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中国共和主义刍论》
在共和架构下建设中特主义
之
从严治官
人类社会充满矛盾，新与旧、人与我、公与私、敌与友、贫与富、寡与均、需要与可能、求索与不得、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地域之间、党派之间、团伙之间、宗教之间、学术之间，矛盾搅得周天寒彻、矛盾成就五彩缤纷，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矛盾构成大千世界。
马克思们从“生产”、当然不仅是物质生产视角切入，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包含3个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层层决定和层层反作用的关系，构成了以生产力发展为最终动因的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沿着此思路，革命、改革、改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最大限度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社会进步的本质与根本任务。今天，这，依然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从分别“敌我”入手，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主张：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此论，至今仍闪耀哲人的光辉，为几十年直到今天做得不够好的事情。
换一个视角，我们或可以思考一下官民矛盾。这是几十年来议得不深甚至禁忌的话题，然而却是从古到今、甚至永久皆有、随处可见、直接作用每一个人的切身课题。
人类社会，不同个体群居杂处，总有公共事、需要带头人。这公共事或即政治，这带头人或为政客（政治人）。政治人在野是民，登台叫官。带头人如何产生？宗教信仰者说上帝简选、君权神授，弱肉强食者说力胜者王、失败者寇，科教兴国者说智慧者引路、发明创造者当家，民本主义者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民约论者说国民权力契约让渡，选举政治说公民一人一票仲裁，人民革命者说人民直接委派。不管怎么说，这带头者产出、上台，为君、为民、为吏、为役、为儿子公仆勤务员，共同点是有了或实际占有公权力，便与没直接使用公权力的民结成扯不清、打不断、理还乱的对立统一体。
官民矛盾，自古皆然。权力民有民享之前年代，虽有传贤不传子、公推禅让之初说、有公天下、民为本、水覆舟、诛独夫之妙论，然“禹之后、家天下”，皇权的独占性、私有性，决定官民关系对抗大于和谐。官之大者为君为王为天子，其不可能完全直接单独对民，总是依靠一批分封的王侯或任命的官吏治民。君、王、天子或所谓体制，与整个官阶层亦构成一对矛盾，因而有“治官不治民”的秘决，有《韩非子》治官的法势术。一般说来，有历史抱负有作为的君王，期求江山永固万万年的王朝，持公天下、民本思想的清官良臣，会实施亲民、保民、惠民、让步政策，会管束治理残民以逞的官吏，这时政治相对清明、官民相对溶洽，水静舟行，社会和谐甚至盛世。更多的情况是，权力私有时代的官僚队伍整体上当官就为食禄、有权就要谋私，腐败自肥必然，而几乎所有朝代的高层或者核心统治集团，无论其初始打天下如何朝气蓬勃、顺天应人，其总是很快异化，背离初衷，失去锐气，自身腐朽加速官场腐败、治理混乱治不了硕鼠老虎，于是腐败横行、乌烟瘴气、恶政伤民，官民对抗，逼上梁山、烽火四起、水激舟覆；于是，开始又一轮循环。 历史上的官民矛盾，历来有两种局面，宋江式反贪官、方腊式反皇帝（体制）。
