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站骑手：垄断时代的劳动报告

编者按：

平台时代，劳动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工厂围墙似乎消失了，工头与流水线也不再处处可见，但劳动控制并未减弱。它只是被重新编码进派单、计价、排名、超时判定和申诉机制，成为一座看不见却持续运转的“算法工厂”。《X站骑手：垄断时代的劳动报告》的价值，首先正在于把这些抽象概念重新带回一个具体站点，带回骑手日复一日的奔波、负重、等待与扣款之中。

本文延续了劳动过程研究与工人调查的传统。布雷弗曼的劳动控制、布洛维的“制造同意”、斯科特的日常反抗与汤普森的阶级经验，在这里被放进平台用工的现实场景。文章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工厂的组织形式：站点管理趋于扁平，平台却借助数据系统实现了更加细密的控制;劳动关系又被拆分给站点、外包公司与劳务派遣机构，经济控制、技术控制和法律责任规避彼此咬合。所谓“灵活”，更多是企业卸除责任的灵活，而非劳动者支配自身时间的自由。

文章把调查置于2025年以来的外卖平台竞争中，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补贴大战可以在短期内推高单量，却未必提高单位劳动报酬，反而可能延长工时、加剧收入波动，并将平台、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集中转嫁给骑手;监管部门也已持续要求平台停止非理性竞争并保障骑手权益。因而，所谓“垄断时代”并不意味着平台之间不再竞争，而是少数巨型平台在高度集中的市场中展开寡头竞争：资本激烈争夺订单、用户和市场入口，却共同维持着对劳动者不利的计价权与规则制定权。

本文关于“无声反抗”与阶级意识的讨论尤其值得重视，但也需要保持谨慎。推迟上线、消极怠工、投诉举报和劳动仲裁意愿，说明骑手已经能够认识到自身遭遇并非纯粹的个人失败;但被迫闯红灯首先是平台风险向劳动者身体的转嫁，不应被浪漫化为反抗。五六名骑手的访谈，也不足以证明一个站点已经形成稳定的阶级意识。它更加准确地揭示了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之间的断裂：共同受到压迫并不会自动产生共同组织，认识到不公也不必然转化为公开而持续的集体行动。

因此，我们刊发这篇报告，并非因为它已经给出了完整答案。其样本规模、工资核算、合同材料和跨站点比较仍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但它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当劳动者被配送路线原子化、被外包关系切割、被算法逐个管理时，何种组织形式才能重新建立持续的联系?工人调查的意义，正是把理论从书斋重新送回劳动现场，在一笔笔扣款、一件件超重订单和一次次午后怠工中，辨认资本控制的具体机制，也寻找集体行动尚未完全消失的可能。

引入

以外卖骑手群体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人群在当代中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仅来自于社会和舆论界，也来自于有关部门和高校。社会和舆论界的关注主要来自于同情和关怀。对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新就业群体成为了他们陌生的保障对象，新就业群体的流动性和灵活就业使得和企业捆绑的社会保障体系迎来了新的变革，平台补贴骑手自愿缴费的养老保险应运而生。而对于全国总工会，新就业群体使得他们看到了从无为中破局的新出路，新就业群体和农民工群体成为总工会关注的两大热点就业人群，一系列集体协商，骑手驿站应运而生。以劳工社会学为代表的高校社会学界也把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视作劳动界少数被官方允许的社会调查参与机会。在对于新就业群体的纷杂的干预和研究中，持有何种立场和出发就变得至关重要了。笔者所赞赏的研究方式是像潘毅，李静君等人对于产业工人群体的进步倾向的干预式研究。

潘毅在《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中通过在深圳进入“流星电子厂”成为一名女工实地调查并亲身体验世界工厂中的劳动过程来研究女工在劳资关系框架下的主体的发展。笔者进行实地调查和写作本篇报告文章的思路正来自于潘毅等人的民族志研究。本篇文章被命名为“X站骑手”，其中X是一个知名的社区购物外卖配送平台。调查外卖骑手群体的出发源于该群体的易接触性和代表性，不像被禁锢在资本保卫森严工厂中的产业工人，骑手们日常飞驰在大街上，为调查创造了可能，而在代表性上，骑手群体代表在了平台经济和灵活就业时代的”朝不保夕“的劳动大军。

