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你一九七三年来访问时，中国社会不安定，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总的说，那个时候“左”得要命。“左”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很慢。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51〕和合作化〔52〕，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3〕，都干得很好。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54〕，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55〕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改革。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按照邓小平所说的，1957年后，新中国“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而且“思想......僵化”，人民没有积极性。
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1974年出版(再版)的《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里面是包括杨振宁、陈省身、吴健雄、顾毓琇等美籍华人科学家对新中国的观感。其中有一篇美籍华人著名学者王浩的文章《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他说：
【“同我一九四六年出国以前比较，有许多大家都看得到的基本进步。我觉得多数措施都从长远处、根本处着眼，先满足大多数人的起码的要求，而不分散精力去锦上添花。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做到了丰食足衣。无论在城市和乡间都看不到像以前穿得非常破烂的人。关于食物问题，近七、八年来，可以说达到相当彻底的解决，与衣食关系最密切的防旱防洪工作，成绩可说是旷古未有的。”“尤其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可以说把最难的从无到有的一步走过了”】
【在财富的分配问题，在妇女问题，在少数民族问题，在社会治安问题，在一般人民的思想教育问题在一般人民的有关的福利揩施和基本的安全感方面，都比美国要好。特别奇怪的一点是医药健康方面，中国不但相对地比美国要进步，而且绝对地比美国合理而普及。】
【在财富的分配问题，在妇女问题，在少数民族问题，在社会治安问题，在一般人民的思想教育问题在一般人民的有关的福利揩施和基本的安全感方面，都比美国要好。特别奇怪的一点是医药健康方面，中国不但相对地比美国要进步，而且绝对地比美国合理而普及。】
【先照顾到社会上最苦的人，然后才能谈到提高生活水平。这种精神符合一个一贯的原则，就是注意雪中送炭而不把锦上添花摆在前面。】
【在我的家乡见到了比我大十几岁的一个在解放前不识字的堂姪。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他常带我玩，后来我在中学的时候再见他，就对我有些疏远，象是因为我上了很多年学，添了一道鸿沟。这次见面，非常亲热，以前的鸿沟象是已填平了。我以为这件小事显示出整个社会一种极大而基本的进步】
【知识分子往往会把他们自己一个阶层的要求作为是一般人民的要求】
本公众号全文转载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4年出版(再版)的《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中王浩的《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
作者简介(摘自《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
【王浩：美籍中国著名学者，是哲学和数理逻辑学的专家。一九二一年生于山东济南，一九四三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一九四五年在清华大学得硕士学位，一九四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博士学位。历任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一九六七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任教至今。著作包括「数理逻辑概论」(一九六二)和即将出版的「从数学到哲学」。是不列颠学院的国外院士和美国文理学院的院士。一九七二年六月，王浩教授随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到中国大陆参观、探亲。本书载入的是王浩教授寄给「七十年代」月刊的特稿，以偏重于分析、归纳的方式，叙述他这次中国之行的观感。】
以下为全文。
我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出国到美国做学生，在欧美住了二十六年，今年(指一九七二年，下同。——编者)六月第一次回到亚洲。六月二十八日到广州，七月二十六日经广州出境，在国内住了短短的四个星期。以前以为自己二十多年来对中国的发展很注意，可是这次回去以后觉得自己所知道的实在太少。九月十六日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演，选自己最有兴趣的几个方面，谈了一点自己管窥之见。因为要说的话比我原来预期的多得多，所以先把全部讲话写了稿子，念得相当快。事后有几种刊物表示想把这个稿子发表。因为我有很多地方没有想清楚，所以除了「新中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的双月刊。——编者)因事先说好，已经在国庆特大号把原稿照登外，别处我都要求延期。在修改和加添的过程里，我发现有许多方面需要长期学习，才可以希望得到比较中肯的意见，觉得不该发表。另一方面，有许多我个人特别感觉兴趣的问题，很盼望能听到看到别人的看法，展开一些讨论。所以我决定不再拖延，把我若干不成熟的想法以及没有能够问得清楚的问题提出。
在基本上，我的思想受以下几种严重的限制。第一，缺少社会实践的经验，而且见闻非常有限。第二，我想得最多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对于全面的问题，认识难免浮浅。而且我关于知识分子的许多看法想法，大部份没有能写好加进这篇讲稿里去。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说。第三，我热望能多懂一点马克思主义，而所受资产阶级哲学的毒太深(尽管我一直深感这种哲学里盛行的流派，繁琐无聊)，学习不易，我的想法缺少一个明确的理论基础。有这样多缺点。而仍然要公开说话，一方面是想藉此更有效地和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共同学习，一方面是盼望在国外的知识分子渐渐地能找到合适的办法来配合祖国的建设，特别是对于发展学术和文化的大计，稍有贡献。我个人以为这是在情感上和理智上对许多在国外的知识分子最有意义的正面出路。
(一)若干基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革命的过程和成果可以分开两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中国的特殊情形，一方面是较普遍的道理和现象。例如就成果方面讲，一方面我们要拿解放以前的中国和今日的中国比较，同时回想和印证旧中国一般人最大的集体愿望是哪一些。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新中国在解决较普遍性的问题(像医药健康，思想教育，妇女问题等)有何种成绩。就革命过程讲、我们一方面会看到今日的美国甚至印度和解放前的中国非常不同，一方面仍会想到任何国家要社会合理，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步骤以处理若干共同的基本问题(如阶级问题，分工合作，价值标准等)。
就中国的特殊情形讲，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一般中国人普遍的衷心愿望是救国。就过去的人物来讲，无论是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鲁迅，闻一多，甚至若干反面的历史人物，都在寻求救国的办法。早期的人主要想到要中国富强，后来更具体一点，想到要一般人民生活过得去，国家能有自卫能力，一般人民和整个国家都能抬得起头来。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今天已做到了这一点，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坏，多数人充满朝气，国土完整，帝国主义的势力已被排出，政治经济完全独立自给。有些人说，「碰巧」在共产党当权的时候，中国站起来了。我觉得这话说得太轻松。一百多年以来，也试过各式各样的办法，不但没有成功，反把国家弄得每况愈下。回想到解放前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都会觉得要治一个非常重的病，是需要很厉害的药的，很多有志之士大约都有过一种情愿为救国而吃苦的决心。