辛亥革命，将公天下思想，民为本理念发展至极致。由孙至毛，推翻皇帝、打倒军阀、消灭豪强、斗争地主，改革文言文，文化大革命，似乎将几千年的人文思想、治国理念、圣贤楷模、牌坊、口碑、民俗全盘否定、通通打倒，有极左、极端、暴烈之过，然其实、其们、从传统政治的合理内核中吸取精髓，从西方政治中拿来点时尚，刻了些民主、共产的时代烙印，建构了崭新历史高度的官民也即干群关系。天下为公、民主民权、为人民服务，公仆、勤务员、儿子、鱼水、种子土壤，同志，还有什么比这些更纯洁的意境更美妙的词汇？张思德、白求恩、焦裕禄，中国进入了普通人作典型、小百姓当英雄的时代，万泉河畔的斗笠舞、沂蒙山上的红嫂情，淮海战场的独轮车，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大运动，或艺术、或生活，无不演绎着高尚、公义、健康、纯朴的党群、政群、干群、官民关系。
那个时代，当然也存在问题，经济上，简单的姓资、姓社选择，把本属于现代经济发展方式的好东东如市场、经济手段等等人为抹黑、弃用，致使经济发展封闭禁锢、束手束脚；政治上，庸俗极端化的阶级斗争，长时期、并且经常随意性把公民中的一部分归于非人民，致使人民之间斗争扩大化、长期化、死磕化；思想上，没有弄清人民共和不仅是人民当家、而且是人民行共和政治，政治实际上是人民（人们）讲道理，辩是非，从真理，从而仍然按照顺昌逆亡，不准乱说乱动的旧政治潜规则行事，没能真正走向说理政治、法治政治、理性政治。这些，催生出改革。
改革开放，国人从极左、极端、僵化中解脱出来，从习惯高度社会化的组织起来“齐步走”、开始重视发挥个体作用实行亿万人民放开手脚“自由跑”、再到金融风暴后再次宏观调控使用“看得见的手”，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螺旋式上升的选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空前、成就空前，改革不容否定，改革正在进行、改革必须继续，改革必须将乱改、改错了的重新改正确。
改革有不足、有失误。最大的莫过于放松了对官的治理、对腐败异化的抵御，出现了官民关系的嬗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步步演变异化成干部先富、干部各顾各自富、干部不择手段非法富、干部奢靡荒淫富，甚至演变成干部富不只为了生存生活而是为了富可敌国、富可累世，富可干政，富与黑相连，富与阴谋政治结伙的程度。就那么一、二十年间，一大批徐才厚、谷俊山、李春城、令家族似的的“长工”、“短工”们，搬空国家肥自家，脏额之巨、腐面之广、败速之快、已经到了毁党危国的地步。这绝非毛的思想、邓的初衷，也不是孙、蒋甚至康、梁、谭们、辛亥前后一切良心政治人的期待，这是对红岩血写《狱中八条》的蒙难者与一切人民英雄纪念碑永志不忘的烈士们肆无忌惮的精神再屠杀，是对前几十年民主、共产、社会主义革命构建出的官民关系的大倒退、大反动。
腐败，源于人性之自私阴恶面，无高尚情操，缺正确导向，少正面压力，一般人或莫能御。权力，具有双重性，本姓公，可为民，然其又只能少数人直接行使、又可以自利。自私的内因加自利的可能，如果没有规矩，没有对规矩的敬畏，没有对规矩实施的强制，神仙或许思凡，放牛娃儿也会将牛羊擅自卖掉。
异化，存在于事物产生的那一刹那，正向的叫成长、发展，负向的叫蜕化、衰亡，本文中的异化一般指后者。人有病癌，不治会伤死；河需来水，无雨则干涸；恒星无新能量补给，太阳也会寂灭；政党、团队，不与时俱进、不吐故纳新，自然老化、陈旧、反动直至溃亡。
腐败、异化，旧官场之宿命，黄炎培周期律之原因。毛泽东信心满满，“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们如是说，也如是做，杀刘青山张子善治标，树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导向，频繁的政治教育、洗脸、洗澡、下楼、普遍到每个单位、支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医病，其洞见并大声疾呼“就在共产党内”，将矛头内向台上的当权派，更其甚者是发动普通民众造官们的反，一个大字报，开了和平治世时让官处在最受民众监督、最夹着尾巴做人、最不敢伸手伸手必被捉、自然官风最清廉的历史先河。就是在文革后改革始十多年里，一个单位，民主生活会、政治学习会依旧运转、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职工）要问事、发言甚至骂娘，职工还有“人民当家做主”、“人人起来负责”余味，社会还有腐败官倒人人喊打的流风，官民关系还算正常，党政公信战力依旧，这是改革得以顺利、成功的最坚实的政治基础。
