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大国最近又出了一份热气腾腾的文件，五部门联合部署“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消费投资良性互动”。大意是要把商场翻新一遍，把景区拾掇一遍，把停车场扩容一遍，把5G和千兆光网铺进每一个消费场所。文件用语恳切，愿景动人，字里行间仿佛已经浮现出消费者摩肩接踵、收银台前排起长队的繁荣图景。
先看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照。该国商业营业用房开发投资自2016年以来持续下滑，2024年前三季度完成额仅5389亿元，已经跌回2011-2012年的水平;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超过两成，待售面积则趴在1.4亿平方米的历史高位上，去化周期一度逼近30个月。也就是说在文件号召“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之前，市场自己已经在用脚投票：商场盖得够多了，空着的也不少，再盖下去，恐怕不是“补齐短板”，而是给空置率再添一把柴。然而政策的反应不是停下来问一句“为什么没人来”，而是卷起袖子接着盖--这种执着，颇像一个医生面对食欲不振的病人，不去查肠胃，却忙着给餐厅换吊灯。
当然文件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商场旧了该翻新，景区破了该修整，停车位少了该扩容，这些都是实话。问题在于这些实话回答不了真正的拷问：设施建好了，谁来消费?拿什么消费?
任何一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归根结底不取决于商场里装了多少部自动扶梯，而取决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口袋里有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货币。该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究竟几何，数据讲得很诚实。按收入法核算，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长期在52%上下徘徊。乍看不算太低，但必须注意，这个宽口径的“劳动者报酬”把个体经营者的混合收入、部分资本性收益乃至各类转移性收入统统算了进去。如果只看最直接的工资总额，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仅在15%-16%的区间。换句话说庞大的经济产出中，真正以“发工资”形式流到工薪劳动者手里的部分，薄得令人发指。
而资本这一端，则是另一番景象。2024年，某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回升22%，员工薪酬总额只涨了4.1%;2025年利润再创新高，人均薪酬涨幅也不过2.6%。农民工实际工资2025年增速仅为2.3%，创下疫情以外年份的新低。企业利润的波动像过山车，而工资的曲线像一条被压平的缓坡。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道德问题，而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在分配端的日常表达：利润归资本，工资归劳动;资本收益可以随资产价格和成本压缩而跳升，工资却要经过就业压力、议价能力和生活成本的层层盘剥，才能勉强挪动一步。
劳动者拿到这点工资之后，还要先还债。2024年末该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高达64.7%，个人住房贷款余额52.6万亿元，占家庭负债总额的68.4%，4.82亿人背负房贷。城镇负债家庭的负债收入比达到137.9%，月供占收入一半以上的家庭绝非少数。于是出现了一个荒诞的循环：劳动者被鼓励去消费，但可支配收入在还完房贷、车贷和消费贷之后所剩无几;消费不足导致企业盈利承压，企业便进一步压缩用工成本;工资增长越慢，消费能力越弱;消费越弱，政策越着急，于是再推一轮基础设施投资和“扶持民营企业”。每一轮政策都号称要“释放消费潜力”，但每一轮释放出来的，似乎主要是资本的潜力。
表面上看，冲突有很多：供给端商业设施过剩与消费端客流不足的对立;线下商场空置与线上平台扩张的悖逆;大资本、平台资本与中小商户争夺存量流量的博弈;城市消费设施升级与农村流通短板的背离;民间投资意愿低迷与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冲突的抵触;短期投资刺激与长期分配结构改革滞后的错位。凡此种种，都可以在文件文本和统计数据中找到对应的注脚。
但真正的主线只有一条：社会生产供给能力的持续扩张，同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对抗。即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冲突。该国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024年仅为39.9%，而44个主要经济体的均值是52.8%，差了将近13个百分点。一个生产了全世界大量工业品的经济体，自己的居民却只消费掉产出中如此有限的一部分，这不是“消费场景不够丰富”能解释的。商场可以建得美轮美奂，但如果消费者的钱包是瘪的，再美的中庭也不过是供人散步的空调空间。