笔者写作本篇文章并没有任何想使得其像一篇完全的社会学论文并且能够被学术界认可的想法，关注现实并致力于改变现实的理念使得本篇文章不拘泥于学术上的写作范式和研究铁律，在笔者看来，社会学应当成为一种分析的工具，而非一种个人自利发展的方向，这也是沈原在《市场，阶级和社会》这本书中提倡的理念。在历史上，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基于在1842年到1844年对曼彻斯特的实地调查和访谈揭示了英国工人阶级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劳动境遇，继承性的，劳工社会学自从布雷弗曼和布洛维的时代就强调对于劳动场域的调查和干预。

正如潘毅在《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书中提到探索女工的身份认同过程中，支撑着她的激进的幻想，即抵抗全球资本主义不可抗拒的发展潮流，因此，工厂是一个正确的地方。笔者调查和写作本文的初心也和她一样，更多的出于理想和关怀。当下自称为进步派的群体往往离劳动界过于遥远，在高校，酒吧，咖啡馆这样的场所中追求学术功名，追求先锋文艺和精妙的后现代哲学正在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脱离劳动界，脱离对于“劳动和垄断资本”间的对抗的关注，又如何能够支撑起口头上的豪言壮语。

我们不应当忘记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前几个月中，像晋江鞋厂火灾、留神峪煤矿事故、浏阳烟花厂爆炸一系列严重的工灾夺走了上百名工人的生命。而这样的发生在产业工人群体中的灾难也促使笔者要把发生在当下劳动界的时事调查并写作出来。正如潘毅在《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中提到了使她产生写作计划的也是一场严重的工灾即推动《劳动法》出台的致丽玩具厂火灾。

X站概况

X超市原名MT买菜，是MT公司旗下的自营前置仓零售业务。它是MT在“零售+科技”战略下的核心业务之一，主打生鲜食杂的快送服务。X超市的特点是其完全采用手机下单，号称三十分钟送达，X超市不设立传统的线下零售大卖场，而是通过在城市社区附近设立“前置仓”(不面向公众营业的仓储点)来存储商品。X超市是专送中的专送，其相比MT众包的一个特点是单量稳定。X站的专送骑手取单的位置是X站站点，也就是社区的前置仓，随后骑手将外卖单配送到相应的社区。笔者选择X超市这样一个专送模式进行调研的原因既包括其有线下站点，骑手会在相应的时间休息并进而有接受问卷调查的闲暇，也包括X超市归属于最大的外卖平台MT，调查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笔者调查的X站在名义上属于X超市的线下站点，其位于某中部省会城市的城区东北部，在X超市附近有多个地铁站和从廉价新村社区(改造自原来的城中村)到高档小区层次不等的居民区。X站点和其周边的细致地理结构如下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X站处于密集的居民区地带，其在科技园区中租界场地。由于X站附近的廉价饮食商业区较少，骑手往往需要前往南边的城中村吃饭。骑手中午会休息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他们会在图中的“休息地带“的树荫下午休或者刷手机。而关于劳动再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居住问题，大部分骑手表示自己居住在租住的社区房间中，仅有一位骑手表示自己住在城中村租房。

陈龙在《数字疾驰》中对他工作和调查的物流有限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梳理，中关村兄弟连骑手团队是该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下属的配送团队的地区分部。相似的，笔者在这里也基于和骑手的交流对X站和其所属的第三方人力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了分析。

天津“小时达”物流有限公司组织架构

而笔者所调查的X站呈现了更为复杂的组织关系，其在经济上从属于本地某公司，而其所管理的骑手群体确是由河南人才公司名义上定向劳务派遣的。在技术上，X站由X超市专送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在微观组织架构上，X站的核心管理层只有一人，即站长，经过和骑手的交流得知站长是从别的配送平台跳槽过来的，其已经具备了丰富的配送管理经验。站长下辖多个骑手队长，笔者所交流的一名骑手就是骑手队长，队长的职责是协助站长管理并发布相应的通知，但是队长的职权较弱，成为队长的好处是每月可以获得数百元的额外收入。在法律关系上面，骑手群体和河南人才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平台和站点借助这样的方式在骑手和他们之间筑起了法律防火墙。马克思韦伯在对科层制的研究中提出”现代组织依靠非人格化的规则、严密的层级和明确的分工来运行，展现出极高的理性“，而外卖站点X的科层制几乎趋于不存在，管理呈现出来高度的扁平化，这源于数字平台承担了对于骑手的一对一的精细管理，像工头，线长拉长这样的基层管理的职能重要性反而被削弱了。