同我一九四六年出国以前比较，有许多大家都看得到的基本进步。我觉得多数措施都从长远处、根本处着眼，先满足大多数人的起码的要求，而不分散精力去锦上添花。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做到了丰食足衣。无论在城市和乡间都看不到像以前穿得非常破烂的人。关于食物问题，近七、八年来，可以说达到相当彻底的解决，与衣食关系最密切的防旱防洪工作，成绩可说是旷古未有的。军人从贫贱可怕变成了生产教育方面受尊敬的领导人物，整个国家由一盘散沙变成严密的组织。很多人觉得组织太严密了，但也有人说矫枉必须过正。在医药健康上，不但根绝了若干传染病，而且一般人民的健康水平也普遍提高。男女平等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文盲差不多完全扫除了。在工业化和机械化方面，比起先进国家来，仍是相当落后的，而且待做的事极多，可是不能否认比解放前好得太多了，尤其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可以说把最难的从无到有的一步走过了。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将近四十年间，很难找到连续两三年没有规模相当大的战争在中国国土上进行，而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在国土上可以说完全没有战争。
在一九四六年我出国的时候，抗战结束了一年多，正是接收(或劫收)沦陷区，旧政府最失民心的时候，加上荒唐的通货膨胀，和今天金融经济的稳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出国前我在昆明，看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流氓式地杀害四个学生。以后在四十六年(1946年——井冈山观心注)七月十五日，作为诗人学者满怀知识分子良心的闻一多，居然也被暗杀。所以在感情上和我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也许比更早或更晚的知识分子对旧政府有更多一点的憎恨。
很多人对中国近年来有一种「进步必然论」，觉得比起解放前一团糟的情形，任何政府都不能不有相当大的进步。好像说美国和日本若就国家总收入数字来算，在二次大战后都有惊人的提高，所以中国的进步并不是绝无仅有的。衡量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我们不能不分开两点：一点是中国本来有不同的问题，就是很困难的如何使政治上轨道的问题。另一点是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用金钱的数字作标准太不可靠。举例来说，当然中国今天在汽车、飞机、洗衣机、电视、电话、厨房设备、抽水马桶、洗澡盆、乃至农业的机械化，工业的自动化，住处的舒适，就总的数目讲，都比美国差得太远了。可是另一方面，在财富的分配问题，在妇女问题，在少数民族问题，在社会治安问题，在一般人民的思想教育问题在一般人民的有关的福利揩施和基本的安全感方面，都比美国要好。特别奇怪的一点是医药健康方面，中国不但相对地比美国要进步，而且绝对地比美国合理而普及。就具体的例子说，中国已根绝花柳病，医生在不同地区的分布远较美国平均，工作妇女生育有五十六天的休息期。赤脚医生和美国医生协会的垄断成一个显明的对比。此外医药的价格比美国低得太多了。记得肯南(George Kennan)曾说美国已把基本物质经济问题解决，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心理社会问题。我觉得这话有一点过于沾沾自喜。很可能心理社会问题更基本，而在盲目发展物质经济的过程中，破坏了建立一个合理社会的许多基本条件，因而不得不绕远路。把这种绕远路误认为进步，这是不是真正的进步，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技术文明的发展，可以和人民的福利同道而行，也可以和人民的福利的发展背道而驰。在美国我们看到很多例子，高度技术文明的发展和一般人民福利两者间的距离是在愈拉愈远。
记得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若干西方的政客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说要把中国和印度看作两种不同制度比赛的实例。意思是要在几十年后比较两国成绩的高下，来决定两种制度的优劣。现在廿三年之后，我想不会有人诚心地不承认中国的成绩远远超出印度的成绩。事实上，这一个结论如此显然，倒不大听到那些自称客观的西方要人们重新提起这一个比赛了。一九七二年中国、苏联和印度一样有天灾，而只有中国照常有好的收成。这象征着一个别的国家不及的根本进步。
(二)国内发展的几个具体例子
在国内四个星期，我参观了三个公社，一个是广东北部山区里佛冈县汤塘公社的洛洞大队，一个是上海西郊的虹桥公社，一个是我原籍山东齐河县的安头公社。广东和上海的是比较模范性的公社，好像习惯于接待去参观访问的团体，安头公社则比较落后，我父兄出生地的王举人庄是这个公社的一个劳动大队。我能破例地被批准去参观这个公社是件很值得感谢的事。这一区一向是特别贫苦的，就是在今天，比起一般别处的公社仍然要落后得多：即使在普遍较贫穷的齐河县境内，现在也还是最穷的一个公社。在参观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根本与细节的区别。抗战前我曾在家乡住过相当长的时期，那时候，大约十年总有九年有灾害，水灾相当多，而旱灾更多。安头公社一区全是沙地，收成不好。这次参观最使我佩服的是防旱防涝的工程。把黄河从害水变为益水引进来灌溉，又筑有排水沟来防止水量过多。此外大规模植树，帮助改善沙土的土质。我是七月二十日去参观的，就在我去以前十几天齐河县内一昼夜下了二九九毫米的雨，相当于平常一年的雨量。在以往的情形，这样一场雨，整季的收成都要给毁掉了，而这一次并没有什么大害。
另一方面说来，在我祖居的村子里以前是没有砖房子的，现在加了些砖房，可是一般说来，旧的泥土房并没有什么改变。照说把这些泥土房改修比那些水利工程要容易多了，没有去做这种粉刷门面的工作，在我以为是舍末逐本的一个理想的例证。
附带的可以提一件小事。王举人庄这个名字，有点封建意味，有一段时期曾经改为王居人庄，现在仍旧恢复了王举人庄。我觉得这和前几年大家为了卫生带口罩，现在口罩少多了，以及注意清洁而不像前几年极端，这都可以看作一种正反合的演进过程，合情理而不必过份。另外一个我觉得相类似的现象是国内现在仍然有少数的三轮车，我在上海和北京都看到过，可是现在坐这些车的都是年老的人或身体不好的人，要不然就是有重东西要搬运才催三轮车，此外有些观光华侨坐三轮车。
在汤塘公社，有两位初中的小姑娘带我们参观，介绍各部份的历史和现状，口齿和条理的清楚，行动的自然活泼，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回想在解放前乡村中的青年，在类似的场面之下，一定不会这样坦然和有效。在我的家乡见到了比我大十几岁的一个在解放前不识字的堂姪。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他常带我玩，后来我在中学的时候再见他，就对我有些疏远，象是因为我上了很多年学，添了一道鸿沟。这次见面，非常亲热，以前的鸿沟象是已填平了。我以为这件小事显示出整个社会一种极大而基本的进步。
在国内到处可以看到「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标语。我觉得这代表了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先防最坏的可能，然后才能有稳固的基础来建设。先照顾到社会上最苦的人，然后才能谈到提高生活水平。这种精神符合一个一贯的原则，就是注意雪中送炭而不把锦上添花摆在前面。而且所谓备战，我以为是有备无患的意思，并不是积极备战。
在天津附近的杨村，我参观了一天解放军的第一九六师，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帮助农民工作，自己种菜，养猪，制药，做酱油，醋，豆腐和缝补衣服。有很好的文工队，演的短剧有人觉得比大戏院里的有趣。我个人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连的俱乐室里有三本自己的书。第一本叫连史，是他们一连从成立一共打了多少仗，有多少英雄牺牲的记载。第二本叫苦情帐，其中记载历来成员的出身跟他们家庭在解放前受苦的情形。第三本叫做幸福帐，写的是解放以后连的成员跟他们的家庭生活如何改善的情形。这三本书帮助士兵不忘本和帮助他们提高自尊心，而且使全连各份子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
关于思想教育，有一个具体的例子，简括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两句话中间。我在国内的时候，看到发动全国中上级干部念六本中文翻译的经典著作。这六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他的「国家与革命」。大家都晓得这六本中至少有两三本是很多人觉得不容易读的。无论如何大部份是不可能属于美国最畅销书类的。这六本书每种都印有大字本，预备给花眼的人读的。我忘记问这一个运动除在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总目标之外，特别注意哪些更具体的总目标。像反对修正主义及极左派，以及像准备进一步的工业化等等。我想这些目标都包括在内，而一部份由于苏联的恶例，反修是最中心的。
