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关系的标签化和具体展开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通行话语中，"生产关系"是一个被频繁使用、却很少被真正打开的概念。提起生产关系，人们通常立刻联想到三组固定搭配：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用法中，生产关系仿佛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专有名词——只要把某个社会形态的名称加在前面，这个概念就算被"使用"了。至于它内部究竟包含哪些具体关系、这些关系之间怎样相互联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怎样运动和变化，往往不再被追问。
这种用法可以称为生产关系概念的"标签化"。标签化的后果是用一个标签覆盖全部现实，从而把多种生产关系并存、交织、竞争的复杂局面简化掉了，生产关系从一个需要被分析的理论对象，变成了一个用来归类社会形态的现成标签。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把生产关系当作一个标签。他在《资本论》中花了三卷篇幅，分析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复杂结构——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信用、虚拟资本……每一个范畴都是生产关系的一个侧面、一个环节、一个层次。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同样使用复数表述生产关系：“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这里的关键词是“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的，不是某一种生产关系，而是多种生产关系共同组成的复杂体系。
从横向构成上来说，"生产关系"并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组关系的总和：雇佣劳动关系、资本竞争关系、借贷信用关系、利润—利息—地租的分配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劳动力再生产关系……这些关系之间有主导与从属、核心与外围的区分，不能混为一谈。现实中的任何社会都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小生产、合作社、国有经济等不同于典型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也存在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混合所有制等多种生产关系形式。
以当代中国为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落到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就是一组异质的生产关系共存于同一部社会生产：国有经济内部，是全民所有经由授权经营、出资人制度实现的公有生产关系，劳动者相互间是分工平等的联合关系，产品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按公共积累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规则分割;民营经济内部，是私人资本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劳动、剩余归资本所有者的生产关系;混合所有制企业里，国有股、民营股、员工持股交叉持股，公与私、联合与雇佣的多重关系在同一法人内部并存并相互渗透;此外还有个体劳动者的自主生产关系、合作社中劳动者联合的生产关系、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关系，以及平台上新就业形态与资本之间正在定型中的新型生产关系。它们通过市场交换、资本参股、人员流动彼此连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总和”的当代实在形态：不是几种所有制的静态清单，而是一个相互规定、共同运动的有机结构。
从纵向环节上来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系统阐明：生产关系并非仅指所有制，而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生产关系不能只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一抽象规定。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但它必须通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来实现。四个环节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也构成生产关系总体的运动结构。四个环节中体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都属于生产关系，比如在生产环节，谁指挥谁、谁服从谁、劳动者以何种方式被组织起来、劳动过程受谁支配;在分配环节，谁获得利润、谁获得工资、谁获得利息、谁获得地租，以及凭借什么获得;在交换环节，商品怎样流通、劳动力怎样买卖、资本怎样借贷、信用怎样建立;在消费环节，所有制表现为生活资料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条件——谁能消费、消费什么、消费能力怎样被社会地分配和限制。
因此，生产关系不是单一的"所有制关系"，而是以所有制为基础、在四环节运动中展开出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然而，“总和”并不意味着“均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这一比喻揭示了生产关系结构内部主导性关系与从属性关系的区分：如果说封建社会中，土地是“普照的光”，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染上封建的色彩;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普照的光”，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商业利润都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逻辑。那什么是当代社会“普照的光”?什么是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关系地位和影响的主导性生产关系?
我的答案是金融。
二、金融——当代社会普照的光
为何说金融是当代社会普照的光?
