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买房”二字在中国人的价值谱系中占据着近乎神圣的地位，它不仅是关于砖瓦水泥的物理构建，更是无数个体与家庭心中最朴素、最坚硬的人生信条。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父母辈省吃俭用、倾尽毕生积蓄只为攒下一个首付，年轻一代则不仅要在职场上拼搏，更要掏空“六个钱包”来凑齐房款。每一个中国家庭似乎都达成了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将安身立命的根本寄托在那几十或一百多平方米的封闭空间内。在某种意义上，房子早已超越了遮风避雨的生物学功能，它被赋予了婚姻准入、子女教育、身份认同乃至阶层跃升的全部社会想象。然而，近几年来，这个曾经被视为坚不可摧的信仰正在发生剧烈的松动与瓦解。当我们看到一线城市的房价开始企稳甚至阴跌，三四线城市出现“一年亏损数百万”的极端资产缩水案例;当我们目睹全国约有二十亿平方米的一手房库存堆积如山，大量开发商因资金链断裂而暴雷，“保交楼”成为各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攻坚战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开始在社会蔓延。与此同时，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折更是为这一神话敲响了丧钟：研究数据显示，90后人口总数比80后少了近四分之一，00后又比90后再减百分之十六，这意味着购房的主力人群正在加速萎缩。当“房产神话”遭遇宏观经济周期与人口结构的双重夹击，我们不得不停下匆忙的脚步，重新审视那个被忽略已久的根本问题：房子到底是什么?它何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承载了如此沉重的期待，又为何在今天轰然坍塌?
要回答这个问题，透视这一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供需关系的表层分析，而应当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视域中寻找答案。不妨将目光投向一百五十多年前，重读恩格斯那部振聋发聩的著作——《论住宅问题》。1872年，刚刚在普法战争中获胜的德国，借助法国的巨额战争赔款，经济正如烈火烹油般高速起飞，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然而，就在这GDP高涨的“盛世”表象之下，城市工人的住房问题却日益严峻，成为了一个尖锐的社会疮疤。彼时的柏林，八十多万人口中，竟有六十万人挤在每户只有两个房间的逼仄住宅里，十万人只有一个房间，甚至还有九万人的居住条件更加恶劣，处于一种非人的生存状态。房租每年以百分之五到六的速度疯狂攀升，工人阶级被高昂的居住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流离失所成为常态。面对这一乱象，当时的社会上充斥着各路“社会庸医”开出的药方：蒲鲁东主义者建议让工人通过分期付款拥有自己的住房，资产阶级慈善家呼吁资本家发发善心降低房租，还有人寄希望于某种抽象的“永恒的公平”来解决一切。恩格斯对这些改良主义的主张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住房短缺根本不是什么技术问题，也不是个别资本家道德沦丧的道德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只要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被资本无偿攫取，只要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逻辑不改变，住房问题就永远不可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得到根本解决。
恩格斯的这一论断，穿越了一个半世纪的时空，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当我们审视当下中国的房地产困局，会发现历史的逻辑竟是如此惊人地相似。在过去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房地产在中国绝不仅仅是一个提供居住产品的产业，它深刻地嵌入了国家经济增长的每一个环节，更异化为一种高度金融化的投资工具和财富增值手段。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对卖地收入产生了深度依赖，银行信贷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领域，居民家庭负债中房贷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房子发生了深刻的质变：它从一个满足人类基本居住需求的使用价值，逐渐异化为一个被层层包装、被金融杠杆撬动的交换价值符号。人们买房，不再仅仅是为了“住”，而是为了“保值增值”，为了在通货膨胀的潮水中守住自己的财富，为了给下一代留下一笔可观的“资产”。当住房的使用价值被其交换价值彻底遮蔽，当“房住不炒”需要作为一个政策口号被反复重申时，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深刻与棘手——房子已经不再是家，而是资本增殖的媒介。
这种异化现象，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可以找到最精准的解释，那就是“商品拜物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商品仿佛具有了某种神秘的、超越人力的力量，支配着生产者的命运。在房地产领域，这种“拜物教”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演变成一种全民性的狂热。房子不再是钢筋混凝土的混合物，它摇身一变，成为了某种具有魔力的图腾。人们不再追问商品背后凝结的劳动和社会关系，而只看到市场上的价格涨跌和K线图的起伏。房价被当作经济是否繁荣的晴雨表，房产被视为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尺，“有房”还是“无房”甚至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隐形界线，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位置。年轻人在相亲市场上被问及“名下有几套房”，丈母娘对女婿的第一要求是“买房”，城市里流传着“没有房子就没有资格谈恋爱”的戏谑段子。这些看似荒诞的社会现象背后，是整个社会对房产的集体迷信与崇拜——人们崇拜的不再是房子这个具体的居住空间，而是附着在它身上的符号价值、权力象征和社会意义。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拜物教，在当代中国的房产崇拜中找到了最生动、最具体的注脚。
然而，任何违背客观规律的神话，总有破灭的一天。当人口红利消退，当城镇化率接近天花板，当居民杠杆率攀升到令人不安的高度，支撑房价持续上涨的基本面已经悄然改变。经济学家们早就预言，2025年前后将是中国城市化浪潮基本结束、老龄化加速来临的关键节点。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人口流入减少甚至转为负增长，而过去二十年疯狂建造的房屋库存还远未消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步入婚育年龄，祖辈、父辈的房产将逐渐传递到第三代手中。按照典型的“四二一”家庭结构计算，一对年轻夫妇婚后可能坐拥六套房产。当供给远超需求，当房子从稀缺商品变成过剩资产，其价格泡沫的破裂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