我还参观了五架电子计算机。上海三架(工业展览会一架，计算技术研究所两架)，北京计算技术研究所两架。在北京的两架中，有一架是最新式的。用集成线路(integrated circuit)。晶体管(transistor)开关时间为十五毫微秒(15个10??秒)。单地址浮点加法，五微秒(10??秒);浮点乘法，十二点五微秒。存储方面用磁蕊(magnetic core memory，字长四十八位)及快的磁膜(thin film)有只读存储单位(read-only memory)及变易程序(microprogramming )。就这些方面看来，可说在基本的硬设备(hardware)上，这架机器完全属于美国所谓第三代也就是最新一代的机器。我的印象是，在软设备(software)方面(用Algol60，有计划加Fortran一类语言)及输入输出等辅助机器方面，国内的发展较慢，也许还不到第三代。听说在若干特殊应用如工业控制等，中国的计算机比美国进步，而在大型通用机器方面则比较落后。我的印象也许不对，不过我的主要感想是，第二代也罢，第三代也罢，中国已赤手空拳，完全不靠外援，造出了多架很进步很合用的计算机，已走过了最艰难的「从无到有」的一步。今后的发展，相形之下，是一条比较平坦的道路了。我想计算机的发展成绩，大致不会比国内一般工业的发展更突出，所以可以推想到工业化的整个局势，至少像这一方面一样的乐观。附带地我可以提一提北京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规模。工作人员总数约一千人，分为十个研究室，第十研究室管软设备，第九研究室注重有关数理逻辑的方向。全所一千人中，大约半数为技术人员，半数为工人及行政人员。
(三)原则性的问题
甲、共产救国
在国内看到许多新的现象，因而回想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三反五反，多次的整风运动，鸣放，反右和大鸣大放，建立人民公社，大跃进，「新经济政策」，文化大革命各种不同的阶段。接着就联想到从鸦片战争以来各方面有志之士为救国而作的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在满清时代，一方面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运动另一方面有坚甲利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等口号。以后民族主义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基本的革新。于是提倡科学与民主(赛先生和德先生)，提倡三民主义。可是这种种的活动和方针，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最后成功的路线是以发动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一条路线。抽象地说来，有两个相关而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做什么，怎么办，走什么路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有什么办法让一般中国人尽力来做一件事，照一条路走。粗漫地说，这近几十年中国所采用的成功道路，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答第一个问题。用共产党的组织配合了解放军来解答第二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很难清楚地分开。马克思主义不但有一套理想，也有一套怎么实际革命的理论，而共产党和解放军是在实践上执行这些理论所不可少的工具。要想理解何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而别的路线没有行得通，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一方面得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在革命前的传统，一方面要研究整个的中国近代史，一方面要了解领导方面若干基本的贡献。这当然超出这篇讲稿的范围。
马克思主义贡献了无阶级的共产社会这一个远景，以及经济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的武器。这正配合了中国原有的传统中一种根深蒂固的破私立公和天下为公的理想，以及特别适合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社会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此外，从马克思主义中体会出当权者不肯自动放弃政权的真理，引申成更具体的「枪秆子出政权」这个原则。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配合中国具体情形，创造性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因而达到救国的若干具体目标，诸如国土完整，主权完整，经济独立，以及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诸如生产工具归公，男女平等，按劳取酬。
乙、为人民服务
破私立公这一原则更具体的表现是为人民服务。很多地方有一个标语，更具体地把为人民服务说成是「为工农兵服务」。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包括知识分子(士或学)及商人呢?据我的了解，商人现在大部成为一种公务员，也可以算是一种工人，不单独成一个阶级。至于知识分子，对革命和建设工作都有特殊的重要性，因而在生活上受优待，工资较高，基本生活无问题，同时他们总数较少，大约不超过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在目前的阶段，服务的目的是要全部人民满足生活上共同的需要，这一点知识分子可以得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当前这个阶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其它阶层服务，他们的价值主要是看他们为一般人民服务的成绩而决定的。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马上就可以接受的。可是如果接受了破私立公这一原则而且承认雪中送炭的重要性，就不容易反对为工农兵服务这一原则。
一般说来，知识分子不成一个独立的阶级，通常依附别的阶级而存在。在中国当然依附工农兵而存在，更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在国内非常注重教育知识分子。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方面大学生改为工农兵学员，使新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和工农兵认同，一方面鼓励旧知识分子下乡下厂，使他们在情感上和劳力的人民更加接近。虽然在短期间不容易把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差异消除，但基本上努力的方向总是尽量使劳心者和劳力者打成一片。据我的了解，虽然知识分子不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这一阶层的人总不免有他们特异的需要和传统。在到目前为止的阶段，依我的猜想，这些需要和传统很难不和「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有若干矛盾。不过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主观地会因更深地了解社会的需要而扩大「为工农兵服务的工作」这一范畴的范围，并且客观地说对工农兵有益的工作也会愈来愈多。另一方面，我们逐渐会对知识分子的需要和传统有进一步的了解，可以除去不合理的一些，而同时使合理的一些得到满足和发展，因而对社会和人民有更丰富的贡献。换句话说，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消极地剥除知识分子恶习的工作愈来愈易，而积极地善用知识分子的冲力的方向愈来愈广。
照理说，随着新知识份子的增加，旧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价值逐渐减少。可是正因为社会发展得快，所需要的方面增广，而多数新知识份子一直忙于作最重要的当务之急的事，在一个新的跃进的阶段，若干旧的知识分子反而得到一个机会来协助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政策。特别是由于社会更进步更稳定，旧知识分子兴风作浪的机会减少，而且对一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因为历史的教训容易有较清楚的了解，所以可以减少对借用旧知识分子得不偿失的顾虑。假如这种看法是对的，旧知识分子该是可以对培养新的知识分子有局部的贡献的。