毛时代治官，不足的，是除了“就在共产党内”论述之外，人们似乎没有把腐败异化当作所有时代所有国度所有阶级所有团队所有官们的通病来对待，而是简单轻率的冠之以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侵蚀。自身细胞癌化，只怨外毒感染；自己阑尾发炎，却划别人的肚皮；现官腐化堕落，却将死人、古人拉出来鞭尸；这当然笑话。似乎无产阶级、共产党员天然清廉，组织就是无菌箱、保险柜，自然会放松对自己、对自己人变坏的防范与治理。更出问题的是，将体制内、阵营内、同一杆大旗下的反腐败、防异化、治官吏与阶级、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相扯，往往会因政治、因派性、因阶级性而选择性的看人待事，党同死护、党异恶伐，而腐败异化者，会利用政治作掩护，会激化政争牟私利，会在恶争死磕中如鱼得水乐逍遥。那个时代，官不敢贪，反腐是卓有成效的，然而将全民对自己所雇佣经理仆人中的少数腐败异化者的斗争搞成一部分民对一部分民的阶级斗争、甚至发展成社会斗争、社会革命，则有“过”之嫌、是得不偿失的。
官民矛盾，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矛盾。
官，天生存在异化的可能。无论公权力私有还是公有的社会，官，都有违背、叛离权力所有者（主权者）的趋向。
所有社会，最大的问题、或者叫做危机，是当权者、统治阶层的异化。
任何社会，主权者（皇帝、元老会、人民、股东、董事会）防范官们（权力实施者、企业的执行经理人、公仆、勤务员）腐败异化、防范“放牛娃儿把牛卖了”，是其根本课题（这才应该是所谓社会基本矛盾）。
在权力私有时代，治民、整民，似乎天经地义；权力民有时代，盯紧、约束、管住官,才是紧要、才是正道。
遗憾的是，共产党人似乎没有认识到、或不愿正视此问题。眼睛里只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地主、资本家等已经被自己打垮、打倒的前朝残渣余孽，过分相信、自信、迷信自己、自己人、人民代表与人民的一致性。过分相信、自信、迷信自己、自己人能够保持不变。于是建国后长时期把一个打垮了的敌人当成敌人、长时期与一个影子作战斗，长时期没能发现最大、最危、最现实的敌人，就是自己、自己人、自己人的代表的异化。
孤寂的毛泽东似乎发现了这个问题，发出了“就在共产党内”警讯，发动了其自认为一生中两大事之一——文革，要继续革命。然而毛泽东没能咬破其自己用阶级斗争思想体系做成天蚕茧，习惯性地将这敌人简单归结为地主资产阶级。于是一个前朝复辟的阴霾始终干扰其本来睿智的视线。渡过战火劫难的国家本来急需休养生息构建和谐家园，革命完胜的阶级，本来应当告别革命、进入引领改良改革建设发展的轨道，调节官民关系防范腐败异化本来需要建构长期稳定、理性法制的政治法律体系与政治斗争正常化的游戏规则，然而，在国际两大阵营冷战对抗、弱势方身不由己的外力迫使与国内阶级斗争情势错估误判从而盲动的双重作用下，人民共和国没能及时、顺利、亮丽地从乱世步入治世、从革命转向建设、从斗争变为共和，从阶级与阶级的利益冲突、斗争、战争，变为全体人民、公民、主权者共和及其对其权力的被托付者、即所谓公仆、勤务员的普遍监督、防范、制约，对腐败异化官个体的斗争、革命（如果迫不得已的话）。由此导致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阶级斗争长期化、扩大化、极端化、中心化、神圣化。
