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群众有两个贫困，一个是经济的贫困，一个是头脑的贫困。因为有着经济和头脑的双重贫困，所以才改变不了命运。相比经济的贫困，头脑的贫困是更致命的恶疾。头脑的贫困，一个是知识的贫困，一个是信息的贫困。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分享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和信息，责无旁贷。
薛离幻因心神乏累，突然开始嗜睡。晚上早早就困倦得不行，躲进被窝养精神。今天恢复精神，看到投资群里有人在讲宁波妇幼医院的小洛熙事件和南京博物馆馆长监守自盗的事。一个群友惊讶地说，这么多事怎么我都没听说过?看来是吃瓜的敏锐度不够。
其实这跟吃瓜的敏锐度没关系。每个人都有他关心的世界。酒肉臭的朱门子弟，看不见路边的冻死骨，也属正常。一个醉心于靠资本投机赚钱的精致的利己者，他不关心这个世界的不幸与不公，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唐朝诗人于濆在他的《古宴曲》中描写贵族的生活，最后一句诗写道，“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
你看，人家贵族看见了衣衫褴褛的打柴人，都不相信帝国还有这样的穷人的事实。更不用说，互联网信息茧房对世界真实的隔离作用。太阳底下是同一个世界，又不是同一个世界。相同的是物质，不同的是精神和命运。每个人都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跟他过着差不多的生活，有着差不多的思想和价值观。呜呼，其谬也大哉!
人如果不走出他的小圈子，去看到更广大的世界，他是不可能看到世界的真相的。薛离幻的很多资产阶级朋友，有的喜欢养猫养狗，有的喜欢四处旅游，有的喜欢烧香拜佛，也有的身陷家庭感情矛盾。但他们对底层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薛离幻听到某位亿万身家的佛友想要把身家捐给佛门的消息，不觉叹惋，把钱捐给改善穷困、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不更好吗?
估计有人会笑话这样的人太傻。薛离幻理解这种想法，也很清楚这些资产阶级的学佛人，对这个世界并不够了解，对佛法也不够了解。他们在这个时代赚到了钱，但他们并不了解这个时代的真相。他们学佛，也没有抱着求真相的目的。尽管师父一再强调不要小资式的学佛，但是资产阶级不用他们的方式学佛，又用什么方式学佛呢?
资产阶级学佛，求的是福报，而不是觉悟，你让他们不要求福报，他们能答应吗?舍弃亿万身家，当然是一种对贪心的突破，但还不够。玉佛寺里的电子屏幕上，捐款几千万的大施主不乏其人，佛门并不缺这一个亿。深入社会当中，看清贫富悬殊的现实，把钱用到最急需钱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布施。
过着幸福小日子的人们，试着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去最贫困的地方看看。也许，人生的真相才会展现在眼前。如果懒得出门，有一本书，《我在北京送快递》也是可以看看的。这本书的作者胡安焉，1979年生人，在底层折腾了20年，干过19种不同的职业，地摊主，小服装店主、酒店服务生、保安、物流分拣员、快递员……
如果不是决心辞职，回家码了3年的字，幸运地写出爆款文章，被出版社邀请出书，他的未来还是一片迷茫。以后的日子也不知道会怎样继续下去。也许接着干保安，或者重新送快递，或者送外卖。当然，一个偏执的文艺青年决心不再打工，回家靠写文章谋生，并不是都会取得成功。但是这个时代，只会关心成功者。
这是一个只关心个人英雄，不关心集体智慧的时代。这是一个只关心精英，不关心底层的时代。这是一个有着严酷且畸形的“人才”筛选机制，不关心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时代。不愿意独立思考的人，就看不清楚真相。几年前人们对着胡安焉喊“小哥过来一下”，现在却礼貌地招呼“胡老师这边请”。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事实却绝非如此。
新中国的前几十年，舆论并不推崇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观念。只是读历史书的人太少，历史书又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人们就往往把当下的现实，推广到一切时代和所有国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一种心胸的狭窄，以个人当下的境遇推断历史和世界，则是一种知识和思维的缺陷。今天的某些资产阶级极端分子疯狂咒骂劳动人民得到利益的时代，不惜颠倒黑白，更是一种邪恶与凶残。
胡安焉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他母亲的故事。他的母亲因为外公有加入国民党的黑历史，受到同学的排挤。胆小的母亲被迫宣布和外公断绝父女关系，并积极投身运动当中，对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毫无保留地选择了绝对信仰。回到城里之后，进入了一家工厂担任会计。她凡事讲道理，克己奉公，行为高度符合社会主义青年的标准。
和其他人身上的漠视规则、蛮不讲理、贪婪自私、不守信用不同，母亲的言传身教塑造了胡安焉的价值观，让他更愿意闭门写作不和社会打交道。母亲的遭遇同样不幸。九十年代社会的价值导向发生扭转，从前批判的东西变成了大加鼓励的现实。不愿意配合厂长做假账的母亲，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一度抑郁得想要自杀。
是什么样的现实，让一个克己奉公、严于律己的社会主义优秀青年，在欣欣向荣的新时代混不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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