接受了为人民服务这一个原则以后，仍然可以对服务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实行「为人民服务」另有一个辅助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换句话说，人民就是所有拥护社会主义保卫无产阶级利益的人。用民主集中制产生出来的代表人民的组织，有权依照无产阶级的利益决定所有人包括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方式。当然人民的数目很大，要实际决定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共同意见，问题很多，这其中有不同路线的斗争，领袖的威信以及政治挂帅之类的问题。在知识分子方面，决定诚心为人民服务以后，仍然可能觉得不同意若干或大或小的政策，甚至可以有很好的理由，很高明可是和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意见。因为这种情形很可能发生，所以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可是在具体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困难又很多，知识分子往往会把他们自己一个阶层的要求作为是一般人民的要求。所以又增加了「大鸣大放」，让工农兵参加辩论。
「无产阶级」一词，传统上指工人或以工资为生的劳力者。在中国则一向是指工农大众。在今天(据我的了解)包括所有诚心为公的人，无论是工、农、兵或知识分子。这大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丙、按劳取酬
中国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阶段，所以工作酬报的原则基本上仍旧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或者说各取所值。例如在一个公社里，劳动力高的人可以比劳动力低的人得到加倍的工资，在北京大学的工资，最低的约三十元人民币一个月，最高的约三百四十五元。每个公社都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自留地，各家农人可以任意运用自己的自留地种菜，养鸡，养牛等，出卖这些副食品所得到收入全归自己。严格地说起来，我以为按劳取酬也可能没有完全做到。例如不同的公社，工资可以相差到一倍以上，不见得比较穷的公社里的份子的劳动力就一般性地都比那些比较富的公社里的份子的劳动力来得低。这个现象恐怕不容易很快改掉，不过就目前来说也不是对这些情形全没有加以注意补救，譬如说较富的公社，税收是百分之七，而较穷的只是百分之二。
在工业方面，工人每月工资由三十元到一百零四元。重工业工人工资一般较轻工业为高。技术人员工资较工人为高。例如在东北的重工业，工人平均工资每月六十二元，技术人员则一百四十七元。以前有过分红制，已经取消。没有计件付工资，或超时工作外加工资。所以虽然按劳取酬，并不直接用金钱来促动提高个人的生产量。一般说来，「利润」在中国社会已全失掉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的中心地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讨论要减低不同工作者工资间的差别。美国有一批前进人士参观北大的时候，也提出过这一个问题。不过据我的了解，既然承认在很长的社会主义阶段，仍须要应用「按劳取酬」这一原则，那么就不容易把工资差别减少太多。表面上看起来三十元和三百元当然差得很多。不过一旦同意说不同的工人可以有不同工资，技术人员工资一般要比工人高等等原则，那就自然会产生出许多不同等级的工资。既然「按劳取酬」，那么两个只差一级的工人的工资，就不得不有一个有意义的差别。把许多有意义的差别累积起来，头尾之间当然会有相当大的差别。不过我得到的印象是，对减少工资差别，确在努力。大致是提高较低的工资而不改较高的工资。具体的办法当然要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了。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按劳取酬的「酬」并不限于金钱，而事实上有很多别的方式是钱买不到的。这种「有钱不能买?的情形在今天中国特别多。例如别人的尊敬，各种的荣誉，乃至较大的住处等。按劳取酬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原则，例如十来年前大寨附近有一个公社，不好好种田去大搞副业，收入远较别的公社为高，结果受到严厉的批判，评为修正主义的恶例。又如有的公社中，很多妇女为织布赚钱而荒废了在农田应做的工作，也引起全公社集体的检讨，结论是这种副业活动，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制。在很多方面，可说已在执行按需取酬或各取所需的原则。例如房租一般很低，但是不能任意多租房屋，实际需要是决定住处大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又如在公社里失去劳动力而没有亲属供养的人，生活由公社负责。
表面上看来，各取所值可能和去私有矛盾，因为一个工作价值高的人会觉得自己的健康比工作价值低的人重要。可是就公的观点看，取跟给都照公的立场，如果一个人对人民贡献大，公众自会照他的价值来照顾和培养他。事实上也是如此。可是我想，在按劳取酬的原则之下，一个人使自己为公努力，在实际上恐怕免不了若干的矛盾。酬和努力都是在私一方面的，社会很难把酬和公益之间的关系有精确的计算，一个人难免会发现他有时可以做一件酬报较大而对公益贡献较小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较高的道德标准或政治觉悟，可以使这个人选择报酬较小的事。但是如果不能对公益的高低有清楚的判断，那就只好假定报酬高的工作是比较更益于公的。事实上，许多的检讨和讨论一般都会帮助解决这一类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也许该是一种矛盾的统一;虽然一般说来酬是工作价值的指针，在实际工作上要把酬的观念尽量忘掉。一方面不能不尊重按劳取酬这一原则，避免平均主义，一方面，不能不提醒自己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原则，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最高的道德标准。
关于按需取酬，有真和假的「需要」的分别。例如在美国社会制造了若干假的需要，像新汽车，新电视机等等，并不代表人民真正的需要，所以有如何去除假的需要一个课题。
丁、分工合作
关于分工合作，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有很多讨论，例如「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专讲分工和机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马恩选集」，卷一，36至38页)有以下的话，「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从这时侯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最后一段，也许不应该全照字面解释，而主要是说每个人有机会学会不同种的工作，而且可以照自己的心愿在不同的时期做不同的工作。无论如何，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达不到把分工彻底取消的目标。这个目标和按需取酬同属于更高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国内已在向取消分工这个较远的目标努力，计划若干步骤来帮助取消城乡的差别，工农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知识分子容易想到不易避免在不同学科之间和之内的分工，因而觉得一个人很难又是文学家，又是生物学家，又是画家，或者是万能的数学家，精通数学的所有部门。所以一方面同意过细的分工会使每个人的生活内容贫乏，一方面在今天专业化如此普遍的情形之下很难想象怎样可以不分工而同时使整个社会的文化更丰富。例如席勒(Fr，Schiller)在「人的美学教育」第六封信里一方面感叹分工泯灭人性，一方面好像觉得分工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个人的具体生活渐渐被摧毁，借以延长全体的抽象生命的凄凉的存续。」「片面地使用每人的能力的确是不可避免地使假人犯错误，但却使全人类得到真理。」
依我的猜想，要点不是这种细处的分工，而是比较大处的分工，例如一个人该会做工厂的工作，也会做农场的工作，会作体力的劳动，也会作脑力的劳动，但并不是要在任一个大范围里做到万能的程度。或者至少是，如果一个建筑师能够会所有和建筑有关的木工、泥水工、设计、工程的计算等等，但并不一定在每一方面都有很高的技巧，而且总不会要每个生物学家，也是音乐家。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在国内已大致做到了的，就是对关系于每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而认识每个人自己的工作对整个社会的关系，使自己的工作更有意义。对社会全体进步的方向了解、懂得甚至会做基本上不同种类的工作，就减少了分离(alienation)和异化(etrangement)的问题，增加社会中的和谐也帮助减少许多在建设中不必要的浪费。