X站和其相关平台的组织关系

调查问题与准备

笔者在线上的外卖骑手交流群和社交平台得悉，在25年到26年初的外卖大战落幕后，配送的单价迎来了明显的跌落.研究垄断资本间的竞争如何影响外卖骑手群体和X超市骑手群体的配送模式成为了本次调查的出发点.在设计“外卖大战后的骑手群体劳动状况”问卷的时候，笔者考虑了受调查群体X站骑手和外卖大战的特点，设计的问题包括：“您对外卖大战前后单量变化的感受”，“您对25年年初到26年年中单价变化的感受”以及针对X超市的“在您日常配送的X超市订单中，系统平均给您预留的“路上配送时间”(从取货到送达)通常是多少分钟?”，“对于配送超重货物(如超过10公斤或20公斤)，X超市系统是否会给您发放明显的“重量补贴”?”笔者随机选取了站点附近的五位骑手(分别用A,B,C,D,E来代表)进行了访谈。受访谈的五名骑手中两位是全职骑手，三位是兼职骑手。受访谈的人数约占该站点的总人数50人的十分之一。尽管受访谈的人数有限，也无法满足统计学的需求，但是通过五名受访者的回答可以观察到整个站点骑手的劳动过程。

为了更加详细的获得关于站点中骑手的流动变迁信息，在6月访谈的两周后，笔者又再次前往进行了回访，回访的对象是骑手B以及额外的一名骑手F。

设计的问卷部分如下所示：

调查结果

过渡劳动与流动人口

在进行了对五名骑手的访谈后，笔者首先针对骑手的劳动状况绘制了统计图表。首先是骑手的基本从业信息，调查发现大部分骑手的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下，大部分从业时间都在半年以内，一位骑手说明送外卖是一份过渡的行业，站点内大部分骑手都是干若干月便离职。在送外卖之前，骑手都有各自的工作，甚至有的骑手身份是小老板。骑手A之前是工厂基层管理，骑手B之前在老家当小老板，骑手D之前在工地当小监工，骑手E之前是建筑工人。这种劳动身份的变迁说明对于基层就业群体，基层管理和劳动者，小微企业老板和劳动者之间都会发生身份变换的。比如对于骑手B，其成为骑手的缘由是公司经营不善倒闭。

骑手年龄分布和从业时间分布

正如孙萍在《过渡劳动》中所说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工资的缺失成为骑手过渡劳动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而言，这份看似灵活自由的工作带有太强的自我计算和自我消耗。一旦卷入送外卖这样的零工劳动，不安定性和朝不保夕的状态就要求个体劳动者迅速地“支棱起来”，通过不停地算计、计算、安排、筹划、竞争来挣得收入。”

笔者所交流的骑手们表示他们最初成为X站的专送骑手正是受到了站长和站点广告的“诱骗”，在广告中许诺在X站当专送骑手可以实现月入过万，但是当他们进入外卖行业后，他们发现每月工作三十天，月入四千余元才是现实。除了流入外卖行业是一种过渡劳动，在外卖行业的不同平台的工作也呈现了较强的流动性，调查发现即使是现在在美团X超市跑配送的骑手，其之前也会在别的平台跑过骑手，受访的五位骑手中一位在X超市，乐跑和盒马都跑过，一位在X超市和众包跑过。关于众包和专送的区别，在多家平台工作过的骑手E表示众包轻松些，但是单量不稳定，而在X超市这样的专送模式跑外卖的唯一好处是每日的单量稳定。

这样的劳碌和低收入使得骑手从两个方面产生了变化：首先他们强烈的意识到在X站点送外卖不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工作，笔者采访到的大部分骑手都表达了离职意愿。骑手B在回访中提到该站点大部分骑手都只能干一两个月，因为无法忍受如此差的劳动条件，而站点也在不断吸引新人加入填报劳动力的缺口。其次，骑手对于收入和克扣变得十分敏感，受采访的骑手都表达了对于站点克扣的日收入4%服务费和每日10元的意外保险费用的不满。

笔者所受访的骑手均来自该中部省会城市周边的经济较不发达的县城和地级市，在他们在地理上从经济较不发达地区流动到省城的过程中，吸引他们的是省城的工作机会更多，而且工资收入更高。在陈龙的《数字疾驰》书中对于外卖骑手群体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调查，陈龙写道“我们可以大致将外卖骑手群体的特征概括为：以20—35岁的男性青壮年为主的群体，大部分来自外省的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大部分已婚并承担起抚养下一代的责任。”

