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财经五月花》2026年9月19日发文《林毅夫、余永定、姚洋、李迅雷：地方债是比房地产更紧急的问题》，文章说，9月19日，在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以直抒胸臆的话语呼吁，中国应抓住低物价窗口期，加紧采取更加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参加此次论坛的所谓经济学家有：林毅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姚洋，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院长;李迅雷，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但是，我看了文章，却没有看到何为“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也没有看出如何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各位的意见，似乎并不统一。
政策，出于政权。而中国采取的是央行制度，货币“政策”由央行决定，几乎与政权无关。客观上，中国是“一国两公”，那么，四位这个关于“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对谁说呢?财政政策，是对政权说的;而货币政策，是对“央行”说的。这两家，很多时候是矛盾关系，并不那么合拍。
一、关于国际贸易失衡问题。
关于“全球失衡”问题，经济学家们共识是“国际分工的结果，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常态。”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荒谬”的!
之所以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失衡，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贸易采取了各种限制的结果!中国对西方国家开放经济主权、市场主权、货币主权、金融主权，而西方国家并没有对中国开放这些。西方国家可以对华投资、并购、开发、采购、开展金融业务，“内外资一视同仁”“保护知识产权”“优化营商环境”，而中国则无权对西方国家采取同样的经济行为。如果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则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完全可以用于购买西方国家及其控制之下的土地、矿山、资源、基础设施、开办银行和金融业务，这个顺差就可以顺利地“花出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就很容易“平衡”!
换言之，所谓“全球失衡”，主要是指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失衡”，而这个“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的贸易顺差不能“花”在购买西方国家的土地、矿山、资源、重要企业、基础设施、银行资产等。
就是说，所谓“全球失衡”，并不是什么“国际分工”的结果，而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权利上不平等的结果!中国对西方国家开放了经济主权、市场主权、金融主权、货币主权，而西方国家并没有对我们“开放”这些主权!
这对中国当然是不公平的。不能任由这种不公继续下去，这才是所谓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和存在的意义。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那经济学家还有什么存在意义?
既然所谓“全球失衡”并不是“国际分工”的结果，而是经济权利不平等的结果，那么，这种“全球失衡”就不是无解的，就不能任其“常态”化!只要解决了国际经济权利平等问题，所谓“失衡”也就可以解决了。
诸位说“全球失衡”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全球经济发展的常态”，是不是说诸位想不出解决这种“失衡”的办法?自己想不出解决办法，就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常态”，中国就活该吃这个亏!这算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吗?
林毅夫说，“全球经济会通过分工的方式形成发展中国家储蓄多、投资多、出口也比较多，发达国家当然就会消费比较多、投资比较少。”林毅夫胡扯!参上，说明林毅夫没有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不平等问题，他的观点还掩盖了这个“不平等”的本质。
二、中国贸易顺差巨大，是因为国内消费不足吗?
余永定认为，“中国贸易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非常平衡，近两年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也与当前国内需求不足有关。”“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刺激内需，不管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都能从宏观上收缩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余永定表示，“这不管对中国长远还是短期，无论中国本身还是地缘政治都有好处。”
余永定的这个观点，有正确的一面，但不够全面。
中国贸易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非常平衡，应该是指毛主席时代，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平衡，那是因为中国争取到了与西方国家平等的经济权利!是斗争的结果，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本世纪以来的“平衡”是怎么回事?应该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用于购买美国的金融产品了!是中国的外汇美国金融霸权无偿回收了!这个“平衡”仅仅是表面上的“平衡”，实质上仍然是“不平衡”!
关于最近两年的巨额贸易顺差，其是生的原因在于，中国已经是工业化国家了!是全球工业能力最强的国家!是全球出口能力最强的国家!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工业能力“遥遥领先”!