戊、批评新中国
近几年来，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成就一般有相当的好评，而在香港的许多印刷品，反而不改一向的作风传布很多恶意的攻击。有人说这是因为在西方见林不见树而在香港却见树不见林。换句话说，大处是好的，小处不免有许多不可避免的毛病。例如就文化大革命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说过是有很多事做得过份而错误。不过我想，找确切的缺点和造谣中伤是应该清楚地分开的。当然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批评也须要分开。
在国内得到一种印象是，大家充满自信，认清解放以来的进步，已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对新社会的长处，大家都看得到。所以对于赞美的话，兴趣并不太大，反而真心希望立场或背景不同的人，会有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也许会触及大家在国内所忽略的方面。例如关于进一步工业化，发展学术和与外国更广泛的交往等等方面。事实上，要作中肯的批评并不容易，因为很少人对国内的具体情形有很正确的了解，而且难免想到鲁迅在「华盖集」里讲的「战士和苍蝇」。「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中国人民里有很多战士，而且多数仍然活着，他们做了很多事，也受了很多伤。任性地随意批评，很容易落个与苍蝇为伍的下场。也许头一步只该提出些疑问，等对国内的情形学习得到更清楚的认识，才可以谈批评和建议。也许比较可靠的办法是就自己熟悉的小圈子，按照国内随时的需要，贡献一点材料。
在一个迅速改变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因为过去的背景，对新的事物在感情上和习惯上难于适应，当然会增加他对新发展了解上的阻力。但是并不表示他就完全不能在理智上了解和接受这些革新的合理的看法，因而努力改变自己的情感和习惯。当然这个过程一般会包含不少的痛苦。同样地，如果有些人因为各种的包袱，不能很快地加入新社会，也不见得就完全没有资格认识和赞扬新社会的成绩，甚至虚心地作一些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这个问题很复杂，没有勇气和决心去参加自己认为更有意义的活动，当然包含一种矛盾。
关于认同和回归的问题，讨论很多。但是在国内得到的印象是，认同不一定要可归。一般说来，目下并不欢迎大规模的回归，因为大家思想上的准备不足，回归可以产生很多困难，但个人会有许多预料不到的苦恼，而且对新社会的建设会害多于利，因为安插，教育都需要很大力气，而且由于不了解而失望会增加许多并不合理的批评。也常听到人说认同而不回归在许多情形下可能对新社会贡献反而更大“
知识分子有一种喜欢标新立异的倾向。所以容易觉得批评和攻击是比较更有尊严的事，同意任何总的趋势，便失掉独立性。和这个有关的是「各打三十大板」的原则，似乎不这样做便一定不能符合真理，同时这样做容易得到读者的喝采。可是这种「公平」太机械化。在许多优点很显明的情形下，我觉得应该很小心地研究是否若干表面上的毛病，只是为达到更基本的目的不能不有的后果。应该学习用全面的观点来看事。
有许多现象，很多人觉得不满意或至少不了解。具体的情形，往往很复杂。例如外交方面，与美国交往，与日本建交而不要求赔款，以及东巴基斯坦的问题等等。据我的印象，这许多步骤，都和苏联搞鬼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不认识苏联对中国威胁的严重性，有些人就会对这些措置有更多的疑问。另外像国内一般性的读物比较少，以及有许多知识青年牢骚相当多，不见得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至少并不是显然的错误，因为资产阶级文化在全世界根深蒂固，而社会主义文化才在开头的时候，机械式的自由竞争难免会有产生一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一的后果的危险。小一点的事情，像若干外宾和华侨在国内所受的特殊优待，也曾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可是在目下的情况，如果不这样做，也许效果更坏。
在一第二白的基础上建筑一个新社会，当然有许多困难，错误也一定不少。有些较特殊的方面，事后大家会同意说做得不对。例如关于外国语文，开始时不用已有基础的英文，而有一段时期以俄文为主，以后俄文英文并重，以后又以英文为主，恐怕很添了些不必要的浪费。一般说来，关于批评新中国这一课题，有一个很深的矛盾。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会有不少错误，当然应该藉批评来帮助减少错误。一方面旧知识分子自我中心的大毛病加上其它旧的思想方式，很难不忽略重要的具体情况，很难把握到症结所在。
己、修正主义和极左派
在国外常有人说极左派的失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就是毛泽东路线的失败。这次在国内看到听到的，帮助了极左派绝不代表毛泽东思想或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不仅如此，极左派提出在实际情况下不能实现的空想，产生一种反面的作用和修正主义殊途同归。片面地宣传「天才」的作用，是为野心家壮声势，曾遭受到毛主席亲自写文章批评。革命在空谈阶段和实践阶段，距离是很大的。像近一两年来美国进步劳工党对中国的批评，可说是一步登天的想法，忽略了中国具体的情形，和一个国家进入共产社会所需要的长期的社会主义阶段。
说到修正主义，只看表面，难免有一种误会。好像说世界的局面不断的变化，怎么可以不修正经典的主义来适应新的情况呢。事实上反对修正主义，并不是说在实践上不需要随机应变，活用主义，而是说在基本原则上，特别是道德价值标准和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大目标方面，要坚持主义的正统。修正主义往往只看到短期或局部上可以加速取巧的办法，而没有顾到长期和全面上的坏影响。而且说来说去，这些根本的坏影响总是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所以在国内往往用「走资派」这一名词来作「修正主义者」的同意语。
举例来说，苏修的社会帝国主义，不但在国内有许多贪污腐败的现象(包括共产党员往往只想到特权不想到责任)，而且在国际上到处找海军基地，讨好美国，拉拢印度要走杜勒斯包围中国的老路。又如在东欧许多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在许多人文科学方面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尾巴，像在英美已成强弩之末的学院里的形式化的分析哲学还在那些国家红得发紫。在修正主义的国家里，因为社会的实际和马克思主义愈来愈少关系，所以主义只成了空洞的教条，大家敬而远之。关于修正主义国家腐化的情形，有好些亲眼的报导，这里不再多引。
庚、自由和民主
往往有很多人觉得只要提出自由和民主两个大帽子，就把讲共产党好的人将了军。可是如果冷静一下想想这两个名词的意义，就觉得问题很不简单。有一派人对于美国所见到的民主和自由，并不心折，提出所谓「理想的」自由和民主，说是虽然在实际上现代的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各有短长，但是中国太没有「理想的」自由和民主了。这样应用「绝对观念」来衡量现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见，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碰巧」没有实现理想的民主和自由，而是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
另一派人说，像美国这种不合理想的民主与自由，也比新中国好，中国连这一点都没有。这就牵扯到很多基本的问题了。民主和自由要点是在增进一般人的幸福。单单是可以投票选举，票多的当选，并不见得就选到最合适的人，事实上所选的人往往很不带劲。有许多重要问题，往往不适合于只用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因为彻底研究调查和说服工作，是非常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准备步骤。说到自由，许多人觉得街上的人可以随便骂总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可是试问这种骂的自由，对国家大计能够有多少影响呢?大资本家在基本上控制了舆论和民意，民主的效用实在有限。在个人生活方面说，到了基本的职业问题和任意做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的梦想，一般人究竟有多少自由呢?