外卖骑手群体基本情况调查表——陈龙《数字疾驰》

数字控制下的劳动

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书中借由对泰勒制精密生产管理和控制论述了资本实现对于劳动的管控的要义。这种控制需要将劳动群体去技能化并采用精细的控制方法使得整个劳动过程被标准化。布雷弗曼在1975年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中就已经提到了借由计算机形成的劳动控制表单，但是他无法想象到在数字劳动时代借由平台对骑手群体的更加精细的控制和制造同意。平台的控制从配送过程到再生产过程无处不在，回访过程中采访的骑手F表示平台和站点甚至联合周围的租户推出了骑手租房，试图把骑手的再生产也纳入其控制范畴。

在平台的数字控制下，“单王”(即每日送单量最高的骑手)被作为一种生产景观制造出来，平台和社会媒体借由对单王暴富的宣传来为骑手群体制造同意。在接受访谈的五名骑手中A是兼职，B是全职，C是兼职，D是全职，E是兼职。在对于送单数量和单王的认识方面，骑手们表示在他们中有一位公认的全时间单王(这位单王拒绝接受访谈)，而每日的单王则随时可能改变，单王是在“拿命换钱”，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骑手群体的认可，而对于互联网上吹捧的单王，骑手表示这大多是为流量而吹捧的。

平台控制的一个表现在于控制配送的计件工资和惩罚方式来从骑手群体中赚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受访谈的骑手每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2.5小时，日均单量为48单，日均收入为230元。如果单从日均收入和每月三十天无休的工作时长来计算，骑手的平均月均收入可以达到6000余元，但是这和笔者访谈过程中所看到的多名骑手们展示的4000余元的工资流水显然不符合。在和骑手B回访时深入交流后，B表示平台和站点的克扣无所不在，除了前文提到的日收入4%的“服务费”和每日十元的保险费外，配送由于没有底薪存在，每月休息一天就会少一天工资发放，而且平台还会把顾客的投诉成倍的转嫁到骑手头上去。B表示，一些顾客会“找茬”式的给骑手投诉差评，比如指责因为骑手的配送导致送到的蔬菜不够新鲜，而平台在收到投诉后会倾向于把所有的罪责都归于骑手，有时候一单的处罚可以达到五十元之多。

在平台对于骑手控制的一个集中表现维度-配送时间上，工作时间较长的骑手A(在外卖行业工作时间长达六年)表示在外卖大战之后，配送时长被明显的压缩了。尽管当下外卖配送超时不会直接导致罚款，但是平台会通过隐形的手段施加惩罚，即降低骑手的个人派单分并进而影响到骑手的每日接单量。在笔者回访的时候，骑手B和骑手F都表示了平台虽然当下对超时不会罚款，但降低派单分的处罚未必比罚款更轻。

而对于X站点，其配送时长分布在23分钟到28分钟，和X超市宣传的三十分钟送达契合(注：这种较短的配送时间也和小象超市取货点固定，骑手周边配送距离较短有关)。

受采访骑手自己判断的平均配送时长分布

在X超市工作的骑手除了在配送时间上受到限制，还经常被配送的重量所困住。骑手B表示X超市派送的单重经常超标，有的时候甚至能达到25公斤以上，而这在X超市专送骑手的外卖箱明显比淘宝闪购更宽也得到了体现。对于过重的配送货物，五名骑手均表示平台有名义上的补贴但是补贴的阈值设置过高，在三十公斤以上。骑手B向笔者展示了他将要配送的货物信息，目标地点是一公里外，配送重量高达28公斤，而配送时长只有15分钟。B表示虽然是一公里外，但是小区经常不许骑手骑车进去，骑手只能自行扛运货物走上百米甚至要爬楼梯，按照距离分配的配送时长没有充分的考虑到骑手不能骑车进入小区的困境。

骑手所展示的过重的配送重量(28.02kg)

平台对于骑手的数字控制除了制造各种各样的处罚和克扣外，还会通过在法律上规避用工责任来在骑手群体和自身间构筑绝缘体。在骑手对劳动合同的认识状况的调查中，大部分骑手都清醒的认识自己在和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署形式上的劳动合同，并且认为这样的方法有利于X超市平台和站点规避用工责任。骑手群体甚至没有和站点签署劳动合同，同其签署劳动合同的是河南的一家劳务派遣公司。