因为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同时又在生产关系的“总和”里居于主导地位，能够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并改变着其他生产关系的特点;金融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金融具有波粒二象性，其本质既有生产力的属性，又有生产关系的属性，这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论述过，在此不再多言。下面讲金融凭什么能够主导生产关系(总和)和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关系。
1、金融对生产关系(总和)的主导及其他生产关系的决定，首先建立在它对资本的垄断性创造之上。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而纯粹的货币只是潜在的资本。资本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通过特定制度安排“创造”出来的。在自然经济时代，各家庭自行积累、自行投资，资本规模极小、组织化程度极低;而在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单个家庭的货币远远不足以支撑大规模投资，必须有某种制度把分散的货币汇聚为集中的资本。这个制度就是金融。可以借“个人”与“军队”的关系来说明：货币如同散处的个人，可以劳动，也可以“躺平”;资本如同组织起来的军队，具有战斗力，可以征战沙场。马克思本人正是这样界定银行制度的特殊使命的。《资本论》第三卷“生息资本”篇指出：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结合成为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这种收集小金额的活动是银行制度的特殊作用，应当同银行在真正货币资本家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作用区别开来。”
请注意马克思的措辞：银行制度的“特殊作用”，恰恰不在人们通常强调的“中介”，而在“把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小额货币结合成为巨额的货币力量”——即创造资本。现代金融体系犹如一国的征兵体系与调兵体系：银行体系汇聚储蓄形成债权资本，资本市场汇聚投资形成股权资本，财政体系汇聚税收形成公共资本。
金融体系还使资本的创造成为一个持续进行的社会过程。《资本论》第三卷分析的借贷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的关系表明：借贷资本家一旦贷出货币，就只保留收取利息的所有权，资本的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全部转归借入者。近代金融体系确立之后，这一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普遍化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安排：储户与投资者把资金交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事实上掌握了资本的创造权、配置权与收益分配权。
至此，支配现代经济的权力主体已经出场——金融体系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制度化组织者。
2、金融对生产关系(总和)的主导及其他生产关系的决定，还体现在它对新增资本的决定性分配之上。
马克思主义考察社会结构有一个稳定的方法论基准。《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指出：
“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
这段话要求我们越过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表面形式，到“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中去发现社会结构的秘密。而“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一语更提示：判定这一关系在当下的形态，必须从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阶段出发。农业社会，最核心的生产条件是土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最隐蔽的秘密”;工业化早期，最核心的生产条件是机器与厂房，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是“最隐蔽的秘密”。
到了信用资本时代，生产资料的存在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类创造的巨大财富已大部分不再以土地、厂房、机器等自然形式存在，而是以货币的形式贮藏于金融体系之中;拥有了足够量的货币资本，就可以随时换取任何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因此必须把生产资料的概念从土地、矿产、机器设备、劳动工具等具体形式，扩展到资本与货币：资本已经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生产资料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即生产资料的抽象化表达。
把这一变化代入“最隐蔽的秘密”的判定标准，就能发现：在当代社会，“资金的掌控者(金融体系)同资金的使用者(实体企业与个人)的关系”，就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关系”的当代形态。没有资金，土地无法开发、机器无法购买、技术无法研发、数据无法采集;资金是所有生产条件的“通用等价物”和“总开关”。掌控了金融体系，就掌握了货币资本，也就间接掌控了土地、技术、数据等一切其他生产条件的实际使用权、支配权与索取权。金融体系由此握有当代社会结构的“命脉”：它决定谁能获得生产条件、以什么代价获得、获得多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开篇对资本权力本质的刻画——“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在当代获得了它最纯粹的制度形态：金融体系不是中性的技术工具，而是这种社会权力的制度化载体。
至此，我们完成了判据的转换：对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的实际支配权已经移向金融，按马克思自己的标准，当代核心生产关系就是融资关系。
3、普照的光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为这一机制提供了经典文本中“总体”的规定：
“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
总体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来实现自身再生产的有机系统。在当代，这种总体化力量的现实载体是金融体系，其“改变色彩”的过程可以逐项检验。
金融体系通过信贷投放、股权融资、债券发行、资产定价等机制，持续地"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公有制生产关系被改变色彩：国有企业被纳入金融考核体系，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市值管理成为硬约束，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它不再是纯粹的“全民所有、全民受益”，而是金融规则约束下的“国有资本运营”。民营经济的生产关系被改变色彩：融资可得性决定能否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融资成本决定利润空间与竞争力，资本市场估值逻辑决定企业主的行为模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底色之上，叠加着金融体系设定的起跑线与赛道规则。个人劳动关系同样被改变色彩：人力资本理论把个人未来收入流折现为当前价值，住房按揭将未来几十年的劳动收入提前证券化，消费信贷把未来消费能力提前变现——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偿还债务、维持信用”的必要条件。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要素被金融化为可交易资产，甚至个人的负债记录成为数字时代的身份。
金融体系不是与公有制、民营经济并列的"又一种生产关系"，而是统摄、改造和重塑各种具体生产关系的那个"有机总体"。它设定了各种生产关系得以存在和运行的"前提条件"，这就是“普照的光”的现实含义：金融“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
三、金融主导生产关系（总和）的机制
金融对生产关系(总和)的主导以及对其他一切生产关系的决定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实现的?
