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再工业化”对经济动员的冲击

警惕西方“再工业化”对经济动员的冲击

    

    原编者的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21世纪前10年，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去工业化”的黄金期，在推进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但同时，制造业的过度转移和虚拟经济的快速膨胀，对发达国家的“副作用”也不断显现，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经济问题日益突出。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制造业在经济体系中的支撑地位，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可以预测，未来10年，伴随这一战略的深入推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必将掀起一场激烈的“制造业争夺战”。国民经济动员建设应未雨绸缪，把握时机，趁势发展。

    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年度国情咨文中强调，为让经济“基业长青”，美国需要重振制造业，并表示将调整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家把制造业工作岗位重新带回美国本土。无独有偶，受产业转移和3•11特大地震的双重影响，出现自1963年以来首次贸易逆差的日本，计划将出台系列措施，扭转制造业流失局面。
    西方“再工业化”浪潮广泛冲击实体经济的同时，势必对国民经济动员建设带来严峻挑战
    凭借本世纪前10年产业引进和国内劳务资源优势，中国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甚至成为如iPhone手机等现代高端产品的生产和服务中心；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牢牢掌控着技术研发等制造业的核心环节，并拥有高技能劳动群体和先进生产设备等一系列优势，必然在“制造业争夺战”中占据有利位置。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正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中国来说，未来制造业很可能面临“两线作战”危机：既需要应对来自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低端制造业上的分争，又需要应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高端制造业的夺控。
    “再工业化”浪潮在对我国经济体系产生广泛冲击的同时，也必然给国民经济动员建设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一是产业资源流失，导致国民经济动员建设基础弱化，动员准备可能长期处于低层次徘徊；二是西方对我加强技术封锁，可能导致高端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紧缩，国防工业转型建设面临严重困境；三是产业体系的不稳定性，可能引发国内劳务市场动荡，进而影响动员专业力量抽组建设；四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贸易规则的进一步操控，使经济动员资源全球化配置受限，应对海外危机动员准备等动员新领域建设难度加大。
    西方“再工业化”浪潮“危”“机”相伴，经济动员建设应积极调整思路借力发展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危机”“生机”“转机”相生相伴。在西方“再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地方政府和行业系统，纷纷出台应对措施，加大新兴战略产业投入，提高先进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产能结构转型。经济动员作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调节器”，既要精准对接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节奏，发挥好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积极“反馈作用”，又要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主动作为，借力发展。
    适应经济政策调整，顶层规划动员建设。为应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困境，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战略着力点；继续调结构、促增长，抑制投机、鼓励转型。各级政府也相应出台了政策措施，调整信贷、税收等财经政策，优化资源投向投量，增强实体经济抗击风险和自主发展能力。
    研究和筹划新一轮国民经济动员建设，必须主动适应这一政策导向，把经济动员建设根植于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体系当中，统筹考虑国防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适当在专业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经济动员中心建设、核心战略物资储备、重大战备设施建设等管长远、起长效的基础性工程上加大投入，切实把经济动员可持续发展与促进制造业产能结构调整有机统一起来，确保经济动员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借力新兴产业发展，提升动员准备层次。“谁抢占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制高点，谁就抢占了新一轮工业化的未来”。加快推动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提升经济竞争力的不二选择。去年我国工信部明确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列为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中不难看出，这些产业不仅是下一轮全球经济繁荣的支撑点，同时也是提升国民经济动员准备层次和质量的着力点。经济动员建设必须主动更新观念，借力国家和地方大力投资新兴产业的有利契机，科学布局，提前介入，切实做好新兴产业动员准备工作。要采取政府职能部门牵头、军地联动、条块结合的方式，定期组织新兴产业动员潜力调研，建立健全实时可视的潜力数据库。要按照功能主导、系统集成的体系动员理念，完善动员编组，明确动员程序，科学制订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动员预案。
    完善军民融合渠道，拓宽军地技术流通。这不仅能够为国防建设提供持续科技支持，而且能够通过推动军事高科技的商业化、产业化，促进和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慕尼黑科技大学教授霍斯特研究发现：“军方研究的项目至少有60％可以用于民用领域，而且这些技术往往对于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国民经济动员准备要改变传统“消耗型”建设理念，充分发挥现代高技术的普适性、通用性，有意识、有计划地推进军事技术向民用领域延伸。要着眼“规划同向、技术同享、标准同轨、采购同仁”，积极协调军队和地方在科技需求信息、研究管理、经费保障、标准体系、制度机制等多个环节的精准对接，实现科技资源从战略规划、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制造到采购上的全过程优化配置。
    优化国防经费投向，助力巩固基础产业。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加大国防开支、优化军费投向，不仅对消费性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效应，还能够对能源、钢铁、化工、矿产、运输等国民基础产业形成极大拉动作用。而这些基础产业，又是发展中国家应对西方“再工业化”浪潮冲击的内在支撑。可考虑在适度加大国防投入的同时，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依据，寻找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地方产能结构调整的平衡点，探索有利于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国防支出结构。
    重点可在3个方面加大投入：一是加大对国防科研投入，着力在关键领域和科技发展前沿掌握一批核心技术。二是增加军事高技术装备采购和引入力度，建设高水平的军工生产基地，增强国防科技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加大重大战备工程建设投入，统筹推进主要战略方向的高速公路飞机跑道、滚装码头、重要交通杻纽等重大战备工程建设。
    西方“再工业化”浪潮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必须多维度考量经济动员建设
    马克思说过，一切问题源于经济。回眸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经济问题诱发社会动荡和国家安全危机，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逻辑。
    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战线既是获取国家利益的主要商场，又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阵地。从这个层面上看，西方国家深入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决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不可能是一个平稳的经济行为。国民经济动员准备必须树立综合安全观，全面考量和组织国民经济动员准备。
    一方面要把准备基点放在军地连锁反应上。经济领域出现危机，其影响远远不只是经济本身的安全，更有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如果处理不好，都有可能迅速蔓延到其他领域，甚至引发大事件危及国防安全。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在一些由于银行业过度开发而丧失自主权的国家，数以万计的中层阶级民众几天之内就失去了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能力，突如其来的巨大经济损失迅速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动荡，导致包括冰岛、比利时、拉脱维亚等国家政府的相继下台。经济动员作为应对危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必须时刻关注“再工业化”浪潮可能引发的各种连锁反应，做好相关预案和机制的准备，在持续关注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全面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
    另一方面要着力构建危机预防和应急启动机制。发挥动员系统军地“交链”优势，加强各领域应急系统的顶层设计，把金融、粮食、卫生、工业、信息等行业系统集成整合，构建一体化的危机预防和应急启动机制。特别是要从组织上、制度上、法规上解决应急机制的启动程序问题，转变传统“串联”式应急启动流程为“并联”式应急启动流程，使经济动员应急机制与国家其他领域应急机制同步启动，确保能够“第一时间”做出有效反应。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45期，摘自2012年3月1日《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