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毅平：以国有化垄断平台解决灵活就业保障

不仅是社交媒体公共平台，那些从事信息服务及经营性的垄断或寡头平台无疑都具有公共服务属性。而网民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条评论、每一次情绪化的站队，都在为平台贡献日活数据，为平台提供数据生产资料，应该回归全民所有

褚毅平：以国有化垄断平台解决灵活就业保障

——张丹丹的错误及专家的自由主义偏见

2026年8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在财经访谈节目《聊一波》中，回应主持人王波明关于“灵活就业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提问时，作出了引发巨大争议的表述。根据新浪财经2026年8月22日对节目原文的整理，张丹丹的核心原话为:“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灵活就业要的是自由度，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选择权，代价就是社保保障相对薄弱。”

她进一步解释称，朝九晚五、有五险一金的人，是牺牲了自由才换来的社保;而灵活就业人员要的是自由度，能最大化实现自我管理。“不能把灵活就业想成啥也没有，他有的是灵活。”

张丹丹的说法遭到舆论广泛批评。孙立平教授为此提出看法，他认为学者们有时有一种倾向，他们往往追求片面的深刻，或者可以叫学术偏执。会刻意强调被人们忽略的一面，或自己认为有新意的一面。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较劲吧。

孙教授的解释多少有辩护意味，且并没有指出真正的问题所在。首先，任何命题通常都包含条件和结论，受过好一点基础数理训练的人不会允许自己只给结论而不谈前提。张丹丹的问题我觉得不是较劲，而是思维习惯不好。灵活就业，灵活本身也是福利。这话单看似乎没问题，但随意离开前提谈结论就很不专业。这个前提应该是，拥有“一定资产”或单位劳动时间的收入足够高。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可以就“一定资产”和满足生活最低保障的具体收入展开讨论，离开生活保障，单纯强调灵活也是福利是没有意义的。

灵活就业的保障已成为亟需认真面对的问题。作为解决办法，可以本着能解决多少，尽量解决的思想。这一点，自由主义立场会严重影响拓展政策空间。像垄断型平台，本就是把社会属性和权益归属于私人，非常不合理。我们一直呼吁尽快将社交媒体平台国有化，这是对社会主义宣传和舆论阵地的合理管控。但如今，这一最为重要的领域竟然完全让给国际资本背景的垄断型平台，实在匪夷所思。

现在经营性平台的矛盾也凸显了。各平台一方面通过无止尽的竞争提高劳工劳动强度，一方面压低服务价格以扩张市场，最终获取垄断或寡头垄断利润。这样情况下，同样应国有化或国有控股那些平台公司，解决产权问题，改变经营目的。让本属于社会的回归社会，这样能有效解决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问题。但这恐怕是当今拥有政策话语权的经济自由派不愿意接受的。孙立平教授赞赏张丹丹提出的“菜单选择”设想，试图围绕现有的社保体系解决灵活就业者的保障问题。但不改变基础问题，这种修修补补的技术处理在狭窄的空间里很难真正达到满意的结果。

将垄断平台回归国家是正当要求，因为本来就是属于社会的权益，不存在合法性问题。即使是经营性平台也同样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如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的数据安全问题。并不是说，将服务器安放在国内就万事大吉了，从根本上说，数据安全牵涉公司的管理与控制。

管理本身就存在导向。对于垄断平台，扶持哪个客户绝非单纯市场竞争的结果，平台方因素可以是决定性的。像那个明显打着反腐旗号的网红马某某，有着明显的利用人们对腐败的痛恨谋取私人利益乃至更多政治用心的嫌疑。他们对质疑他的人毫不犹豫地组织网暴，通过线上线下串通实施恐吓、报复。这一切都得到平台的帮助，从而实现巨大流量和炒作。过去对这样的“不安分”的人和事，常常就是最后有一个单位出面给“圈养”起来，这做法对国家有利，对其个人则充分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现在呢，则是由私人垄断平台给予保护，活动空间无限打开。这是一般私人企业通常不敢做的。而在这些平台上，由于其表面的自主经营、自谋出路，反而给人以合情合理的假象。这是垄断资本站在国家对立面的典型表现。

在西方国家，人民养着那帮垄断资本，垄断资本则不断壮大并控制国家，压迫人民。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允许此类情况出现，这是原则问题!但是，信奉市场的自由主义专家们长期以狭隘的政治偏见及市场教条主义认知，为垄断平台摇旗呐喊。他们视国有化为洪水猛兽，妖魔化所谓的国进民退，理由无非是效率和所谓的创新。

但这里我们必须首先问，是谁的效率?为谁而创新?回顾互联网发展历史，金融垄断资本很快就变成了背后的主角。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效率首先就是为了实现垄断资本自身的利益。反过来，那些技术路线图都是按照有利于垄断资本而设计或取舍，这便是华尔街支配下技术创新的政治经济本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应本着拿来主义，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就用;不利于国家的就坚决拒之门外。一切照搬，从企业制度、市场架构、金融体系，必然有害无益甚至产生致命威胁。

具体来说，效率方面的问题，可以详细一点分析。若指经济效益，私人垄断公司的效益归属大资本，与老百姓何干?其次，创造就业方面的效率，私人企业肯定不如国有企业，毕竟这天然就是后者的社会责任，甚至可以是首要目标。而私人平台通过做大经营规模增加就业，这个理由表面成立，实际也要考虑其挤出效应。如平台做大常常也是以传统商铺的消亡为代价。第三，竞争方面，私人企业确实有相当的优势，但在本问题下，互联网垄断平台并不存在来自外部(国际间)的竞争，也就是说，它在国内和国际的视角下，都是垄断或寡头垄断性质。这样的经济组织没有任何理由长期交给私人资本无限制地攫取利益。

不仅是社交媒体公共平台，那些从事信息服务及经营性的垄断或寡头平台无疑都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如果说，过去二十多年，在市场培育和发展过程中，这一基本特点被忽视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市场已经成熟的今天，就到了正本清源、返璞归真的合适时刻。我们坚决主张，垄断与寡头垄断型平台，不管是社交媒体还是从事经营服务，都应实施国有或国有控股管理。在这里，这些平台技术本身就是服务大众的工具。公共目的是第一性的，其次才是盈利，故国有性质是它们最合乎逻辑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