更为值得深思的是，房产神话的破灭不仅是一个经济数据的波动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人的生存状态的哲学命题。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反复强调“异化”这一核心概念。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异化，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最终与他人相异化。今天的年轻人为了买房，不得不背负长达二三十年的巨额房贷，每月工资的大部分用于还款，生活被压缩到极其逼仄的空间。他们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在此刻休息，不敢生育孩子，不敢有太多消费，甚至不敢生病。房子本应是“家”的物质载体，是人回归自我、休憩身心的港湾，是体现人类主体性的空间，如今却变成了沉重的枷锁，将人牢牢捆绑在无休止的劳作与还贷之中。这难道不是一种最深刻的异化吗?人为房所累，为房所困，房子反过来支配了人的全部生活，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人被物所统治”的典型表现。在这种异化状态下，人的创造性、自由发展的可能性都被让位于冷冰冰的还贷数字。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曾经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核心在于让工人拥有自己住宅的所有权。这表面上是帮助工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显得充满了温情与善意，但实际上却是通过分期付款等方式，把工人更牢固地绑定在资本的战车上。因为一旦背负了长期的债务，工人为了偿还购房贷款，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时、更恶劣的劳动条件，并且不敢参与罢工或反抗。这一论断放在今天依然具有惊人的解释力。当房贷成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劳动者就失去了与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不得不默默忍受“996”福报论、忍受裁员焦虑、忍受中年的职场危机。房子没有给人带来预期的安全感，反而成为焦虑的源头和不自由的根源。我们不仅被剥夺了劳动剩余价值，更被剥夺了生活的闲暇与精神的自由。
面对房产神话的破灭，社会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与心态。有人依然沉浸在过去的经验中，坚信“房价永远涨”，将当前的下跌视为暂时的调整，期待着下一轮政策刺激带来的暴涨周期;也有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彻底放弃了买房的念头，选择“躺平”，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以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对抗内卷的压力。这两种态度看似对立，实则都未能跳出既有框架的局限。前者是对商品拜物教的执迷不悟，试图在旧梦中寻找慰藉;后者虽然具有某种消极反抗的意味，是对资本异化的一种无声抗议，但却也未能真正触及问题的根源，甚至可能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住房问题的本质是生产关系问题，是土地和房屋作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被私人占有、被资本操控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住房的商品化逻辑，让住房回归其作为公共产品和基本民生保障的本来面目，才能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层面已经开始出现转向的信号。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列为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重要工作。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收购存量房屋转为保障性住房，推进保交楼攻坚战，加快建设住房保障体系。这些举措表明，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国家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让住房回归民生属性。恩格斯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指出，只有当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公有，劳动者成为生产的主人，社会生产有计划地发展，人们与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关系才能变得“简单明了”，商品拜物教才会最终消亡。虽然我们今天尚未完全达到那样的历史阶段，但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提供了探索新型住房制度的制度空间和可能性。我们有理由探索一种超越纯粹市场逻辑的住房分配模式，一种不再让住房成为剥削工具的制度安排。
房子应该是“家”，而不是商品、不是金融产品、不是阶层分化的工具。回归这一朴素的常识，需要我们跳出商品拜物教的迷雾，重新审视住房的本质属性与社会功能。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锋利的批判武器，让我们得以穿透房价涨跌的表象，看到其背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房产神话的破灭，或许正是一个契机，一个痛苦但必要的觉醒时刻。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房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当房子不再是压在年轻人头上的大山，当“安居”不再需要掏空六个钱包，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方式而不必被房贷绑架，当人们的价值不再由名下的房产数量来定义，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住有所居”，那才是人从“物的依赖关系”中获得解放的开始。这一天或许还很遥远，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解放旨归，始终为我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在这个转折的时代，让我们不再做房子的奴隶，而是努力成为生活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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