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联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它在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所犯的主要错误的直接继续。
我说反对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指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如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权问题，工业化问题，党的机关和党内“制度”问题等等。
党的出发点是：在党的一般政策中，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中，不能把工业跟农业分割开来，这两个基本经济部门的发展，必须循着使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互相配合互相结合的路线进行。
由此就产生了我们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即通过不断改善劳动群众包括基本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展开工业化的主要基础)来实现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是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不同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通过劳动阶层的千百万群众贫穷化来实现的。
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主要缺点在哪里呢?在于它使工业化的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脱节，使国内矛盾尖锐化，使千百万工农群众贫穷化，它不是把利润用于改善国内最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而是用于资本输出并扩大国内外资本主义剥削的基地。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的主要优点在哪里呢?在于它使工业化的利益和居民中劳动阶层的基本群众的利益趋于一致;在于它不是使千百万群众贫穷化，而是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是使国内矛盾尖锐化，而是缓和并克服这些矛盾;在于它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增加国内市场的容量，从而建立展开工业化的牢固的内部基础。
由此就产生了基本农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的直接关心。由此就产生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具体地在国家的工业化方面，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由此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首先是经过农民的普遍合作化)的思想，工业对农业起领导作用的思想。
由此就产生了我们的税收政策，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照顾到保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经济合作的利益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利益。
反对派联盟却正相反，它把工业和农业对立起来，并走上使工业脱离农业的道路。它不懂得也不承认，忽视农业利益，损害农业利益，就不能推进工业。它不懂得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中枢，农业是我国工业可藉以发展的基地。
由此就产生了把农民经济当做应受无产阶级国家“剥削”的“殖民地”的看法(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由此就产生了惧怕丰收的心理(托洛茨基)，似乎丰收是会破坏我国经济的一种力量。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的独特政策，这种政策走上了使工业和农业间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的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方法的道路。
例如，不妨听听反对派联盟的首领之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话。他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
“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仰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相反地，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愈发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就愈要减少自己的产品和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价程度，即减少对后者的剥削，——其社会主义积累的重心就愈要转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基础上去，就是说，愈要仰赖于本国工业和本国农业的剩余生产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法则”一文，载于一九二四年“共产主义科学院通报”第八期)
几乎无须证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走上了使我国工业利益和我国农民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道路，——因而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道路。
我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农民经济看成“殖民地”，企图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造成一种剥削关系，这样就是破坏，企图破坏(自己没有了解到这点)任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我断言，这种政策跟党把工业化事业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经济合作基础上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
托洛茨基的情形也是这样，或者说几乎是这样。托洛茨基害怕“丰收”，大概他以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丰收是一种危险。
例如他在四月全会上曾经说：
“在这样的条件下(托洛茨基说的是现时不按比例的条件。——斯大林注)，丰收，即农业剩余商品数量的可能增加，会成为使经济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速度不能加快的因素，相反地，会成为破坏经济，使城乡关系尖锐化的因素，而在城市里则成为使消费者和国家的关系尖锐化的因素。从实际上说，丰收在缺乏工业品的情况下就会意味着把更大数量的粮食蒸馏为私酒，延长城市居民购买粮食的行列。从政治上说，丰收就将意味着农民反对对外贸易的垄断即反对社会主义工业。”(中央四月全会的会议速记记录，托洛茨基对李可夫的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第一六四页)
只要把托洛茨基的这个荒谬已极的声明和列宁同志在商品极端缺乏时期说丰收就是“救国”的声明对照一下，就会明白托洛茨基的声明的全部错误了。
看来托洛茨基不承认我国工业化只有经过逐渐改善农村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才能实现这个原理。
看来托洛茨基认为我国工业化必须经过某种所谓“歉收”来实现。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关于提高出厂价格、对农民课重税等等具体建议，这些建议不是使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合作得以巩固，而是使这种合作瓦解;不是为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领导权准备条件，而是使这些条件遭到破坏，不是使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而是使它们分离。
现在简单谈谈农民分化的问题。大家知道，反对派对于分化的加剧大吵大叫，张皇失措。大家知道，对农村小私人资本的增长，谁也没有像反对派那样张皇失措。但是，实际情形究竟怎样呢?实际情形是这样：
第一、事实表明，农民中的分化在我国是以完全独特的形式进行的，就是说，农民分化不是通过“冲刷”中农，相反地，是通过大大缩小两极来加强中农的，而且像土地国有化、农民的普遍合作化、我们的税收政策等等因素也不能不给分化本身造成一定的范围和限制。第二(这一点是主要的)、我国工业发展这个决定性的事实正在盖过并超过农村里小私人资本的增长，我国工业正在巩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阵地，它是所有一切形式的私人资本的主要解毒剂。
看来对农村里私人资本仍然大喊大叫和张皇失措的“新反对派”并没有看到这些情况。
给反对派提一提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也许不是多余的。列宁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大生产状况的种种改善，若干大工厂的可能开工——将使无产阶级的地位如此巩固起来，以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使在滋长也没有什么可怕了。应该怕的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的滋长。应该怕的是极严重的饥荒、生活贫困、粮食缺乏的情况继续太久，这种情况已使无产阶级变得完全软弱无力，使无产阶级不能对抗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绝望的自发势力。这是更可怕的。在粮食数量增加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不管怎样发展都不会有什么大危害，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可以使大工业发展起来……”(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一四页)
反对派分子是否什么时候会了解，对农村中的分化和私人资本表现张皇失措，就是不相信我国可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另一面。
现在简单谈谈关于反对派反对党的机关和党内“制度”的斗争。反对派反对党的机关(我党领导核心)的斗争，实际上是为了什么呢?几乎无须证明，反对派在这方面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解除党的武装，使党无从改善国家机关，无从铲除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并领导国家机关。
反对派反对党内“制度”的斗争是要造成什么结果呢?是要松弛党的铁的纪律，而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思议，归根到底是要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所以，党断定反对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非无产阶级分子向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反映，这是正确的。
同志们，反对派联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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