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一书彻底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揭露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其实是人民之敌的真面目，阐明了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的光辉思想，并规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
这本书写于1894年(第一编在4月脱稿，第二、三两编在夏季脱稿)。
列宁早在1892-1893年住在萨马拉的时候，就开始写这本书。他在萨马拉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中宣读过一批论文，激烈地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瓦·沃·(沃龙佐夫)、米海洛夫斯基、尤沙柯夫和克利文柯等。这些论文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的准备材料。
列宁的这本书是分编出版的。第一编于1894年6月在彼得堡用胶印版刊印。1894年7月，第一编又用胶印版印过第二版;同年8月和9月，阿·阿·甘申先后在哥尔克(弗拉基米尔省)和莫斯科把第一编和第二编刊印约一百份;同年9月，安·亚·瓦涅也夫在彼得堡用胶印版把第一编刊印五十份(这已是第四版)，同时还把第三编刊印约五十份。1894年切尔尼果夫省波尔兹纳县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曾用胶印版刊印过《什么是“人民之友”》。这本书的第二编至今没有找到。
《什么是“人民之友”》在俄国国内外广泛流传，劳动解放社以及其 他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都很熟悉这部著作。
这本书的第一编和第三编胶印本是1923年初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档案中发现的，差不多与此同时又在列宁格勒国立谢德林图书馆里发现。
1936年又发现了1894年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的新的胶印本。这份胶印本中包含有列宁显然在国外准备刊印此书时亲笔加进的许多文字上的修改。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第一编
[可以阅读《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摘录]-第一编 | 精选好文——编者注]
第三编(摘录)
[可以阅读《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摘录]-第三编 | 精选好文——编者注]
附录三
1894年春夏
我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了解是指马克思主义者本身而言。说到这里，不能不指出一点，就是我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合法刊物上叙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简直把马克思主义缩小和曲解得不成样子。这是什么叙述!只要想一想，需要怎样毁损这个革命学说，才能用削足适履的办法使它适合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
而我国的政论家竟欣然这样干：他们所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归结起来几乎就是这样的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怎样经历着辩证的发展，怎样变为自己的否定，然后又怎样社会化。他们以庄重的姿态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纳入这个“公式”中，不谈它的社会学方法的一切特点，不谈阶级斗争学说，不谈研究的直接目的，即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来推翻这种形式。毫不奇怪，得出的必然是一种这样喑淡和狭隘的东西，以致我们的激进派也要对贫乏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惋惜。当然呵!如果在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横行时代可以尽量确切而完备地叙述马克思主义，将它的结论全部说出，那么，这个专制制度和这种反动势力就会不成其为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了!如果我国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即使是根据德文书籍)，他们也许会羞于在受检查的刊物上 这样毁损马克思主义。既然无法叙述这个理论，你们就别开口，或者声明一下，说你们远没有道出全部内容，说你们把最重要的东西都删去了。但为什么只叙述一些片段，却大喊大叫狭隘性呢?
要知道，也只有这样才会闹出只有在俄国才闹得出来的笑话：把一些根本不懂阶级斗争，不懂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必然的对抗，不懂这种对抗的发展，不懂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的人算做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一些简直提出资产阶级方案的人也算做马克思主义者，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有时也说过“货币经济”及其“必然性”等等一类的字眼，而承认这些字眼是马克思主义者专用的字眼，是需要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样的机智的。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 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所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这几乎是谁也不能怀疑的。 可是还没有人试把这些关系当做根据来进行这种批判。——编者注]和革命的”。后一品质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见马克思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编者注]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即善于客观地表述这个斗争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某一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完全地最后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
试把“我们著名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他的“批评”中所叙述过所攻击过的那套平庸的胡说和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为什么竟有人以“劳动阶级思想家”自命，同时又只以……“磨光了的铜钱”(我国政论家抹去了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华把它变成了这样的铜钱)为限哩。
