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靠什么点燃行业，由谁来递火把，最终又该靠什么兜底
胖东来不是一套能一键复制的连锁模板，却是近年中国实体零售最珍贵的一簇火种。它无法被照搬，却切实撬动了整个行业的价值重估。真正值得追问的，不再是“能不能全国开一千家胖东来”，而是三个更实在的问题：这火种靠什么不熄，由谁去传递，最后又该靠什么保证每一个劳动者都不被落下。
一、靠什么燎原：一套以信任为轴心的底层机制
胖东来的不可复制性，恰恰藏在其最该被学走的东西里——不是那些被反复转发的服务细节，而是一套以人为本、以信为本、以制度为本的闭环经营逻辑。
其一，人本不是福利，是长期主义的经营投资。1999年，于东来把全年1700万元利润的50%直接分给员工。这个举动背后是一套极朴素的商业闭环：企业让利，员工才有安全感;员工稳定，服务才有温度;服务到位，顾客才愿意反复回来。它从根源上破解了传统零售业“压人力成本、服务走形、口碑塌陷”的粗放循环，用真金白银重构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契约关系。
其二，诚信不是成本，是可积累的资产。在多数商超忙着重营销、轻品质、追流量的年代，胖东来把诚信当成核心经营资产来经营：无理由退换、投诉奖励、生鲜去皮称重、品质兜底。这些动作短期看都在加成本，长期看却砍掉了猜忌、信息不对称和维权摩擦。当消费从图便宜转向求安心，无形口碑就转化为复购率与品牌黏性。
其三，真正让它不依赖个人的，是制度。外界常把胖东来的成功归结为于东来的人格魅力，但撑起组织生命力的是那套动态更新的操作手册，覆盖采购、服务、售后、品控、管理全流程，把优质服务与诚信准则从个人自觉变成组织本能。好体验因此具备稳定性与可延续性，企业也真正摆脱了人治依赖症。
二、为何难以燎原：两处绕不开的结构性硬伤
胖东来能点亮行业，却难以快速普及，问题不在执行力，而在两处结构性矛盾。
硬伤一，它动了传统商超的盈利根基。国内传统商超长期靠渠道经济吃饭：进场费、堆头费、促销费，加上占用供应商账期，本质是在上下游之间赚中间差价。胖东来恰恰反其道而行：取消各类后台费用、实行现款现货、主动兜滞销风险，把利润空间还给供应商与消费者。这不是改良，而是自我革命。永辉是最直观的样本：一年整改中淘汰过半尾部供应商，2025年仍亏损25.52亿元，门店由775家精简至392家，单店改造成本达千万级。这种先失血、再造血的阵痛，绝大多数企业无力承受。
硬伤二，精细化与规模化天然相互拉扯。极致的人本服务与严苛品控，依赖可控的管理半径与稳定的运营密度。胖东来深耕许昌、新乡三十年，只布十余家门店，靠小而稳换取管理无死角、服务不打折。而全国连锁动辄数百上千家门店，地域、人员、供应链差异被无限放大。稳态深耕打磨出来的效率与温度，一旦被塞进极速扩张的机器里，很容易演变为成本倍增、标准失衡、管理失控。
三、谁来推动燎原：三方错位协同，而非一家独扛
模式的行业普及，从来不是胖东来一家的自我输出，而是政府定方向、企业自救、源头退守三方各就各位的结果。
第一，政府定调，把企业经验抬升为行业规范。2025年12月，商务部副部长公开提出全国零售行业学习胖东来先进经验;2026年7月，商务部联合九部门印发文件，将去皮称重、无理由退货等做法纳入国家级行业指导政策。许昌则顺势把企业IP转化为城市消费名片，为模式推广搭出样板场景。
第二，企业自救，真正落地转型的，是那些不改就活不下去的人。步步高引入帮扶体系后，整改门店客流最高增幅超300%，春节销售额同比增3至6倍;永辉由叶国富牵头成立专项改革小组，部分整改门店开业次月即盈利。它们的共性很清楚：旧模式已经失效，变革不再是“想不想”，而是“不改则亡”。
第三，胖东来退守，它选择做鲇鱼，不做连锁帝国。2026年8月，于东来明确官宣：未来三年停止一切对外帮扶、退出行业峰会论坛;2030年后逐步收缩经营，转向商业文化研究。胖东来的自我定位从来不是行业龙头，而是那条激活死水的鲇鱼。加之永不上市、不盲目扩张的铁律，从根上堵死了模式泛滥的可能。
四、政府不应到此为止：不能做拨一下动一下的桐油灯
商务部组织各地商店老板到许昌、新乡学习，做的是定调加办班。但组织观摩只解决了“看见”，解决不了“算账”和“落地”。更要紧的是，推广一种经营模式，最怕的就是政府变成老话说的桐油灯，拨一下才亮一下，不拨就暗着。办一次班、发一份文件、领导讲一次话，灯就亮一阵;风头过去，各地台账照旧、工资单照旧，灯又暗了。燎原靠的不是一阵一阵的亮光，而是持续供得上的能量。
其一，把“学”变成可考核的行业标准，而不是一次性参观。商务部文件吸纳了去皮称重、无理由退货等做法，这是好开端。但标准要落地，得有配套的认证或分级机制，比如把员工薪酬占比、供应商账期、退换货执行率纳入零售企业评级，让学没学有可衡量的抓手，而不是靠老板回去开一场分享会。
其二，用政策工具对冲转型的失血期。永辉式调改的痛点在现金流：砍后台费用、淘汰供应商、单店千万级改造，中小企业根本扛不住。政府可以做的，是对完成用工规范化、账期规范化的企业给予税收抵扣或贴息贷款，把先失血的代价分担一部分。这不是补贴胖东来，是补贴转型本身。
其三，把劳动者一侧真正拉进牌桌。胖东来模式的核心是对员工让利，但这一条最难靠企业自觉推广。政府能推的，是最低工资执行、社保覆盖、集体协商机制的落地，这些是初次分配的事，比任何观摩都更能让普通员工受益。
其四，防止“学胖东来”变成新一轮形式主义。最该警惕的，是各地一窝蜂挂标语、搞评比、拍宣传片，服务细节照抄、工资单不动。政府定调之后，更需要监督学没学到内核，而不是统计开了多少场学习会。