长期化，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掌权的敌人被推翻、尤其是后来土改、一化三改造、摧毁了所谓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其作为对立阶级已不复存在或难以成军，其人已经成为新制度下的公民、劳动者之后，仍然强调“人还在，心不死”，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扩大化，简单以财产多寡划分阶级、以成分政治排队，把许多革命的参加者、支持者、同情者，跟随者、把新制度的拥护者、赞成者、守法者、合法的公民、本无政治倾向的顺民，一并推向了对立阶级；不停的运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不住的产生95%以外的另类，使社会分化人为加剧、人群对立莫名其妙加深。尤其是“心不死”这种近乎于“莫须有”、“腹诽罪”的的思维方式，为社会制造“敌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看看建国后整得惊天动地、惊心动魄的所谓路线斗争，有几个真正的敌人，便知这种“扩大”是多么严重、轻随、而又可笑。
极端化。阶级斗争，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自然无所不用其极。最初或许不经意、不起眼的经济措施意义上的成分划分，发展到“唯成分论”、便成为涉及全社会所有层面，祸连终身、殃及数代、影响亲朋、造成公民人身极不平等、天生受压迫、最伤害人的恶制恶法。一有大事小事，尤其是政治运动，被管制者，总被陪斗争、陪游行、甚至陪杀场；成分差者，总被入另册、受教训、遭排斥。阶级斗争除了对部分人群不平等、不公道、不人道对待外。反映在政治斗争中即为不讲理、不公正、不理性、不规矩（守法守纪）、不择手段。比如，宁要草、不要苗、非正常思维的派性选择；经济、文化、社会、一切东西都先入为主划分资社，然后不得越雷池一步；政治斗争可以灵活、变通、权宜，可以逾越法律、纪律，可以食言、背信，可以武斗、砸烂、甚至兵戎相见、非常手段。
中心化。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而实际上纲取代了目，纲给目只留下狭隘的空间、“目”几无“张”之余地。除了停产、停课、停工闹革命，全民忠字舞，排斥脑力劳动，这些有形的社会人力、资源浪费、内耗外。更主要的是阶级的偏见、路线的对峙、资社的大防，把活生生的经济限定、僵化在单轨或者狭窄道上、且关着车窗运行。不重视经济建设，不以发展为中心，不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质为基础的需求，政治便成为空话，精神力量终究难以持久。
神圣化。阶级斗争成为中心，搞阶级斗争的人即居中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搞阶级斗争的人也就很能很灵。许多好东西，都易神圣化，一旦神圣化，好东西往往走向反面。神圣化的阶级斗争，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修理政治对手的利器，成为控制、压制不同群体的借口，成为失误、挫折、失败的替罪羊。谁把握了旗帜、掌控了解释权，谁就占据了先机。阶级斗争被滥用，以至人们对其真正的意思、条件、范围、限制、局限都不认真深究了，以至乱世中产生、有用、有效的法宝，成为治世里无效、惹祸，伤人伤已的祸患。
总之阶级斗争，过犹不及，在人民共和国里负面作用远大于正面作用，这或许是毛本人及其战友们、毛时代最大的失误、原因与悲哀。
另一方面，没有真正认清社会基本矛盾、至少在政治治理方面的基本矛盾为官民矛盾，不敢把共产党人会腐败异化大胆说出来，不把重点放在自己人身上、反腐防异化失去了本该的对象，其并没真正完成破解周期律的课题。于是，政治运动高气压下清廉无比的社会，一个近乎解决了的腐败问题，在工作重心转移、停止政治运动、社会压力稍减的环境下迅速复活、转瞬猖獗、几达毁党危国之境地。
邓及以后，也说两手都要硬。然真正有点硬的是经济、是GDP、是短期战役，严重轻忽了的是教育、治理、公平正义，尤其是轻忽了“治官”这个永恒的话题。
腐官是怎么炼成、腐败咋个成风的？
毛时代的干部，基本是清廉的，文学形象梁生宝、现实人物焦裕禄，随处可见。经过“三反”、“四清”、文革，干部要经常在群众面前“洗手洗澡”，群众（职工、下级）随时、至少可以趁“运动”之机对官们提意见搞批评作揭发，其时，中国有最孙子的官、最爷们的民，最平等的同一阵营内的同志关系，当官不易，贪官危险，大气候真教人不敢腐。腐化堕落，多指多吃多占、男女关系等，文革后期才有“走后门”并且为制度所不许、为社会所诟病、为民众所抵制。七十年代中期，在下高中时，父亲在粮站工作，有位很敬重的老师想买点米糠，本来已经联系妥当，终因自己深感“走后门”之不光彩而未能完成，此成为我多年以来长久的“欠意”，亦足见当时社会清爽质朴的正能量。
