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人的文学”

周作人与“人的文学”

在“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身处运动的中心，与乃兄鲁迅积极响应，参与其中，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大将、干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脱颖而出。1918年12月7日，《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1919年1月,在《每周评论》第5号上发表《平民文学》一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合唱中比较响亮的音符，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人的文学》，一直影响到现在，成为某些文学“大家”创作“纯文学”理论根据，指导思想。他们是不是准确、正确的理解了《人的文学》？未必。

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

很清楚，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就是“新文学”。“新文学”，不是抽象的文学，是相对于旧文学的文学。因此，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不是抽象的文学。与现在某些文学家的所谓“人的文学”，“好人坏人都是人”，“把好人写坏，把坏人写好”的文学或者说人不分“人”与“非人”的文学，毫无共同之处。那类文学，按照周作人“人的文学”分析、判断，它毫无疑问，不属于新文学，在旧文学中也无踪可寻，应该归在周作人所谓的“非人的文学”。

旧文学是什么？具有什么特征？

在当时，旧文学应该是指：

1，思想是旧的，旧文学是旧思想的载体。从鲁迅的《狂人日记》的矛头所指，是儒家的“仁义道德”，文化界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倡导“新文化”的那些人，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都是曾经留学外国，接受了新思想，而又接受过旧的、传统的教育，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实践者、探索者，也是旧文化的批判者。这是他们的主色调。

2，形式是旧的。文言文，旧体诗文，流传了几千年的书写形式。这种形式，成为广大民众接受文化教育的桎酷。严重阻碍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白话文”具有历史意义。《狂人日记》就是白话文小说的开山之作。正是那一代人，使得小说登上了大雅之堂，逐渐确立了现今在文坛上的地位。

3，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任何一个文学家都无法回避。结合周作人提出的“平民文学”可推测，周作人的“新文学”，可以认为，或者理解为就是“平民文学”。“平民文学”，相对于“贵族文学”，是他对“人的文学”的注脚。“平民”、“庶民”是当时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而现今某些文学家的所谓“人的文学”，说不上是为平民服务的“平民文学”。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新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白话文学。是唤起民众的呐喊。

周作人还说：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这是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又一个解释。

那时候，“阶级”一语还没有引入中国。至少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和应用。他用“人”与“非人”这样的相对概念相对表达“人”。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表达方式。

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说：“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在《人的文学》中，“人”与“非人”相对。换言之，在“人的文学”之外，还有一个“非人的文学”。这种文学，是拿“平民”不当人的文学，竭尽污蔑、丑化、抹黑平民的文学。周作人笔下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应该看出七八分。他这里的“人”，可以肯定的说，决非“全民”，亦非“人民”，不是抽象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是为什么人的文学？是为一切人的文学吗？从《人的文学》一文中，看不出。

应该说，“人的文学”，从突出“人”、突出“个人”这一点看，是个人主义的一个口号、一个提法，或者说，起码与个人主义的理念相吻合。

在当时，包括陈独秀、鲁迅，甚至毛泽东等，也还没有从个人主义思想中挣脱出来。甚至认为那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

现在，国内某些文人、特别是作家、评论家，甚至是“主流”作家、评论家，接过了“人的文学”这个口号，无非想借助周作人，说他们创造的“文学”也是“人的文学”，也是所谓的“纯文学”，以为这才是文学创作中的上乘之作。表面看，好像是继承了周作人的衣钵。实际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他们对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解与周作人并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那些自以为是创作了“人的文学”的所谓“文学家”，他们难道因此就可以成为“人”的“文学家”么？他们怎样定位自己的身份？这样的问题他们可能不愿意回答。那么，他们怎样定位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文学家的身份？不同于他们的那些文学家那么创作的文学该是什么文学？按照他们的逻辑推测，肯定被他们排斥在“人的文学”之外，入了“另册”，是不是叫做“非人的文学”？

事实上，一个时期以来，在“去革命化”的思潮影响下，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映工农革命的文学已经被他们置于了被批判、被清算的地步。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些为工农大众的文学无疑都是“非人的文学”，或者说是“畜生”的文学、“禽兽”的文学。他们在“人的文学”的旗帜下，是对不同于他们的文学的文学家的恶毒的诅咒。

创作所谓“人的文学”的文学家也好，创作所谓的“纯文学”的文学家也好，不过是披着“人”的外衣创作他们自己的、发泄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满的“文学”。扒掉他们的外衣，还必须从理论上揭露出他们本来的、狰狞的真面目。人，那个面具，遮蔽不住他们本来的面目。他们还别总是拿“人”说事。

他们把“人的文学”抽象化。不知道任何“抽象”的文学，都需要通过具体的人的具体的文学而存在。任何文学，称得上文学的那些文艺作品，自然都是人创作的，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文学与他们的人一样，都必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那样的色彩，自己是涂抹不掉的。

有些人企图以“人的文学”消解文学的政治色彩，淡化文学意识形态色彩，是徒劳的。他们的前辈如梁实秋等没有达到的目的，那时有鲁迅横刀立马。近百年过去，千万个鲁迅在成长，他们的目的也同样达不到。

尽管他们可以接过由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这个口号，以他们抽象的“人的文学”为思想武器，批判和对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反映战争年代及解放后反映“土改”、“合作化”、“集体化”等的文艺作品。把那些作品排斥在“人的文学”、“纯文学”之外。

如某作家创作的否定“合作化”的作品《软埋》，虽然获得了一个“路遥文学奖”。这是对路遥的亵渎，还是对路遥的纪念与褒奖？在毛泽东思想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家、文艺评论家及培育起来的广大读者面前，终究没有市场，没有翻起什么浪。在“自媒体”上同样遭到网民的“围剿”。这种现象，反映的是民众的鉴赏力，而不是他们不懂文学。因为懂，才毫不犹豫的把它否定掉。

他们的作品 ，借用新华社评论贾浅浅的诗，“或可自赏，莫付流觞”。既付流觞，那就是宣传，就是一种挑战，就是力图影响读者、引领读者，就具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就应该有接受广大读者评判的心理准备。在广大读者面前，任何作家，别自作聪明，玩儿什么里哏楞。

周作人是不是坚守住了“人的文学”这一理念？判断起来可能比较困难。他是不是坚守住了做人的理念？相比之下，人们看的清楚，判断起来不算困难。日寇占领北平后，周作人把人的节操被抛到脑后，“附逆”了日本军国主义。由一个个人主义者转化为一个利己主义者，自私自利之心昭然若揭，这时的周作人，还是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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