将欲忧齐国，而小臣不行见，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谓仁义。仁义者，不失人臣之礼，不败君臣之位者也。今小臣……不可谓仁义，仁义不在焉，桓公又从而礼之，”是很不对的。假如这个小臣是有智能的，那么他的性质，“是隐也，宜刑。若无智能而虚骄矜桓公，是诬也，宜戮。”既然如此，总之，“桓公不知仁义。”
可以说，韩非子的非“难”，是尖锐而有理的，维护了真正的“仁义”，而抨击了虚假的“仁义”。
齐桓公这个事例，在《吕氏春秋》中，竟然也是作为“能礼士”的典范而予以颂扬的，说，齐桓公如果能这样坚持下去，加上其它方面的修养，岂但是为霸主而已，并且是要成就王业的。可见，这段文章的作者，与韩非子面对同一素材，却作出了不同的见解(见《有始览》与《慎大览》篇)。
韩非子本质上是在传统的“礼义”学说之内，是在“礼义”遭到这样歪曲滥污的情况下，维护“礼义”之真谛的“仁士，秀士”，还要加上一个“志士”。
韩非子从荀子所学是“帝王之术”，而所谓“帝王之术”，其本义不能从为所欲为的方面理解，《吕氏春秋》这两句话解释得好：
帝也者，天下之所适也;王也者，天下之所往也(《慎大览·下贤》)。
为了天下能“适”能“往”，统治者恰恰是不能为所欲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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