1、资本形态与资本结构重塑生产关系
金融体系创造的从来不是同质的资本，而是不同形态的资本，不同的资本形态对应着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形态资本的比例也构成了一个经济体的资本结构。
先谈形态：债权资本对应“复制型”生产方式——技术已经成熟、市场已经存在，只待资金扩大规模;股权资本对应“创新型”生产方式——技术路线未定、商业模式待验证，需要能够容忍失败、追求长期回报的耐心资本;公共资本则为前两者降低外部成本、拓展市场边界。三者形成动态互补的生态系统：公共资本先行投入基础设施，为债权与股权资本的进入创造条件;债权资本支撑成熟企业扩产，但替代不了股权资本对创新的支持;股权资本培育的新兴产业壮大后，又成为债权资本的优质客户。
再谈结构：流量结构即产业与区域的路线图——资本流向哪里，哪里的产业树才可能生长;形态比例即关系结构的发生器——股权比重上升，合伙式、共治式关系随创业而增殖;债权独大，则契约从属、杠杆纪律与抵押逻辑渗向社会关系的每一个角落;资本的集中速度规定生产关系的集中速度，并购基金与平台融资十年级别的累积，会改写一个经济的所有制地图。生产关系结构由此反作用于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面、产业链的形态面，都顺着资本结构提供的轨道展开。任何一方的缺失或过度膨胀都会导致系统失衡——中国长期“债权过剩、股权不足”的融资结构，正是经济转型受阻的最大制度约束。
由此，资本形态和资本结构成为连接金融与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中介变量：一个社会的资本结构——三种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与配置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生产力结构。改变资本形态和资本结构就改变生产关系的形态和结构，继而改变生产力的形态和结构。新增资本若长期以债权为主，社会可动员的生产能力就被锁在复制与扩产上，难以自发长出引领性产业;反之，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源于金融体系能够长期、大规模地供给探索性资本。
金融体系的设置方式，直接决定一个社会“组织货币、创造资本”的能力与资本形态结构;资本形态的选择，实质上就是生产方式的选择。
金融的主导地位不止于“分配新增资本”，而在于它生产着社会生产借以展开的形式——资本形态选择生产方式，资本结构规定生产力结构，生产力结构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
2、金融从三个维度主导生产关系
金融垄断着资本创造、金融支配着当代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形式、金融塑造着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结构。合起来，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金融是现代生产关系中的主导性因素。《金融元分配理论》把这一判断展开为生产关系的三个构成维度，此处逐一落实其文本依据。
首先，在所有制维度上，金融体系持续地将社会剩余货币转化为新增资本并配置给特定主体，这一过程日复一日地再生产着既有的所有制结构，甚至重塑着它。存量归属只是所有制的昨日定格;所有制的今日及明日形态由新增资本的流向决定。公有企业获得配置，公有制再生产一次;民营企业获得配置，私有制再生产一次;员工持股平台、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获得配置，劳动者联合所有制的幼芽再生长一寸。故所有制的现实构成，不取决于法律文本的静态宣示，而取决于新增资本创造权与分配权的现实归属。
其次，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谁能够获得融资，谁就处于生产的支配地位;谁被排斥在融资之外，谁就只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进一步说，创造股权资本，就创造合作共赢的合伙关系;创造债权资本，就创造风险转移的契约关系。私人资本配置所及，劳动过程从属于价值增殖过程，雇佣与从属支配着协作;社会化的资本(公共资本、员工持股的联合资本)配置所及，人们结成交换劳动与合伙经营基础上的同志式关系，但仍须通过市场形式经营，而非回到行政配给。被排斥在配置之外的主体，只能带着自己的劳动力进入他人的资本组织之下。——融资形态直接生产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
最后，在产品分配维度上，获得资本的形式预先支付了分割剩余的凭证：以债权形式获得资本者按固定利率让渡剩余价值，以股权形式获得资本者按股权比例分享剩余价值，公共资本以公共福利为回报形式;融资成本的高低则圈定了工资与利润较量的场地——普惠导向使实体只缴一薄层“金融税”，就业扩张托举劳动报酬份额;寄生导向则以利息、分红套现与通道租金三重抽取，把成果分配的蛋糕从创造者面前拿走。