这四件事的共同点是：都不能靠一次动员完成，都得有常设的机制、固定的责任部门、可查的进度。桐油灯的毛病不在油不够，在于没人负责持续拨灯芯。观摩是点灯，标准是灯芯，政策兜底是灯油，监督考核是有人按时拨灯。四样齐了，灯才不用等谁来拨。
五、为富不仁不能听之任之：平台必须对劳动者负责
比学不学胖东来更底线的，是有些事根本不该等到企业愿意学才做。部分商家为富不仁，政府绝对不能听之任之。
第一，凡存在劳动关系的平台，必须承担劳动者的社保缴纳责任。这不是福利，是法定义务。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写得清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问题不在于法律有没有写，而在于大量平台通过众包、外包、诱导注册个体户等方式规避劳动关系，把社保成本甩给劳动者自己。2026年的政策走向已经很清楚：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提出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模式;人社部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平台通过多层转包、诱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方向对了，但“鼓励”和“禁止”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需要执行来填。
第二，政府不能把平台当幺儿子护短。面对国外政府的处罚，帮本国企业说几句话，有情可原。但在国内，面对劳动者权益，政府必须理直气壮地站在老百姓一边思考问题、说话、处理问题。这不是“针对企业”，是政府的基本立场。
党中央国务院在朱镕基同志讣告中向全党全国发出的号召，写得清清楚楚：“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这段话放在今天讨论平台用工问题上，每一句都对应着具体的追问。面对平台用众包、外包、个体户注册把劳动关系一层层包起来，敢不敢说真话——承认这就是规避用工责任，而不是含糊其辞地叫“新业态”?面对平台以“就业”为筹码向地方施压、以“撤走投资”为威胁换取监管松手，怕不怕得罪人——是站在几百万骑手的社保卡一边，还是站在招商指标一边?面对大平台在地方享有的各种“绿色通道”“特事特办”，搞不搞特殊化——法律规定的社保义务，对中小企业是一把尺子，对平台巨头是不是另一把尺子?
“挑重担子、啃硬骨头”这八个字，放在平台监管上尤其贴切。平台用工的社保问题之所以拖了这么多年，不是因为法律没写，不是因为技术做不到，而是因为这是一块硬骨头——动了它，平台利润要缩水，地方就业数据可能不好看，监管要面对企业的反弹。啃硬骨头，啃的就是这个。容易的事不需要号召，需要号召的从来都是难的事。
问题很清楚：老百姓好，大家都好。骑手有了社保，看病不再硬扛，家庭不因一场病返贫，消费才有底气，内需才转得起来。这不是给企业加负担，是给整个经济循环补上最基础的那块短板。一个骑手每月多几百块医保，换来的是他敢去医院、他的家人少一分焦虑、他在这座城市多一分安定。这笔账，比任何招商数据都实在。
朱镕基同志讣告里那句话，不是一句悼词，是一把尺子。量一量政府工作人员在平台用工问题上站的位置，就知道“人民的公仆”这四个字，有没有落到工资单和社保卡上。
六、最终的落脚点：法律的强制性
前面五节讲的是“应该怎样”，这一节讲的是“凭什么必须怎样”。答案是：靠法律的强制性。
胖东来值得学，但胖东来式的对员工好，不能只靠老板的个人觉悟。觉悟是稀缺品，靠不住;法律是公共品，靠得住。一个于东来可以凭良心给员工分五成利润，但全国几千万平台劳动者不能等着下一个于东来。道德感召能点亮一两家企业，只有法律的强制性才能兜住一个行业。
法律强制性要真正落地，得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把劳动关系认定从模糊地带拉进清晰地带。平台规避社保，核心手法就是制造“不是劳动关系”的假象。法律要做的，是把认定标准从形式要件转向实质要件：不看合同写的是什么，看实际管理是什么。谁派单、谁定规矩、谁考核、谁处罚，谁就是用人单位。这一条清晰了，众包外包个体户的层层包装就包不住责任。
二是让违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现在一些平台敢规避社保，是因为算过账：被查到了补缴，查不到就省下。法律要改的是这笔账。欠缴社保要有可执行的滞纳金和罚款，严重规避的要追究到责任人，不能“补了就行”。只有当规避社保的代价高于老老实实缴纳的代价，企业的理性选择才会转向守法。
三是把劳动者的维权门槛降下来。劳动者不敢主张社保，是因为怕丢工作、怕打不起官司。法律要给的，是便捷的投诉渠道、可用的举证规则、有效的集体协商权利。社保争议不该让一个骑手独自去和一家平台的法务部对抗。
说到底，推广胖东来模式，最终考验的不是有多少老板愿意学，而是法律能不能让不学的企业付不起代价。观摩是让火种被看见，政策兜底是给转型留缓冲，而法律的强制性，是确保每一个普通劳动者不被落在火光照不到的地方。老百姓好，大家都好——这句话要成真，靠的不是良心发现，是法律较真。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