自由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观念而不只是不受束缚，可以任性。如果可以任性做的事都是对自己和社会没有意义的事，这种自由只能算是一种消极的观念。有机会发展自己的能力和认识自己的工作的意义，才是更重要的一种自由。所以把个人的工作和一个集体(生产小组、大队、公社、全国等)的成绩密切联繁起来，可以增加工作的意义，因而增加个人的自由。此外像前面提到的公社里的中学小姑娘和我的堂姪，在新社会发挥出许多在旧社会不能发挥的潜能，在一个基本意义上，可说得到了很大的自由。
就民主一项来说，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包括了许多上下交流，调查讨论的通道。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各级各层，都在不断地进行，可以说是实现民主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政党两条路线，美国是两个政党一条路线。就具体的实例来讲，工人有权而且实际上应用这种权来治厂。听说工厂选主管，有三上三下的办法。先由工人集体选出五六个候选人并把他们的长处短处指出，然后由上级审查批评或淘汰一两个，再由工人重新讨论淘汰。这样三上三下共六次，最后由工人选定一个主管。
有人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想到寡头或独裁政治。其实在中国的情形，正因为组织严密，反映民意的机会很多，而且很有效。因为在中国，在各级组织内部公开讲理是比在西方国家普遍的一种现象，而且不是靠钱和势来在背后操纵舆论和宣传。
就知识分子说，如果自由决定遵守为人民服务这一原则，因而在许多行动细节上感觉到这一原则加了许多束缚，算不算是不自由呢?如果算是不自由，这种不自由似乎也不是坏事。例如华盛顿自由决定参加革命，以后不能任意去做许多别的事，这种失掉自由，好像并不能说就是坏事。往往因为我们不细想控制我们行动的许多外在条件，我们容易觉得自由。理智上作一个大的决定和选择以后，这选择有许多后果，我们情感上会觉得不惯。这种不惯如果说是一种不自由，仍是和奴隶的不自由完全两样的。
我绝没有意思说在今日的中国，已做到了理想的民主和自由。我只是说，至少自由和民主这两个大帽子不能一下子就压得社会主义透不出气来。进一步说，我觉得对这两个观念是应该细细加以研究的，因为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要人类得到真正的自由的。
(四)知识分子问题
大家最关心的知识分子问题，直接牵涉到若干建国的问题。发展学术除了配合进一步的工业化之外，也关系着整个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教育和生活脱节，中外都感到是一件迫切的事。理论与实践的配合，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此外当然还有知识分子的情绪问题。
这次在国内看到了许多师长和当年的同学有两个一般性的印象，一个是关于发展学术和改革教育，大家都很虚心，若干基本的策略办法，大家在积极地讨论、摸索，毫不武断。一个是每个人积极的程度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对于基本的去私立公的立场大家至少在理智上都不能不接受。至于要问是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很开心、都肯无保留的说真心话，我觉得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复，即令我在国内不是住了四个星期，而是住了四年，恐怕也还是不能有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事实上，问题也许不该这样问，因为知识分子在各种社会里都会苦恼，这是自古已然的事，在新社会里总不免去了旧的苦恼，添些新的苦恼，何况去私是非常难的事，理智上接受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并不见得就能在情感上接受这一原则的后果。
举例来说，有许多人在美国住惯了新式的大房子，回国会觉得住处不够舒服。在国内据我的了解，一般不能随自己的意愿换差使，而且往往不能随自己的意思不换差使，不去别的地方工作。对很多人讲，工作的方向，特别是做程度较高的研究工作的，依自己的兴趣来决定的可能性，恐怕比在外国还要小。我看到有些夫妻在距离颇远的不同地区工作，这种情形我想比外国要多。此外我看到有些知识分子的子女，就书本的知识说，程度很好，但是没有能上大学。大家都晓得，孩子上大学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看得很重。可是就在今天，知识分子的子女，在比例上仍比工农兵的子女上大学的多。同时，关于上大学不考书本的知识这一点，现在也在重新考虑，而且有的大学(像广州的中山大学)已在不同的形式下重加了这种考试。(写了上面几句，几个星期以后，见外国报载，书本知识考试的办法，在各级学校已重新加上。但是详情报导不详。我以为这种考试大概主要用以淘汰程度太差的，而不是像以往用以作为全部或中心的衡量标准。换句话说，主要用以分别及格与否。此外有一个不易解答的问题，是少数某一方面成绩特佳的人，如数学或文科或艺术等，是不是应该有特许入学的办法。)
学文法科的人，大约更特别会感觉到在美国和中国，工作的办法和方向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国家，这类学问往往与实际生活脱节，甚或不仅符合而正面地促进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说起话来，发表起作品来，好像拘束较少。在中国则因为这些学问，和社会的实际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不能过于任意，对于只习惯于抽象思考的知识分子，做起来额外困难。我有一种希望是，大家对基本原则渐渐会有踏实的理解，然后一部份人可以对基本理论，像在自然科学一样，长期作深入的研究。
有些朋友厌倦了美国争名夺利的日子，觉得回国以后便可以完全没有竞争的问题和苦恼。这在基本上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以为既然仍在按劳取酬的阶段，仍是不能没有各人工作价值大小的问题，只是标准颇不相同而已。
我见到多数要见的师长和亲友都有单独长谈的机会，单独去过六位的家里，每次总谈两三个钟头以上。有些住得远的，因为我不易找路，曾到旅馆来看我。另有一位碰巧和我在一个旅馆同住了一天，又多些谈话的机会。我的印象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相当起劲。最令人羡慕的是一位学物理的同学，以前在美国很喜欢古典音乐和西方文学，现在全心全力在做应用物理的研究，和同事们密切合作，对思想学习方面很卖力。他的工作时间很长，可是还觉得想做的事太多，时间不够。生活充实，现在对古典音乐、西方文学之类填空白的业余兴趣，已经全不需要了。
这种情形对于有些在西方住久了的人不易了解，我也很难有一个亲切的体会，可是我对于这个朋友确已做到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一个另外一种的例子，是很多人都报告过的清华力学教授钱伟长，他早在鸣放时期就是出名的右派，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很厉害的冲击，据他自己说，当时被批评很多，因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非常为自己悲观，但是觉得国家进步了很多，以及会有更大的进步，要等着看看。结果后来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把思想弄通了，现在工作得很起劲。
有一位朋友爱拉提琴，多年来仍然继续，还加上了钢琴。他是相当有成绩的一个科学家，为人诚实而谦虚。据他自己说，回国二十多年来，他并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也不是党员，可是他有两样一般中国知识分子都不难具有的立场，第一是爱国，第二是对共产党的建国成绩佩服。我可以看到他很受人尊重，很受优待，同时精神也很好。
我以前一位专门念书的老师，这次看到，觉得他身体和精神都比三十年以前还要好得多。更特别的是，他好像没有改老脾气，仍然是任了自己的兴趣随便看不同的书，研究不同的纯理论的问题，同他谈许多偏僻的学者学说和专门问题，好像回到了多年前在昆明做学生的时代因为他在研究机关做事，所以比教书的拘束较少。在大学(像北大和清华)教书的老师和朋友们，就要有许多为教书必做的工作，像编写讲义等，额外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就少多了，而且有人告诉我，教书的人一般全力用于教书，很少机会做和教书没有直接关系的研究，这一点也有人觉得不妥，在讨论如何改革。
关于有名的哲学家冯友兰，有过很多的传言。这次我到他家里，看到他和冯师母两位老人家身体精神都出奇地好。冯先生正继续改写他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用功的程度，令后辈惭愧。我提到对英美流行哲学的不满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不易，觉得知识反映物质世界这一点较易了解，而辩证法就较难入门。冯先生指出要注意「变」为世界基本的现象，不变只是变的一个抽象的特殊情形。另外他还特地作了一首诗送给我。大意是说，在我要出国的时候，国内交通不便，西南联大很多人正在昆明等着北返，而在我在外国约二十六年的一段时期，中国由弱变强，要了解这一个时期(特别是许多解放前已经定型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改变，应该从历史大局、政治社合的大问题上着眼。「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指日本)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诸向兴亡事哀寻。」最近想到也许可以引毛主席三句话来说辩证唯物论的神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话。」