试把那些也是以想做劳动者的思想家为出发点的我国民粹主义作品，那些论述我国一般经济制度特别是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作品，拿来和这个理论的要求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社会主义者怎能满足于只是研究和描写灾难并就这种灾难进行训诲的理论哩。不把农奴制度看做产生了某种剥削、某些对抗阶级、某些政治法律等等制度的一定经济组织形式，而只把它看做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对待农民的不公平。不把农民改革看做某些经济形式和某些经济阶级的冲突，而把它看做不顾最善良的愿望因而错误地“选定了”“不正确道路”的长官的措施。不把改革后的俄国看做具有某种发展趋势的一定的对抗性生产关系体系，而把它看做脱离正道因而给劳动者造成灾难的偏向。
不过，现在这个理论的丧失信用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俄国社会主义者愈是迅速了解在现代知识水平上不能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革命理论，愈是迅速施展其全部力量来把这个理论运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于俄国，则革命工作的成功就会愈有把握，愈加迅速。为了清楚地说明“人民之友”先生们号召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影响“人民”来“创立”正常的真正的工业等等，是怎样败坏着现代“俄国贫乏的思想界”，我们且引证那些思想方式根本与我们不同的人们，即那些是民意党嫡系后裔的“民权党人”所做的评论。请看1894年“民权党”出版的小册子《迫切的问题》。
有一类民粹主义者说：“不管怎样，即使在获得广阔的自由的条件下，俄国也不应该放弃它的足以保证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独立地位的经济组织”;“我们需要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有步骤有计划的经济改革”。民权党人给了这类民粹主义者有力的驳斥后接着说：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辩护人，更不是资产阶级理想的崇拜者，但是假如厄运要人民有所抉择，或是在地方官热心保护经济改革不受资产阶级侵犯的条件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改革’，或是在政治自由基础上，即在保证人民能有组织地保护自己的利益的条件下使资产阶级存在，那末，我们认为人民选择后者是绝对有利的。现在我国并没有要把人民的表面独立的经济组织予以取消的‘政治改革’,可是存在着到处都照例认为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东西，这种政策表现为极粗暴地剥削人民的劳动。现在我国既没有广阔的自由，也没有狭隘的自由，可是存在着各立宪国家的地主和资本家已不再梦想追求的对等级利益的袒护。现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参加国家管理上，社会人士被拒绝于千里之外，可是存在着要求政府用万里长城来防护自己利益的纳依捷诺夫、莫罗佐夫、卡兹、别洛夫[纳依捷诺夫、莫罗佐夫，卡兹和别洛夫都是俄国莫斯科工商业资本家。——编者注]之流的先生们，以及居然要求按一俄亩一百卢布的标准来享受无利贷款的‘我国忠诚贵族’的代表人物。他们被邀请参加各种委员会，他们的言论总是被人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在国家经济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起着决定的作用。可是，有谁在什么地方替人民说话呢?是不是那些地方官呢?不是为人民才打算成立农业劳动队吗?现在不是公然近于厚颜无耻地说给予人民份地只是为了纳税和服役，象沃洛格达省省长在其通令中所说的那样吗?这位省长所表述出来并大声说明的，不过是专制制度(或者正确些说，官僚专制制度)在其政策中必然实行的办法罢了。”
不管民权党人对“人民”(他们想要维护它的利益)的看法，对“社会”(他们继续认为它是值得信任的保护劳动利益的机关)的看法是怎样的模糊，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民权党”的成立是前进了一步，是要最后抛弃“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的幻觉和梦想，是要大胆承认现实的道路，并循着这种道路来寻找进行革命斗争的成分。这里明白地显露了要成立民主主义政党的意向。我只说“意向”，是因为可惜民权党人并未始终不渝地贯彻他们的基本观点。他们仍然在说要和社会主义者统一和联合，却不愿了解：把工人卷入单纯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不过是使工人知识分子脱离工人群众，使工人运动软弱无力，因为工人运动只有在从各方面尽量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与反资本仆役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强有力的运动。他们不愿了解：要达到“联合”一切革命分子的目的，最好是使各种单独利益的代表人物分别组织起来[他们自己也反对相信知识分子的神通广大，他们自己也说必须使人民自己参加斗争。为此就必须把这个斗争与一定日常利益联系起来，因此必须把各种 单独利益区别开来并将其分别卷入斗争……如果拿一些只有知识分子才了解的赤裸裸的政治要求来遮掩这些单独利益，那岂不是又向后倒退，又只限于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斗争吗?而这种斗争的软弱无力是刚才承认过了的。——编者注]，并由各个政党在一定的场合采取共同的行动。他们至今还把自己的党叫做“社会革命党”(见“民权党”1894 年2月19日宣言)，虽然他们只限于政治改革，小心翼翼地回避我 国“麻烦的”社会主义问题。一个这样热烈号召反对幻想的党本来 不应该在自己的“宣言”上一开头就把人引到幻想中去，本来不应 该在只有立宪主义的地方谈论社会主义。可是，再说一遍，不注意民权党人出身于民意党人的事实，就不能评价民权党人。因此不能不承认，他们用单纯政治纲领来论证与社会主义无关的单纯政治斗争是前进了一步。社会民主主义者竭诚希望民权党人获得成功，希望他们的党成长并发展起来，希望他们与那些站在现存经济制度的基地上、其日常利益真正和民主主义有着极紧密联系的 社会成分更加密切地接近起来。
“人民之友”的调和主义的、畏首畏尾的、沉溺于感情和梦想的民粹主义，将因遭到两面夹攻而无法长久支持下去：一方面是政治激进派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居然对官僚表示信任，不了解政治斗争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攻击他们，因为他们虽然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懂劳动者受压迫的原因和现今阶级斗争的性质，但却企图用几乎是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出来说话。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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