生产关系的三大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无一不处在金融的规定之下。
3、元生产关系与元创造、元分配
政治经济学里的“元”我认为含义有三：它是其他生产关系借以设定自身前提的关系——《大纲》“资本章”所谓“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它是矛盾体系中的主要矛盾，其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方面规定着事物的性质;它对应着《导言》“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决定总体内部一切存在之比重的那种关系。
据此，本文正式确立“元生产关系”范畴：所谓元生产关系，指在生产关系结构体系中，掌握着生产条件的创造权与初始分配权、因而规定其他一切生产关系的性质、运行逻辑与发展方向的主导性生产关系。金融体系是当代的“有机总体”(《大纲》)，统摄和改造各种具体生产关系;是“最隐蔽的秘密”(《资本论》第三卷)，因为它掌控着当代最核心的生产条件;是“普照的光”(《导言》)，因为它改变着所有其他生产关系的色彩与特点;是掌握“新增资本”创造权与分配权的元分配主体(《金融元分配理论》)，因为它在时间顺序与权力层级上先于并决定整个生产和分配秩序。
金融即是当代社会的“元生产关系”，金融对新增资本的创造，称之为“元创造”，金融对新增资本的分配，称之为“元分配”。
在此必须澄清一个边界，以防根本性误读。“元生产关系”的“元”，不在于颠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恰恰相反，它是这一原理在信用时代的制度化、可操作化表达。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求金融体系创造出与之匹配的资本形态与资本结构，新的资本形态与结构又改变和调整原有生产关系，进而促进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人类社会发展的长周期、全球视野而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始终是第一性的;而就单一经济体内部的短期运行而言，一国的金融体系设置往往先行地决定了该国的生产关系格局，进而影响其生产力发展。《序言》中“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总和”，本来就是一个由主导环节规定的结构;指出金融是这个结构中的“普照的光”，不是否定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而是为“生产力如何为自己开辟新的生产关系形式”补上了一个原本抽象的中间环节——金融制度变量。正因如此，本文的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不冲突，而且是它在当代的唯一贯彻形式。
四、理论意义
第一，找到了所有制的实现机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性质"，这个命题是对的，但所有制不是静态的归属标签，引入金融作为"所有制的实现机制"之后，所有制变成了一个动态的、可操作的、可调控的过程。现代生产资料所有制持续地生成并实现于金融体系创造新增资本并将其分配给特定主体的过程之中。谁掌握了金融，谁就掌握了新增资本的创造权和分配权，谁就在事实上不断地重塑着所有制结构：若新增资本连年主要流向非公部门，公有制主体地位就会在增量中被稀释;反之，只要配置权掌握在人民国家手中，公有制就在每日的新建中得以巩固。社会主义对所有制的坚持，要相应地从存量归属升级为掌握增量的主导权。承认金融是元生产关系，就是为"所有制决定论"补上了它长期缺失的实现机制，也就是其自身的再生产机制。
第二，贡献了“元生产关系”范畴。“元生产关系”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提供了可操作的层次分析：元关系(设定前提)、主导关系(规定一个体系内的性质)、从属关系、残存与幼芽形态。这一“元—主导—从属”的结构分析，使得此后再追问"当代中国经济结构如何定性"，就不必在多种所有制的名录上逐一举证，只需回答一个问题：资本的创造权与分配权归谁所有，即可讲清。
这一范畴还与当前学界的一个热词作一划界。“新型生产关系”回答的是类型问题——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新关系;“元生产关系”回答的是结构问题——在任何一个关系总体中，是哪一种关系赋予其他关系以形式与比例。正因为元生产关系的存在，通过金融的元分配，才可以塑造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第三，重新树立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核心。金融形态是拜物教的完成形态，在G—G′即“货币—更多货币”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资本与资本家的关系、过程与其自身的关系都“消失不见了”，货币似乎天然就能“生出货币”：利息看似货币的自然属性，利润看似资本的自行产出，地租看似土地的馈赠——《资本论》第三卷所谓“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已成为金融化时代的日常意识。因此，对金融中性论的批判应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批判金融中心论，就是批判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成形态，才能为社会主义金融确立政治性与人民性原则。