以上几个例子，当然完全没有提到解放后培养出来的新的知识分子，而且也不能代表一般的旧知识分子。因为大致说来，上面五个例子都是在学术工作方面有特别的能力和成绩的。不过我的印象是，一般旧知识分子，虽然位置有高有低，大致的情形仍和这几个类型大同小异，只是比起上面五位来，多数人工作的范围较窄，方式较刻板。
在北京看到许多长久没有见面的老师和同学，一方面非常兴奋，一方面难免要想到何以没有碰到很多年轻一些的学术人才，是不是解放以后学术方面出得人太少呢?后来发现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回去的人所认识的人都是年龄较大的，第二是年纪轻的人较多分派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第三是由于注重理论配合实践，在纯理论方面的工作较少，年轻人的名字在国外不大有机会听到。
关于理论配合实践这一个大问题，我在国内得到两个稍觉意外的消息。有好几个人告诉我，最近觉得前几年太重视实践，忽略了若干基本理论方面的工作。据我的理解，现在一般意见同意前些时的注重实践有点矫枉过正，这一点关联到国内学术界相当普遍的急不能待的要全面发展科学研究的热烈情绪。另一件事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现在的指示是专科学校继续注重直接配合实践，综合大学则要以理论为主。同时他还提到有一些科学家发现回到理论方面的工作不易，甚至觉得做理论工作容易有费力不讨好的情形。
在自然科学中基本和应用的分别，例如理论物理与应用物理及工程的对比，基本生物化学与医学、药物学等的对比。基本科学也和实验配合，但往往并不直接有用。应用科学也往往有并不太基本的理论基础。所以实践和应用是有一个重要分别的。
大家都知道在所谓理论研究方面，大多数的工作并没有多大意思，往往只是得学位或发表文章的一种工具。要分别重要的研究和无聊的研究当然是一个复杂的具体问题，不大容易有简单可靠的原则来解决，往往不能不依赖同行公意。此外有许多研究碰巧时髦，许多人当时觉得重要，而客观地看来不见得有很高的价值。此外有些研究方向，可能本身有趣，可是和中国一般科学发展的方向相隔太远，因而事倍功半，浪费宝贵的人力。这一类的问题，国内各学科的工作人员正在广泛地进行讨论。
发展科学当然和教育问题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如何鼓励及培养青年科学家的问题。在西方有一种很普遍的信条，就是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理论科学，最重要的是青年的一段，有的说十九岁到二十六岁，有的说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一点我觉得在国内是不接受的。有许多人想到何以不可以用选拔乒乓球员的办法选拔青年的数学或理论物理的人才。这种想法实行起来有许多困难，例如国内以前曾举办数学竞赛，后来取消了，因为觉得是修正主义的办法。数学和乒乓球究竟不同。第一，数学是大部份靠脑力而以理论思考为中心的。第二，数学对大多数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关系太密切，这方面的单独竞赛，很难不影响整个的学习风气，和青年们整个的价值观念。第三，如果特别提出数学和理论物理来比赛，因为在这方面容易辨认特殊的人才，那就难免影响到整个课程各部门的轻重问题，以及整个国家学术发展的方向。
所以学术研究和人才教育等问题的中心是怎样才能找出一种适于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办法。例如美国和苏联，都有过大同小异的鼓励青年科学家的办法，当然不见得有最大的效果，但是不能不承认有相当的效果，在国内的整个路线说来，绝对不愿用他们的办法。至于用什么办法呢?这是国内很多学界人士正在不断探讨的问题之一。和这一问题有关的是大学中学课程的问题，和大学招生办法的问题。自文化革命以后，中学毕业不能直接升大学，单靠书本上的功课好也不能进大学。此外大学中学里，在一般课堂和实验室的功课之外，都配合上课外的实践和劳动，有许多大学教授觉得文化革命以后的大学生，程度太不整齐，不容易教。关于这些基本措置跟发展科学间具体的关系，有许多都是大家正在研究讨论的问题。
关于教育和生活脱节这一点，在美国也讨论得很多，只是大部份限于纸上谈兵，不像中国在作大规模的实验，同时中国在研讨这问题上下的功夫较深而广，而且一有决定，执行起来比较容易。
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当然包括理论有没有用的问题。不同的社会所要用的当然不同，这种情形在文学艺术和人文科学方面最明显。在自然科学方面，大家觉得一种理论是否有用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关系较小。不过有用没有用这个观念仍是很复杂的。例如送人上月亮自然是数学和物理的应用，但是很难说这种应用直接增进一般人民的福利，很多人觉得若把这方面的力量用到改造社会，医学研究等方面，会更合理。又如牛顿在力学的贡献，在当时便可用来解释天文的现象，可是大规模在工程方面的应用却等了一两百年，到十九世纪才有。当然牛顿在力学方面的工作，大家公认不但是有用的，而且是基本性的理论。可是今天有各式各样的所谓理论工作，这其中究竞有多少可以说是有用就很难说了。而且很多理论眼前没有用，后来有用。这一点往往被人滥用了来推销无聊的「理论」。一般的说来，我们在评价不同的理论工作的时候，在有用之外，不能不应用若干别的标准，如内部的谨严，所牵涉的自然现象的范围，同行的估价，所研讨的问题的基本性(如生命起源大家公认是一个基本问题)等等。
真理是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所以它对实践是有用的。以承认客观真理为前提，有用可以说是真理的本性。这和个人主观的「有用」不同。也许可以说，有一个全体和局部(如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分别。真理是有用的，但这不是说有用的就是真理。
关于科学的发展，从一个学科看，和从整个社会的发展看，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第一次大战之后，波兰在抽象数学方面，有很出色的发展。可是这种发展，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完全没有正面的影响，反而分散了若干有用的才能，减少了为社会进步而努力的力量。解放以来，大致上说，国内对抽象研究，较不重视。很多人觉得先发展工业，再发展理论，可以更容易使科学在一个社会里基础稳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极多有才力的人的国家，在目前各种与社会直接有关的基本工作已有很好的成绩之下，当然会在科学和一般学术上，兼顾到许多不同的重要方向。
在这种情形之下，会鼓励大胆猜想和不怕错的精神。得到新的发展，主要问题不是错了多少次，而是对了多少次。一般说来，对的次数和负责的猜想的总数成正比例。特别是像数学之类的学科，决定一个猜想的对错是有很可靠的标准的。在人文科学方面，则需要多多借助于讨论批评。在大原则把握到之后，多方面的尝试和发挥，在人文科学方面一样可以使知识的内容更丰富。
(五)往何处去的一部份问题
这次回国参观以后，难免想到一些将来的问题。当然对于中国将来具体发展的方向，我虽然兴趣很大，因为知识不够，了解不够，是不能有什么全面性的意见的。只能就我碰巧看到或想到的一些小事或片面性的问题随便说一点。此外也想到在国外的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的问题。
当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进一步工业化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农业更进一步的机械化。在工业化的途径上，中国已有了很大的成就。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生产了各种近代的工业成品，无论汽车、拖拉机、飞机、大炮、轮船、计算机、核子弹、火箭、钟表、照相机、药品、晶体管，种种等等，都已经自己制造，一般说来数量不大，而质量相当高。(药品方面，似乎质量都高。)此外更在思想和精神上有颇为彻底的准备。近年来国际形势好转，是一个大规模实行「洋为中用」的好机会。所以现在积极准备与外国文化交流，以及购买每种数量很少的最进步的外国工业成品，以供参考。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问题，例如买什么，先买什么，送什么人出国考察，允许什么人到中国交换意见。在这一方面，居留外国的中国人，因为熟悉当地情形和自己的专业，有一个机会可以参加意见和供应材料。
在国内得到一个印象，就是在今后很欢迎居留国外的中国人和国内多多接触，而且在专业上多多交换资料和意见。也许可以说把居留国外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当作国家资源的一部份。不过更合理的说法也许该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爱国的自由，政府是尊重这种自由并且加以鼓励的。