文革后,八十年代，在下已成一企业支部书记，食堂开饭，不便与职工排队打拥挤，故意晚去会。一次，饭不够了，炊事员生火煮面条，我说算了，那不是还有几块锅巴吗。看着老炊事员抱歉的眼神，我故意吃得香，还加一句“就喜欢吃锅巴”安慰他。此后，有意无意，老炊事员会把锅巴留给我，我不便解释，一年多时间几乎成了锅巴包干户，自然也渐渐习惯、真喜欢上了锅巴。再以后，每当吃着川菜中的锅巴肉片，我脑里总会浮现老炊事员当时真诚的微笑。看着越来越浪费、奢侈的公务接待，我总在咀嚼当年的锅巴香。其时，企业开始对生产经营一线实行记件工资、承包奖，企业领导与奖无缘，职工收入高于领导亦是常事，领导也并没因少拿而给自家顶层设计一个多得的方案。干部与职工、大官与小官，从政治到经济，最大程度上实现了真正的平等、共同。后来，“放开”后的企业，收入及财务状况均超过行政主管局，于是便有了下级单位向主管局送点物资；经济主管部门财务好过一些“清水衙门”，于是便有开会时出血赞助加几个菜发点钢笔毛巾笔记本公文包之类；各单位也开始团购物资分职工过年过节。这些，在当时，亦为制度所不允，也为社会所诟病。然，其皆为公用共享，决无、决不敢私用官享。这个时期近水得月也仅为温饱、为生活好一点而已，这，或可作为物资匮乏、低薪酬的一种补充或自然。这与今日贪官之贪得无厌有质的区别。其时京城省城刚有了“官倒”，便有了全民的反腐怒吼。
再后来，九十年代，冒出个“跑部钱进”，从找老乡、托战友、寻同学开始，到送土特产、送名烟酒、送大学生保姆、送古玩字画，再到送现金、送支票、送珠宝、送股票，一步步异化、变形，“公贿”，一个丑陋的新词新现象，在贪腐几近绝迹，在全民反腐风潮咋静，在所有反贪治腐的律法依然，在台上人依然高歌共产、大公、公仆、儿子的中国出现了，在有利于招商引资、有利于地方发展，只要不揣自家腰包的口号下，在集体研究一致通过怪象里盛行了。其期，笔者已任粮食、财政局长。最初跑部者，也有疑虑、无奈，然更多的有发展家乡、做好本职之责任，甚至有送了、宁肯说自己用了也不说送了的悲情悲壮者。然而这种“仅限于上面能给钱给物的部门为对象、仅限于本级政府少数有招商引资任务的部门实施、下不为例的、赌咒发誓发展起来再也不搞的、廉洁、高尚、有改革胆识冲劲的行贿”当然不会持久，在一级政府、组织允许、鼓励、保护向上送的时候，其实也就打开了从下收、向下索的潘多拉魔盒。公款行贿，从村至上，从财经部门迅速蔓延癌变到各个部门，卖项目、卖预算、到卖法、卖官，几乎无所不卖无业不腐了。公贿，实为腐之始、国之祸、党之耻也。
接下来，近十五年、十年，便是权钱勾结、权黑交溶、黑钱权干政了。腐败远远不会满足止步于礼金红包的小儿时代。直接按项目金额比例索贿，直接在工程中入干股，直接权钱勾结垄断项目，在卖企业、卖国土、卖银行、卖经营权，在城市经营、在公共工程建设、在资本市场，权贵们鲸吞豺夺，原子裂变般暴富。如果说“跑部钱进”其路径尚为国家有计划、本来有项目、官员顺水人情寻点租揩点油，国家投资还基本用到该用之处，或无违经济发展整体战略、且可以地方发展作为官风不佳的补偿的话，现今的腐败黑恶们已经是为了掠夺而编项目、定政策、写文件了，是在明目张胆挖国家侵社会伤大众害未来了。笔者所在市，突兀兀地冒出一个上十亿的城市建设工程，事后传闻才是与李春城老婆有关系。李春城事发，此工程至今未能了结。近年来出现一个普遍现象，官员屁股后面总带着一群“家乡”商人、哥们商人，走洲过府，大小通吃，包揽政府投资性公共项目。这些人神通广大，不仅通工程、还通人事通组织通司法，是为大官的座上宾、小官的活菩萨、当然是百姓的吸血虫。令家族、徐才厚、谷俊山、李春城、刘汉，正是其们先败露的冰山一角。
回看腐败成长壮大，
没有什么阶级、敌人有组织、成阵式地向我们进攻，
也不是什么美女毒蛇硬将我们毒倒，
更莫怪西风强烈吹我们转向，
是我们自己、自己的仆人们，一点一点忘记、一步一步弃守、自己将自己改坏。