第四，确立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可核查判据。判断一个经济体的性质，若只核对存量所有制的比例，会被静止的标签误导，因为标签是存量，流向才是变量。本文提出三个可检验的问题。一问创造权的归属：是否存在国家法度之外自行造资本的通道?影子形态的信用扩张、庞氏式的私募募集、代币化的私人发行，皆在这一问之列。二问配置的程序：新增资本的形态与流向，有无公开的议程与审查，抑或为部门绩效与行业利益所左右。三问剩余的分配：金融凭借元地位获取的超额收益，归于全民共享，还是留存为一个部门的收入结构。三问过关了，多种所有制并存正是社会主义利用资本、驾驭资本的形式;三问不过关，纵然存量标签再红，所有制结构仍在增量中逐日改写。
五、政策启示
第一，改革时序的金融优先。既然金融为一切生产关系设定前提，重大改革的序列表面上千头万绪，实质上只有一个先手：先改金融。前提不改，外围调整事倍功半。中国改革数十年的经验序列——农村搞活之后立刻遇到农产品流通与资金形成问题，工业扩权之后立刻遭遇资本金供给瓶颈，每一轮生产力解放都倒逼一次金融制度供给——在理论上就归结为“第一推动力”命题。这要求把金融改革从“配套改革”的位置，提到“战略先导”的位置。
第二，确立三条元规则。围绕金融的双重权力，社会主义金融需要三条宪法性规则：一是创造权归属规则——资本的创造必须在代表人民的制度框架内进行，一切“体外造资本”(影子形态的信用扩张、庞氏式的私募募集、以代币为壳的私人发行冲动)都是创造权的私有化，其整治不是监管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二是配置公共性规则——新增资本的形态比例与流向结构须有公开的议程与审查，防止配置被行业利益与部门绩效俘获;三是剩余结算规则——金融体系凭借元地位获取的超额收益，应以利润上缴、国有金融资本划转社保等方式归全民共享，金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是全民的公共基金，而非一个部门的收入高地。
第三，三维治理抓手。对应生产关系的三个维度，金融三条元规则，金融治理技术也应有三个维度：资本归属——每年公布新增资本的流向结构(地区、行业、企业规模、人群)，让“所有制的再生产”接受监督;资本比例——把债权、股权、公共资本的目标结构纳入国家规划管理，这就是要推出资本政策;资本收益——融资成本红线、金融收入分配治理与金融套利行为约束，构成金融产品分配维度的护栏，防止金融部门在实体创造的蛋糕上超额分割。
第四，金融的国际延伸。金融已经全球化：美元体系、跨境清算基础设施、关键大宗商品定价权，本质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生产条件分配权”的霸占;制裁与长臂管辖，则是把别国逐出配置序列的暴力。人民币国际化、自主跨境支付体系建设、提升重要商品定价影响力，在本文的语言里就是国家金融的主权工程——金融强国的“强”，是经济自主和政治自主的核心表现。
六、结语
本文的路径是一个三段论：先解剖生产关系“总和”，表明生产关系是多成分的并存结构，而统率总体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在当代由金融担当;再证明金融的创造权与分配权对生产关系总前提的独占，是其成为元生产关系地位的直接原因;最后论证金融主导权地位，说明这种地位如何通过生产关系的三个维度与资本形态和资本结构塑造两个层次，现实地规定其他一切生产关系。
金融不是与公有制、民营经济并列的又一种生产关系，而是统摄、调节和决定各种具体生产关系的构成比例、运行逻辑与发展方向的支配性力量;金融是现代社会的元生产关系，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性质。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的本质、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方向、构建中国自主的金融知识体系，具有根本性的理论意义。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引用和解读，确立了金融本体论——金融是当代生产关系总和中的“普照的光”与“有机总体”，是生产关系中的主导性力量，决定了其他所有生产关系。此文与《金融元分配理论》两文互为表里，共同构成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基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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