这就决定了中国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必然超过中国本身的需求!国内，已经消化不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了!中国需要追求全球市场以消化生产能力!而全球市场也需要中国的生产能力，这就是个很好的互补!只强调中国国内“消费不足”，而不强调中国工业化必然导致中国生产能力走出国内消化能力，这是片面的。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显然不希望中国把生产能力提供给全世界!不希望中国发展与全世界的经济贸易关系。这也是西方国家禁止对中国开放其经济主权、市场主权、货币主权、金融主权从而导致中西方在经济权利上不平等的根源!
从国内着手，刺激国内消费，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是庸俗的、短视的!
三、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我们太担心负债了。尤其是中央政府它不负债，让地方负债去。”余永定表示，中央政府的账本干干净净，但是地方政府一塌糊涂，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参与现场讨论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从推动全球再平衡和国内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当前宏观政策关键是由中央政府举债置换地方债。
中央政府没有那么多负责，是因为中央政府多少还有些货币发行权!当然，中央政府也不是不负债，财政体系不是连年在香港、欧洲国际金融市场上发国债、让国际投资者认购吗?笔者曾经批判过多次这种买办政策。
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有巨额“债务”?都是因为地方政府“决策错误”“贪污腐败”吗?不是。“又想让马儿跑，又想让马儿不吃草!”地方政府有一摊子事务，有上级交给的任务，它需要大量的“钱”!没有足够的“钱”，地方政府解决不了建设、发展、民生和维护社会秩序等基本问题。地方政府为什么欠债?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货币发行权!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靠由资本家提供的可怜的“税收”!为了这点“税收”，对资本家低三下四，给予政策优惠、提供土地使用特权，体贴入微、屈法申恩、吞舟是漏，但是，所得到的“税收”仍然是杯水车薪!只能再次饮鸩止渴，“招商引资”!
关于财政问题的解决思路，我曾经提出过“币权”和“税权”两种思路。前者强调用货币权利解决财政问题，税收只是补充、辅助，决不可以是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后者则认为只能靠税收解决财政问题，所以，也只在税源上想办法。实际情况表明，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所以，其财政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越理越乱。早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前期，地方政府靠罚款、“创收”解决自身运行问题。90年代后期以来靠出卖土地、发展房地产、出售医疗教育等民生行业、减少政府责任等等来解决财政问题。但是效果都很不好，而且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
财政与货币分离，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光靠发展私有经济、外资经济以收取些许税收的思路，是越理越乱、南辕北辙、饮鸩止渴，问题根本解决不了的!而且会越陷越深。四十多年的失败经历，应该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了。
四、如何解决所谓政府债务问题
鞠建东表示：“中央政府多发债、快发债，置换地方债，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李迅雷直言，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现在地方的债务压力非常大，拖欠账款的问题也比较严重，而且到2027年地方要完成清欠任务，当务之急就是把一些地方债务置换掉。”
按照鞠建东的建议，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债务还是那个债务，无非是责任者由地方政府变换成了中央政府!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呀!那又怎么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呢?
地方债务发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丧失货币权利，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货币权利即可!所谓政企分开、政治与经济分开、政府与银行分开的政策，是错误的!是给自己的脖子上戴上绞锁。目前的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办法，就是银行为地方政府“免债”!有什么不可以?
其实，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没有那么“急”!不还又怎么样?银行会死吗?欠其他企业的债务，可以银行替政府还上!银行，究竟是干什么的?银行的意义是什么?
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40万亿美元了，谁见过美国政府着急?要是因为债务而着急，那美国政府在其债务达到10万亿美元、20万亿美元、30万亿美元时，就应该着急了!
用债务问题压迫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认为这是控制了中国人民币发行和流通的买办金融资本，勾结国际金融资本所实施的一种阴谋!根本目的在于阻止中国发挥工家业、商贸和建设潜力，破坏中国发挥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从而干扰中国人民反美元霸权、反国际金融资本的斗争，甚至是为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储备美元、畅通国际国内金融资本流通、依托“国际同业”实现所谓“人民币国际化”等买办政策提供大环境!挽救国际金融资本濒于崩溃的命运。
五、关于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决不能让国际金融资本参与!