我们忘记、轻忽、背离了共产、共富、均富、大公的理念，在承认物资利益原则利用经济手段促进社会发展时顾此失彼庸俗化为“一切向钱看”；忘记、背离了共产党人冲锋在前享受在后的先进性，在发动老百姓勤劳致富时，不仅将共产党官混同于求富的普通百姓，而且搞起了官员先富、官员各顾各自利、官员滥权自肥；忘记、背离了法律纪律底线，所有腐败异化，均为过去、现今的法律、纪律、制度、明规则、台面话所不容，而潜规则总是在容忍、鼓励、纵容、保护腐败异化。在近二十多年里，也有学习、整风甚至两高院“限期自首坦白通告”，然纪委书记讲罢反腐倡廉，党委书记、市长必马上强调发展硬道理，只要有利于地方、只要不揣自家腰包。更有甚者，贪污腐败有护身符。各地似乎都存在两个似乎违宪、违法、违纪的恶“家法”：一是法、纪部门对一定级别的官员调查立案须给地方党委（实际上是一把手）先行汇报请示。二是地方党委成员（实际代表一把手，且不管懂法与否）主持法、检、纪相关方讨论贪污腐化个案。这两个东东在法理上可否暂且不论，但只要统计一下各地的贪污腐化案件，看看经过“党委”的手后，快查、急查、严查，急处、重处的情况多，还是缓查、慢查、浅查甚至不查，缓处、轻处、免处、处无罪甚至不处、长拖了之的情况多，就可明白其实际危害。这种作法，即使党委（主要是一把手）清廉正派，其从保护下属出发的些微用情，也可能造成枉法纵贪，造成官员犯法与庶民不同罪，造成国家“官员不敢贪机制”的坏损。如若党委（主要是一把手）不过硬（近年败露的贪腐一把手还不让人触目惊心），其自然形成贪老大庇护贪小弟。再好的法律、纪律、制度，不过玩具也。
最严重的，是忘记背离了毛泽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告诫。毛泽东搞群众反腐卓有成效，被极端者推向阶级斗争反腐变了味，近三十年搞制度反腐本是对过往“无法无天”的纠偏，然又走向另一个片面，即忘记了“主人”反腐的作用与权力。取消大字报，冷落民主生活会，基本上没有像样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边倒地强化组织、领导、其实最终是一把手的地位、官威，将毛时代形成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丢弃殆尽。各级公仆、勤务员争相成为老板老大。新型的干群关系回复到了旧式官民关系。制度反腐，群众不与闻焉，变成了关门反腐；腐官反腐官，自然官官相护。就是在习王强力推进反腐的今天，依然存在上热中温下冰凉状况，存在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现象。在下所在市，出现一塌方式贿选窝案，一批后备干部，从民意测验、公推环结开始，就拎着公款买票，几乎所有正县以上、有选举市委委员、常委资格的干部涉事项中，几百人查了几个月，群众翘首等待结果，然而处理严重偏轻不说，“贿选”两字倒成了此地禁忌，更让人不解的好像是对大部分收钱投票的涉案官员来了个“处理不公开”，党纪政纪处分不在其本人所在支部党员大会讨论、也不公布，搞得流言满城、流言引领民众。是怕“群众”知晓影响党政形象？是给这些官员保留面子？是怕冒犯这批过错罪者的众怒？还是根本无视人民群众这个主人的起码权利？无论怎样，都只是笑话只能恶果，只是证明对“人人起来负责”群众路线的偏离。
反腐，有自上而下与从下向上两种路径，两者结合统一，便是捷径；有群众反腐、制度反腐、舆论反腐、还有对立面反腐，各种反腐相辅相成，才为完整，才为全民反腐。需要关注一下“对立面反腐”。实行多党竞争制度的国家，不同政党出于不同目的，对政治对立面的公德私德、一言一行盯得死紧，客观上形成对当台官员的约束力，使其感觉“时时背后有眼睛”，这比“头上三尺有神明”更加现实的约束，自然有助“不敢贪”机制。中国没搞多党制，并非没有这种“对立面反腐”，近些年一批失宠的二奶、遗弃的糟糠、争风的情敌、分脏的亏者、争官的败将、散伙的盗伴们在举报腐官时的热热闹闹，客观上起到了正作用。中国不能搞多党争权制，但不能有党外无党的帝王思想，不该搞党内无派的千奇百怪，不能回避斗争窒息活力，更不能扼杀党内、民众对腐败的正义斗争，正确认识、评价、允许、引导、鼓励对立面反腐，让其成为全民反腐的一部分，是一个必补的课程。遗憾的是，在各人向钱前看自扫门前雪意识浓郁的现今、在主人意识被遗弃、损毁，公德、公民、权力意识欠张扬的现今，在老鼠横行几无人打的现今，在大多数民众还对反腐冷眼旁观的现今，近年来出现了“选择性反腐”的指责、与““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的奇谈怪论，足见反腐防异化任重道远。