那么这一主要冲突的主要方面在哪里?不在流通领域，不在消费场景，也不在“消费信心”这种心理学词汇里，而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初次分配结构之中。劳动者不占有或极少占有生产资料，只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工资由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和劳资力量对比决定，而资本收益则由利润、租金和资产增值决定。这两条曲线长期背离，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生产力越发展，资本积累越庞大，可以被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越多;但劳动者的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资本收益的增长，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能力远远落后于可以无限扩张的供给能力。商场里货架越满，仓库里库存越高，生产线转得越快，这个断裂就越刺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文件的政策逻辑呈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错位。它把“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当作“改善消费供给、促进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把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扶持民营企业投资作为主要着力点。这本质上仍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旧药方：需求不足，就用投资来填;私人投资不积极，就让政府引导、让社会资本跟上。可是凯恩斯主义有一个隐含前提，即投资最终会通过就业和工资转化为消费。如果工资份额本身被压在低位，投资越扩张，产能越过剩，利润越集中，劳动者分到的比例越不见涨，那么投资所创造的新增供给，只会让下一轮的“需求不足”更加深重。用盖商场来解决逛不起商场的问题，用修停车场来解决买不起车的问题，用扶持民营企业来解决劳动者工资增长乏力的问题-—这套逻辑的每一步都自认为在解决问题，实际上每一步都在把问题从流通领域推回生产领域，从“消费场景不足“推回“分配结构不改”。
民营企业在这套结构中的位置也颇值得玩味。文件对民营资本寄予厚望，希望它们积极投身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然而数据表明，2024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0.1%，私营工业企业利润仅增长0.5%，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为3.8%，而国有企业、央企仅为2.81%。民间资本不是不想投，而是在需求不足、回款拉长、利润微薄的环境下，投出去的钱看不到消费者买单的希望。政策一边说要“破除隐性壁垒”“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一边继续把扩大消费的期望寄托在资本的投资意愿上，这就像请一位已经吃不饱饭的厨师去操办宴席：厨师自己都饿着，宴席做给谁吃?
更讽刺的是文件中那些真正带有“公共”色彩的举措-—社区养老设施、日间照料、助餐助浴、农村流通网络、景区公共服务--无一不需要持续财政投入和劳动者收入的同步提升。但这些内容在整份文件中更像是点缀，真正被置于中心的是“设备更新”“投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这恰恰暴露了政策在阶级视角上的盲区：它把劳动者主要看作“消费者”，把民营企业主要看作“投资者”，却始终不愿意把劳动者看作“分配关系的当事方”。只要劳动报酬份额不改变，只要工资增长继续跑输利润和资产收益，只要居民收入在还完房贷之后所剩无几，那么再漂亮的消费基础设施，也不过是给一个贫血的人换一套更体面的西装。
所以该国市场经济持续低迷、内需不足，根源不在于商场不够新、景区不够便利、停车场不够多，而在于广大的劳动者被剥夺了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工资增长远远低于资本收益的增长，有限的消费能力远远落后于可以无限增长的生产力。该政策措施却继续沿着凯恩斯主义的路径，以扩大投资、更新设施、扶持民营企业来“拉动消费”，这等于在一条已经淤塞的河道里继续加宽河面，却不清理上游的堵塞。水不会因为河面变宽而流得更畅，消费也不会因为商场变新而自动扩容。
设施可以更新，文件可以下发，会议可以召开，数据可以修饰。但工资单不会配合演出，房贷不会因为政策号召而减少，劳动者的钱包也不会因为商场多了一部扶梯就鼓起来。在一个劳动者尚未真正成为生产资料主人、分配结构尚未向劳动倾斜的经济体里，用投资端的忙碌去回应消费端的疲软，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商场越亮，钱包越暗;投资越多，过剩越重;文件越厚，内需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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