姚洋表示，当前不少债务问题的源头在地方政府，由地方债问题衍生出来的三角债规模已经达到约30万亿元。“这还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整个经济已经转不动了。”姚洋强调，“我们得拿出上世纪90年代末的那样一种决心，来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解决三角债问题。”“凯恩斯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长期我们都死掉了’。”姚洋说，“我们不能用长期的手段解决短期的问题，一定得关注短期的问题。”对此，余永定表示，“完全同意。”
上世纪90年代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办法，很好吗?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表面上看的确是“源头在政府”，但是，政府有责任在肩呀!政府不像企业和银行那样没有社会责任、可以推脱社会责任。政府负债，那因为丧失了相应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只有责任，没有权利。“马儿要跑，又没有草吃!”
我想提醒诸位的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根本之法，在于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我再想提醒诸位的是，万不能让国际金融资本参与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所谓“化债”中来!如果让国际金融资本投资、购买国有资产等方式化解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那就是引狼入室，那就是控制了人民币发行和流通的国内买办金融资本勾结国际金融资本，利用篡夺人民币发行权的特权优势，以政府债务为要挟，并吞中国资源，将中国彻底殖民地化!
大家那么关心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难道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难道不是为国际金融资本参与中国“化债”提供理论依据?我有这种怀疑。我极其警惕这一点。
六、关于银行呆坏账
林毅夫说：2000年前后，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高企，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率一度超过40%，被国际金融界认为已处于“技术性破产”边缘。彼时，为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筹集资金，为四大行补充资本金，同时推动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口承接消化四大行不良贷款。“现在大部分地方债务实际上是配套中央积极财政政策而来，借的钱是银行的，如果他还不了，就变成银行的呆坏账，最后还是财政部在背。”林毅夫表示，在这种状况之下，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置换出来。
文章最初说是“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里，林毅夫不是在表达相反的意见吗?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企业的区别是什么?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市场化了，必须赚钱才能生存。而公有制企业，没有市场化，是可以“赔本”的，有些国有企业注定是要“赔本”的!或者，准确地说，公有制企业并不存在什么“盈利”“亏损”之说!公有制企业“赔本”，不但不会影响经济整体发展，而且对于经济整体发展还有巨大促进作用、推动作用。
同样地，国有银行与公有制银行的区别是什么?国有银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市场化了，必须以“盈利”为目标，为了盈利不惜破坏公有制和民族经济发展。而公有制银行是可以“赔本”的!甚至是必须“赔本”的!目标是为了促进、推动公有制和民族经济发展。公有制银行“赔本”不但不会损害公有制经济和民族经济发展，而且的确会促进公有制和民族经济发展。
公有制银行“赔本”了、有呆账坏账了，怎么办?核销就是了!不是什么损失。关于这个问题，2019年笔者写过一篇长文：(https://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2107/272584.html)可以打开，大家可以看看。公众号上此文，已经被屏蔽了。
林毅夫说“2000年前后，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高企，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率一度超过40%，被国际金融界认为已处于‘技术性破产’边缘。”
这说明林先生和所谓的国际金融界，根本不懂公有制银行和公有制货币的运行机理!不懂公有制是怎么回事!是认识问题!要么，是别有用心。
“国际金融界”的观点，不足为凭，林毅夫太相信这些东西了，没有自己的认识，也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林先生以后就不要再拿国际金融界的观点吓唬中国人了!
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没有什么，银行为其免掉就是了。
国有银行的所谓呆坏账，没有什么大不了，核销就是了。
中国能为第三世界国家免债，怎么就不能为自己的地方政府免债呢?
顺便说一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债务，也是因为没有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导致的。它们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也在国际金融资本和本国买办金融资本手里，是这些资本势力联手制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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