关于学术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当然不会限于自然科学。就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不限于直接对工业、农业、和军事有关系的方向。现在不但在自然科学重新注意理论，全面发展研究，在人文科学方面我相信在现在一般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更清楚以后，也会有丰富多采的争鸣、争放。事实上在中国思想教育和哲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关于基本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形，我看到有外国人引用钱伟长的话，提到在国际上最活跃的五个大方向：(1)原子能的应用，(2)空间科学(Space Science)，(3)基本粒子的理论，(4)生物科学，(5)纯粹数学。钱伟长说中国在这几个方向都有一定的成绩。据我的了解，空间科学大概包括火箭星际旅行，地质，气象等方面。关于生物科学，虽然只用了总名，可能特别注意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关于生命的化学基础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中国综合胰岛素(Insulin)的成绩，当然是国际上一致称赞的。纯粹数学这一项当然太笼统。我想提出这五个方向的意思是加重说在基本科学研究方面，中国要努力迎头赶上，不要跟在后边走。
我想在国内发展学术，一定仍会依照一贯的「雪中送炭」的原则。例如中国在核子弹和火箭方面的发展，要点在于自卫，我猜想并不一定要同美国和苏联作数量和细节上的比赛。推广来说，在不同的部门，也不必需要包容各种外国的支支节节的研究，要别人有的我们都有。
与外国接触增加，国外贸易自然会很快的发展。这次回国，在香港看到国货公司，一般商品，价钱便宜的出奇。一方面这当然表示，与别国竞争的时候，容易占优势。另一方面则觉得有一点不安，以为中国人民劳动的成果，卖得太贱不公平。这种印象可能不正确，因为在大规模的贸易上，中国一般都仔细找出合适公平的办法处理，在日用品零售方面，价格特别低，可能是一种暂时的办法。另外一个理由或者是，中国不相信中间人该得利，所以批发和零售价格的差别远较资本主义社会为小。不过无论如何，我相信这类问题在国内一定会有彻底的讨论的。进一步的工业化，自然会注意到工业化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如城市太拥挤，空气不清新(污染问题)，分工太细使人的生活内容贫乏，各种不必要的浪费，汽车太多的毛病，等等。中国有机会对若干高度工业化社会的病端，加以仔细的观察研究。这可以帮助防患于未然，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实行洋为中用的过程中，也有一个相当基本的矛盾。对洋的研究不够深入，不会尽量利用。对洋的研究深入，不免要费力去学一些不重要甚而有害的东西。特别是技术科学也不免牵连到道德价值的问题，需要好好分辨出来哪些是对发展社会主义合适的学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都包括一个继承问题和承先启后的问题。有些东西，也许现在不合用，而等社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会有用。没有抽象的人性，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的文化中，仍愿意找出比较有永久性的成份来继承。我想社会愈稳定，人民的思想愈进步，也就愈可以容许争鸣争放。大原则大家懂了以后，鸣放的主要作用，不会是要资本主义复辟，而是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和生活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多的具体发展。
在国外的知识分子有爱国、认同和回归几个问题。大致说来，多数人都有爱国心，但是有些人不觉得新中国是他们所要爱的中国，或者向往于古，或者向往于洋。这类人的心理，大约有两种情形。或者对祖国兴趣根本很淡，实在不大关心，或者有怀才不遇的感觉，顾影自怜。我以为任何诚心爱国而有志报效的人，不能不以今日的新中国作出发点。
接受了与新中国认同这一前提以后，自然应该协力争取对新中国取得清楚的认识。尽量增加和新中国的接触，像多看国内的出版物，想办法回国去看，多向对国内情形熟悉的人请教。此外要用力学习和改造思想，希望追上或至少了解国内的潮流。一个中心的课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这包含了如何配合理论和实践，从而得到一个生活的南针(原文如此，即指南针——井冈山观心注)这一大问题。例如在国外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不容易有机会到社会里从实践中学习，是不是只凭看书，思考，或者加上小圈子里的讨论，就可以有效地学习了呢?前面曾提到干部在国内研读的六本经典著作。最近发现选定的原来共有三十二种书。除了上面六本之外，还有以下二十六本。
(1)马克思、恩格斯书简。
马克思著作：(2)「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3)工资，价格和利润。(4)雇佣劳动和资本。(5)哲学的贫困。(6)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恩格斯著作：(7)「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断。(8)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普列汉诺夫著作：(9)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英文本又叫保卫唯物主义，In Defenceof Materialism，Andrew Rothstein译)。(10)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1)论艺术(另一目录为，没有地址的信)
列宁著作：(12)怎么办?(13)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4)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5)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6)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7)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8)论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19)论战争与和平的三篇文章。(20)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三篇文章。
斯大林著作：(21)论反对派。(22)列宁主义问题。(23)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24)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25)马、恩、列、斯论文艺。
(26)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为思想改造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方式。举例来说，最近中国出的若干小说像「艳阳天」，「海岛女民兵」，「金光大道」等，都可以对心理改造和路线斗争的意义，有许多启示。毛主席的著作当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过程不能不读的。要对马克思主义有较深的了解，经济学是很重要的。「资本论」虽然难，大约还是该想办法念一念第一卷的。具体地说，集体学习是一个好办法，这可以包括小组的读书会、讨论会，以及利用小型刊物互相报告学习心得，推荐读物等。
世界观的改造也会影响每人在自己专业里的工作方向。特别是不但认同而且积极准备回归的，不能不在选择工作方向的时候，加入一个如何更好配合国内学术发展的新因素。例如是否应该从唯心哲学改学计算机，从理论物理或纯粹数学改学与应用接近的物理或数学。这类问题并没有显然的一般性的答案。此外记得在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曾批评在校中专门研究学问的师生，说他们在作一种知识上的囤积居奇。这话对于许多想学好了再报国的留学生，也会有人说。无论是不是同意这句话，我想总是值得想一想的。
有一些人在外国住久了，对西方的社会和学术了解比较深。这些人如果能由学习而得到相当正确的立场，然后根据这种立场来批判介绍西方学术和社会，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不但可以帮助国内对西方社会和学术有更中肯的估价，而且可以帮助若干国外的知识分子破除许多盲目崇洋的迷信。
对于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人，还有一种比较一般性国际性的研究写作工作，对象可以不限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社会里，因为资本主义的学术根深蒂固，许多知识分子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愿望，而在研读的时侯，往往有格格不入的感觉。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可以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课题。这种工作不容易，在德国和法国有些人发挥马克思主义，企图使它适合学院哲学家的口味，结果往往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以正确的方向，似乎应该以一般较开明的知识分子为对象，而不去用力讨学院的政治、经济、哲学专家的青睐。知识分子和不同阶级的认同并不根深蒂固，所以较多可能认一些客观的真理，包括正义是在无产阶级方面这一信念。这并不是或不只是因为无产阶级占大多数，而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生产者，是社会里根本价值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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