受采访骑手的劳动合同类型分布

受访谈的骑手群体既然已经提到了其在经济上受到克扣，在劳动上经常负重还面临着几乎没有休息的长工时。他们又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忍受并被制造同意的?骑手站中也并非所有骑手都是干一两个月就匆匆离职，也有像骑手A这样已经工作了三个月以上的每日能收入三百元以上的骑手，也有骑手广泛认可的站点单王(单王拒绝接受采访)。布洛维在《制造同意》一书中提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厂在二战后的管理新动向，工厂管理不再倾向于采用暴力监工和流水线束缚这样的方式，赶工游戏和物质激励伴随着精益科学管理的方法被提倡。对于X站的骑手群体平台和站点的制造同意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平台会设计每日跑单奖励，需要达到一定的单量才能获得相应梯次的奖励。其次，平台会设计每日跑单排行并且给骑手赋予相应的“生产游戏段位”。最后，平台沉默的在骑手群体中制造分化。受访谈的骑手表示对于自身背负着债务的骑手，其更倾向于接受平台的规训并拒绝反抗。

无声反抗与再习得的阶级意识

在李静君的《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弗里德曼的《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 socialist China》和陈敬慈的《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Strikes and the Changing Labou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勾画了2010年代前后内地在威权主义的法律框架背景中的劳动抗争，三位作者都认为在当时的趋势下，抗争会给内地的劳动界带来新的转变，产业工人群体会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待遇，甚至颇为激进的认为这会有助于构建公民社会，进而带来更加深刻的转变。但是在十余年之后，随着大陆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分工体系下的低价劳动力优势不复，密集劳动产业的工人群体抗争的外部空间进一步收缩。10年代对于公民社会和社会改良的幻想也被无情的现实击碎。更为颠覆的是，当劳动场域从‘车间工厂’位移至‘平台经济’，物理空间的集体纽带被精密的算法控制与原子化的配送路由彻底切断。

之所以本节标题被命名为“无声的反抗”，正是基于当下特殊环境中的准确叙述。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像印度，韩国这样的东亚国家中，劳动结社的权利得到了实质上的承认，自发的组建劳动组合不会面临牢狱之灾。而在大陆，”衰弱“的总工会垄断了劳动组合这一生态位，而其能够完成垄断正来自于其被资方认可为公司福利性质的机构补充。尽管在20年代后，总工会面向新就业群体在开展建会工作，但是劳动群体对其态度实际上是毫不关心的，笔者访谈的一名骑手就表示从来不知道有”中华全国总工会“。

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中论述了弱者最常用的反抗方式是“日常形式的反抗”。这种反抗具有低姿态、隐蔽性、个体化且缺乏正式组织的特点，这种“日常形式的反抗”用来描述骑手群体的抗争十分恰当。外卖配送行业的集体抗争并非没有，但常见于互联网媒体上的大多是对于某小区禁止骑手入内甚至殴打骑手的集体抗议。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依然有着像汕尾美团骑手集体停工这样的劳动集体议价事件。在当下，劳动议价的环境仍然在不断恶化，全城市乃至跨城市的集体行动难以想象。但是外卖骑手群体在日常劳动过程中仍然在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反抗并且也在这一过程中重新习得阶级意识。

受访的五名骑手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方面都表示自己处于被压榨的境况，大部分骑手表示面对日益严密的算法控制无能为力，但尽管如此，还是有骑手透露了其适应配送时间的方法。骑手B表示其会在送单的时候闯红灯，因为只有闯红灯才会为其节约配送时间，B表示他明确的清楚这样做的危害，仍然闯红灯是出于无奈。有的骑手认为这样的无能为力源于骑手之间不团结，因而不能联合改变劳动状况。他举的例子是有的骑手就甘愿承受债务压力而拼命的送单，并且不同地方的骑手彼此相互不熟悉，这严重影响了骑手群体之间的团结。在笔者回访的时候，骑手B用他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一种反抗手段-怠工，在X站点，站长会在微信群中要求骑手在午休四十分钟后上线送单，但是面对着炎热的天气，众多的骑手选择了推迟上线。

骑手的态度：面对日益严密的算法控制

在笔者回访的时候，骑手B和骑手F还向笔者表达了骑手群体反抗的两种新方式，第一种是打电话向劳动大队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举报平台与站点的不合理克扣和过重的配送重量。第二种是拍短视频发布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利用媒介传播引起关注。但是对于这两种方法的抗争效果，骑手们也是十分明确的，对于前一种方法，骑手B表示有人曾经打过人社局的电话投诉结果被公安找去喝茶了，对于第二种方法，骑手F表示有人也发过表达对平台不满的视频但是遭到了抖音的限流。

