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7日，法国数十万民众因物价上涨和公共服务恶化走上街头，抗议的直接导火索是政府公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计划节省约430亿欧元，冻结公务员工资和大部分养老金，压缩地方政府与医疗支出。
这无疑是要砍断普通劳动者赖以维持生活的最后几根支柱。于是，80万法国人民走上了街头，其中涉及工人、教师、医护、农民、学生等多个群体。
然而，利摩日那座建成于1883年、1975年被列为历史地标的市政厅在火光中坍塌了屋顶和三分之二的外墙，当地官员称之为“文化遗产的灾难”。巴黎的奢侈品门店和苹果店被洗劫，香榭丽舍大街的商店被砸、汽车被焚。马克龙随即表态“绝不容忍暴力”，总理勒科尔尼宣称政府“不会受到暴力的恐吓”。
于是，一个熟悉的叙事套路重现了：正义的抗议被“暴力”遮蔽，社会对公共服务崩溃的愤怒被置换为对“暴徒”的谴责，而那份把人们逼上街头的预算案本身却悄然退到了幕后。法国官方媒体这样宣传也就算了，我们国内的社交媒体也充斥着这样的腔调，一群看客称这是“老区传统”，“法国这是把烧市政厅当成季度KPI了吧”、“这法国人是把烧家当成传统节日了吧”……
电影《让子弹飞》里有一段情节：黄四郎让手下戴上麻匪同款麻将筒子面罩假扮麻匪，夜里去抢百姓、干坏事，然后把锅甩给真麻匪，让百姓不再信任张牧之。
在电影里，这是一种隐喻，中国观众很容易联想到这里面的深意;而在法国的情境里，这种机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隐喻了。
网络上的一段现场视频显示：一名“示威者”向消防车投掷石块，随后他被其他示威者一顿暴打，其他示威者指控这个扔石头的示威者是便衣法国警察。
2018年黄马甲运动期间，France24的事实核查承认，视频中确实出现了身着便衣、部分戴滑雪面罩的警察出现在香榭丽舍大街。“黑群”(Black Bloc)现象以及便衣警察混入示威队伍的操作已经成了法国资产阶级应对抗议的惯常操作。
而这一次，同样有证据显示便衣警察和情报人员“在抗议运动中活动，包括使用‘挑衅者’——鼓励抗议者采取更暴力行动的渗透者”。这些渗透者未必需要去点燃利摩日市政厅，他们只需要制造一种氛围把一场以社会需求为起点的运动，拖入混乱和暴力，从而彻底搞臭这场抗议，让“恢复秩序”成为其他法国人的普遍诉求就行了。
当然，一场正义的运动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被“扮成”和“搞臭”?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法国这场抗议有规模，也有跨阶级的广度，但仍旧没有统一的革命政治纲领，没有一个自觉的先锋组织把分散的不满提升为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反抗。如果运动没有能力把“反对削减”转变为“反对让削减成为必然的那个制度”，它就为“扮成他们”留出了空间：一群没有自觉政治方向、没有充分组织动员的群众，面对一群精通象征操作的国家机器，后者只需要几个“戴面罩”的人，就足以把前者的道义消耗殆尽。
不可否认，运动中的搞破坏的主力无疑是那些流氓无产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流氓无产阶级定义为“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进一步把他们描述为由各阶级淘汰分子组成的、可以被任何势力收买来充当打手的群体。
当代法国的“黑群”当然不完全等同于19世纪的流氓无产者，其中不乏真诚的激进分子。但问题的要害不在于给纵火者做身份分析，而在于当运动缺乏自觉的领导时，流氓无产者的行为方式就会从内部接管运动的表象，并最终定义运动在公众眼中的面貌。国家机器甚至不需要制造全部的暴力，而只需要确保暴力的可见性压过诉求的可见性。电视里反复出现的利摩日市政厅火焰画面，远比一份预算案辩护说辞有力。
法国人民需要的不只是对预算案说“不”的勇气，还需要一个能够把“不”变成另一种社会逻辑的自觉力量。
而在那之前，每一个把利摩日火焰当作笑话来转发和嘲笑的看客们，实际上都是在为黄四郎的假面免费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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