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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中央红军:《伟大的长征》补上了我们没看全的那段历史

马小哲 · 2026-11-16 · 来源:心聿思政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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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说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九十年后再看,这些种子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是因为它们不是从一处播下的。

提起长征,许多人脑海里最先浮现的画面大概相似:湘江边的血战,遵义城里的会议,大渡河上的铁索,夹金山顶的积雪,松潘草地的泥沼,最后是吴起镇的会师。这些画面几乎都属于中央红军。课本这样写,老电影这样拍,我们也就这样记住了。久而久之,“长征”在很多人心中几乎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同义词。

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偏偏在这里多走了一步。这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而创作的六十集长剧,把时间跨度设定在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以中央红军为主线,同时把红二、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以及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的奋斗一并纳入视野,被称为首部全景展现多路红军长征完整历程的电视剧。看过之后再回头想,才意识到我们过去熟悉的长征,其实只是一幅巨画的中心部分,它的边角和纵深,长期留在了大众的视线之外。

不妨先从出发较早、到达最先的那支队伍说起。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全军不过两千九百余人,队伍中有不少十几岁的少年。他们一路转战鄂豫陕,在陕南创建根据地,又西进甘肃牵制敌军,1935年9月率先抵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军团。这支队伍是各路长征红军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也是到达时人数不减反增的一支。军政委吴焕先没能走到终点,他在甘肃泾川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二十八岁。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后,红十五军团打下的劳山战役等胜仗和巩固的地盘,为一支历经万里征途的疲惫之师提供了喘息之地。徐海东拿出部队的经费支援中央红军,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些细节,过去很少进入大众的长征记忆。

再看红四方面军。1935年春,他们强渡嘉陵江,告别川陕根据地踏上长征路,当年6月在懋功地区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会师本是喜事,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段更为曲折的历程。张国焘自恃兵多枪多,反对北上,另立中央,率部南下,结果在川康边遭受重大损失。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因此三过草地,付出的代价远超常人想象。1936年10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随后渡过黄河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浴血苦战,最终失败,大批将士壮烈牺牲。把这段历史讲清楚并不轻松,它涉及路线之争,涉及错误与牺牲,可它恰恰是理解长征何以是“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的关键。真理从来不是在顺境中自明的,它往往要在比较和代价中才被看清。

红二、红六军团的故事同样值得细看。早在中央红军出发之前,红六军团已于1934年8月作为先遣队西征,同年10月在贵州印江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随后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5年11月,他们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了自己的长征,在乌蒙山区与敌周旋,抢渡金沙江,翻越雪山,1936年7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组成红二方面军。在那个关键时刻,任弼时、贺龙等人坚持北上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主张进行斗争,为三大主力最终会师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上面这些还常被归入“长征”的叙述之中,那么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南方游击队,则常常连这个名字都不太会被人联想到。1934年7月,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从瑞金出发,在闽浙皖赣一带转战,后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们兵力单薄,孤军深入,客观上起到了吸引和牵制敌人的作用。寻淮洲在谭家桥战斗中牺牲,部队随后在怀玉山陷入重围,方志敏被俘,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与此同时,项英、陈毅等人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在敌人反复的“清剿”中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在这一时期相继牺牲。这些留下来的人没有走上两万五千里的征途,却用另一种方式守住了革命的火种,日后成为新四军的重要骨干。

还有陕北。长征的终点为什么是陕北,这个问题常常被一笔带过。事实上,正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在西北黄土高原上苦心经营的陕甘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没有这块土地,长征就失去了落脚点,也就谈不上从这里重新出发。令人惋惜的是,谢子长、刘志丹两位都没能看到全民族抗战的展开,先后于1936年因伤病和在战斗中牺牲。

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会发现长征从来不是一支队伍的独行,而是多支力量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完成的一场整体性战略转移。各路红军出发时间不同,路线不同,遭遇不同,有的先行,有的策应,有的牵制,有的留守,有的接应,彼此之间互为依托。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离不开其他各路力量在战略上的配合;而各路红军最终能够会师西北,又离不开党中央确立正确路线之后发挥的统领作用。主线与多线,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相互成全。

这让人想起恩格斯晚年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阐述的“历史合力”思想。大意是说,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由许多单个意志相互冲突、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汇成一个总的合力,推动历史向前。长征正是这种合力的生动体现。只看中央红军,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清晰而壮烈的主线;把多路红军都纳入视野,我们才看到历史运动本身的复杂结构,看到决定性的力量是如何在许多局部力量的交错中生成的。用唯物辩证法的话说,这里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也有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忽视了主线,会失去方向;忽视了多线,会失去真实。

时间跨度的设定同样耐人寻味。该剧没有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收尾,也没有止步于1936年10月的三大主力会师,而是一直讲到1937年1月。这一段时间里,发生了西安事变,国共关系出现历史性转折,党中央随后进驻延安。这样的安排意味着,长征不只被理解为一次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更被放回到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转折之中。长征结束的地方,恰是新局面开始的地方。所谓“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正是在这里获得了完整的含义。

当然,一部电视剧无法也不必承担全部的历史叙述。它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那些曾被浓缩成教科书里的一行字甚至被忽略的人和事,本来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红二十五军的少年兵,三过草地的四方面军战士,怀玉山上的先遣队员,赣南山林里的游击队员,黄土高原上的陕北红军,他们共同构成了长征。把他们重新请回观众的视野,并不是为了冲淡中央红军的意义,而是为了让我们对长征的理解更加立体,更加真实,也更加接近历史本身。

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九十年后再看,这些种子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是因为它们不是从一处播下的。每一路红军都走在各自的绝境之中,又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这或许就是长征给后人最深的启示:真正伟大的事业,从来不是靠某一支队伍、某一个人完成的,而是许多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坚守着同一种信念,走完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段路。

我们今天常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如果这句话还需要一个更具体的注脚,那或许是:不必人人都站在主线上,但每一条支线都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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