正视腐败、打掉贪官，改善官民关系，是时务之最急、是改革之本意、是百姓之切盼，是全党之共识。
打，自然、正当、必需、急要，甚至不来点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已经吓不跑占据庙堂、猖獗无忌的恶鼠大虎，已经不易挽回人民群众对执政团队的起码信任信心，已经难以平静坊间已经高涨的仇富仇官情绪。然而，打，多属治标。恢复、完善、提升党群、干群关系，才是根本。
恢复，就是要回归几十年前同志、干部称谓的纯洁意涵。同志，志向信念理想相同之谓，超越同事、同僚、同窗、同年、同乡尚属中性的词汇，更是对时下老板、老总、老大、老头子、老佛爷、头这些搞乱了的称谓的再反正。干部，初为外来词，本义“骨骼”，引伸指起骨干作用的人。孙蒋毛邓都使用这个词。干部不叫官，完等于公仆勤务员；干部亦是民，是民中之骨干；干部不是谋生的职业，是自觉为民服务的事业；干部不是被动的雇佣，而是权责一致的主人。遗憾的是，除了上述老板、老总、老大这些尚未上红头文件，然而已经流行时尚的称谓早已将干群定义异化恶化之外，正式场合的公务员相关改革，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在突显公务员雇员的身份、市场选择的成分、劳动力商品等价交换的关系，干部味淡了，同志生疏了，主人不在了，公务员，似乎只是唯唯诺诺，为薪水折腰的就业者、食薪人。随着同志、干部称谓消失，越来越雇佣化的公务员群体、越来越向官回归，绝不能够支撑复兴的梦想、只是一个历史的逆流？
改善，就是要记取几十年前干群关系中的负面教训。主要是极左、极端、片面。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没有形成共和政治，政治上不容异议、忌恨反对、实质上搞顺昌逆亡，政治家相互斗，对民众亦常如此，尤其在阶级斗争理论庸俗化下，人为、随意划阶级分阵营，长期伤害一部分群众（人民），在整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理论庸俗化下，经常、随意出现以国家人民社会集体利益名义侵犯人民群众个体。几十年前，干部、党、政府，为公伤民、为民伤民，与今日贪官为私窃民、为贪祸民、为欲伤民有本质的区别，然而这毕竟还是伤害。遗憾的是，几十年前干群关系中的负面东东，几乎全数保留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政治恶斗死磕没有得到明显可靠的遏制，政治如何玩依然潜规则操作，异议不得尊重、反对是为禁忌、少数难以发声，个体权益常被忽略。小平设计师与孙蒋毛们，都尚未完成人民如何真正共和的课题。这些年贪官横行，腐额惊天，不少地域坍塌式腐败、整锅的老鼠屎，原因何在？除了贪官的主观丑品恶行外，主人缺位、猎手失聪、猫鼠结伙，没有了制约、监督。再深究，不容异议、不准反对、不讲道理、只看顺逆、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恶争政治潜规则，破坏了早成共识、写得一次比一次漂亮的人民共和明规则，导致万马齐喑，主人失职，平等破坏、正义噤声，大官小吏轻易成为唯我独尊的土皇帝，贪腐日盛，似乎必然。
提升，就是在全人类文明基础上螺旋式上升。应当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认真吸取中华优秀政治文明传承，认真吸取辛亥革命以来不同先贤的经验教训，认真总结改革前后两个时段，认真吸取世界各文明体的优秀因素，尤其要善待毛邓、学习毛邓、超越毛邓，在人民英雄、人民主人、人民自由、人民平等、人民理性、、人民科学、人民自治、人民法治基础实现官民、干群关系的再提升、再升华。
总而言之，
现代社会，人民当家、人民作主。
现代政治，人民共治、人民自治。
官，来自于民，不得背离民；民，委托了官，不能放任官。
官清，民自安；官治，民自治。
从严治官，政治之要义，民主之实质，社会治理之本、纲，其它，皆为枝叶、细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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