在调查中笔者还询问了受访谈的骑手和其余骑手之间的联系强度分布，在受调查的五名骑手中大部分骑手和其余骑手之间关系都较好，在两位较差的骑手中一位宣称自己仅仅和其余骑手之间有一个线上的站长在内的工作群。调查结果显示，骑手与其余骑手间的联系强度和其是否为兼职或者为全职没有明显的关系，骑手A提到“兼职和全职间没有明显的差异，没有一种方式有明显的优势。”

对于自我认为有领导力并且受到了其余骑手肯定的骑手D，其作为劳动者的劳动意识和自我身份认同十分强烈，D在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他这单超时也要完成采访，他表示自己在上个月连续上工三十天，送出了1000余单，但是仅仅到手4115元。他把这样的低收入和无保障(平台以及劳务公司没有为任何一位骑手缴纳社保)原因归为平台的克扣，他还提到尽管站点每天会扣除骑手十元钱的意外保险费用，但是即使他出了工伤，站点也会想尽办法不履行赔偿义务。D提到在这个站点当骑手不存在休假的可能，如果家里有急事的话要请假需要提前十天报告站长，但是站点管理严苛，曾经有一位别的省份骑手因为父亲脑梗要回家探望，提前三天申报都不给通过。D还表示了对于线下行动和打劳动仲裁要求补缴社保的意愿。但在笔者回访的时候D已经离职了，而对D是否如他访谈时候所说的要在离职时候和站长摊牌也不得而知了。

骑手自认为和别的骑手间的联系强度

在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探讨了英国的工人阶级(以纺织工人为主)如何在劳作中习得阶级意识，汤普森把工人阶级的共同经历和集体劳动体验视作其产生阶级意识和阶级自觉的必由之路。相似的，骑手群体的阶级意识也在受到平台的“外力控制”和自我解放的“无声反抗”中发展。阶级意识的一个集中表现就在于认识到资本集团和劳动群体之间的对立，以及对资本逐利和寻求垄断行为的觉悟。接受调查的五位骑手中两位因为参与跑单的时间较长，其对于外卖大战有着较为详细的了解。骑手E和骑手A这两位跑单时间在两年以上的骑手都明确的表示外卖大战是美团，京东，饿了么等平台竞争市场，寻求垄断的行为。两位骑手都表示在外卖大战前后，单量明显的下滑，单价也下滑，但是骑手E表示外卖大战前后送单时间没有明显的变化，这或许是因为骑手群体对于多几分钟或者少几分钟的隐形送单时间限制没有明显的意识。

总结

本篇报告通过对微观站点某中部省会城市X站的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致力于通过记录，揭示垄断时代下数字平台对劳动群体的系统性榨取。从外卖大战后的单价暴跌，到平台在技术、经济、法律三层维度上精心构筑的用工责任免责墙，当代的零工经济已经展现出比传统泰勒制工厂更为隐蔽且高效的控制逻辑。算法通过控制机会分配(如降低派单分)代替了赤裸的经济惩罚，同时将单重超标、小区禁行等系统风险转嫁给个体劳动者。

面对这种密不透风的数字控制，十年前劳工学界关于密集劳动制造业产业工人群体通过制度化抗争走向更好待遇与公民社会的改良主义幻想，已在现实的强韧韧性与资本技术的全面进化下彻底落空。散落于城市大街小巷的骑手在物理空间上被彻底原子化，失去了传统车间工人的集体纽带。然而，詹姆斯•斯科特笔下“弱者的武器”并未在算法时代失效。从炎热午后的推迟上线怠工，到为了生存被迫闯红灯的冒险，再到在个体蒙受克扣和工伤维权无门时重新唤醒的联合意愿，骑手们正通过这些低姿态、隐蔽且个体化的无声反抗，在垄断资本的夹缝中，坚韧地重新习得属于作为劳动群体的阶级意识。

在笔者看来，社会学应当是一种直面现实、介入社会的分析工具。只有当我们走出高校、酒吧与咖啡馆的象牙塔，把目光真正投向这些每天高强度运转12.5小时、在系统倒计时中负重爬楼的“X站骑手”时，那些口头上的进步派宣言才找到了真实的落脚点。笔者在文中记录这些无声的对抗与真实的困境，不单是为了解构平台的数字神话，更是为了在垄断资本的数字圆形监狱里，为那些被抽象为数字的骑手群体留下日常写照。或许可以想象在不遥远的未来，骑手群体能够借助更多的社会空间实现在地团结，通过劳资对抗和与社会各界的联合参与到浩浩汤汤的变革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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